又过了一个月左右，又寄来了一封信。
寄信人是位居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柏林的技术工程师。
信中是这样写的：
前两天拜读了您在《Air International》登载的来信，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战争结束时我刚刚十五岁，被强行拉到柏林西北部的雷和林训练飞行基地做劳工。在战争结束前夕，我记得有一天在德国空军军官陪同下来了一个日本飞行员。他穿着少见的飞行服，肩章上显示着上尉军衔。而且在领口那里还挂着骑士十字勋章，当时就想他一定是功勋卓著。他是作为飞机驾驶员被安排到雷和林混编战斗机部队的。一九四五年四月柏林攻防战已经进入到最关键的时候了。
只有一次，我俩曾进行了短暂的交谈。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他是日本海军的一名军官。我很清楚地记得他说是从日本驾驶着零战来到柏林的。
只有这点信息，不知对您是否有用，期待着您的回信。
浅野反复读了无数次这封来信。其实这里面的信息也是比较含糊的。从这一点来讲跟帕特里奇没什么不同。帕特里奇只是说自己看到了一架国籍不明的飞机机翼上印有红色的圆形而已。这个人也只是记得零战飞行员和自己之间的谈话。确实在海军武官中有可能有能驾驭战斗机的士官。至于他是否真的驾驶零战来德国赴任那是另一个问题。常识上讲，完全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来德国，从东京到柏林应该有很多办法。而且为什么一个海军士官要加入德国空军部队，为什么参加战斗，实在令人费解。
没过几天，又寄来一封信，这次的内容更让人感兴趣。
信中这样写道：
那个日本人飞行员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上旬来到雷和林空军基地的。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四月二十六日。为什么我日子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那一天汉娜莱芝来到我们基地。汉娜莱芝您听说过吗？她是德国空军著名飞行员，时任德国空军上尉。在过去的滑翔飞行当中屡创世界纪录，是当时德国少年们崇拜的偶像。
那天，汉娜和葛莱姆空军大将一同从慕尼黑来到了雷和林。是带着柏林大本营的重大任务正飞往甘图机场的途中来到这里的。听说汉娜本人并没有驾驶飞机，而是将自己的身体蜷缩在飞机的后排。
为了给汉娜和将军护航，大概出动了二十架战机。那个日本人也驾驶战机参与其中。他所驾驶的是F190单座战机。
据返回来的飞行员讲：到甘图机场的飞行时间虽只有二十分钟左右，但苏联空军战机编队向他们发起了猛攻。到达甘图机场这段期间有半数德国飞机被击落了。汉娜所乘坐的飞机据说也中弹了，但总算平安地降落到了甘图机场。残留的多架飞机也降落在甘图机场。
之后，汉娜和将军本打算乘轿车去柏林市中心，可道路被切断，不如坐飞机强行在市中心大街着陆，所以决定傍晚乘坐联络飞机开往柏林市内。一同降落的护航飞机，又再次承担了护航的任务。据说汉娜的联络飞机突破了地面大炮的猛烈攻击，降落到了柏林中心大街。而参与护航的飞机一直等汉娜的飞机成功降落后，才调转方向朝雷和林方向开去。
但在返回雷和林的飞机当中没有日本人的飞机。没有人能确认他的飞机被击落了。所以很可能在返回途中被苏联飞机击落了。
我当时只有十五岁。虽不是少年锋队冲，但早已对飞行员，主要是汉娜的英雄故事而痴迷不已。之所以很清楚地记得当天的事（经返回的飞行员讲过后，迅速在机场传遍开来）也是这个原因。那天我们不停地讲着汉娜的勇气和超凡的驾驶技术。在柏林即将陷落的关键时期，她为了任务竟敢驾驶飞机降落到柏林市中心大街上。而且不惧枪林弹雨，成功将飞机着陆。虽然愚蠢的战争即将迎来愚蠢的结局，但那天我还是被汉娜的飞行所感染，没能彻底否定自己。
因此，坦白地说，那天我的关注点其实并没有放在日本人身上。我也并没有把他抬得有多高，只当他是同盟国或殖民地国一名普通飞行员而已。之所以连他的名字都没记住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在我模糊的记忆中，他说他是日本人，但他并不像东方人，个子也不矮。黑黑的头发和黑黑的大眼睛，给人感觉很文静，倒很像西班牙人。操着一口流利的德语。
现在我能回忆起来的就这些，如果再给我些时间可能会想起更多的细节的。因为我现在很想回忆起跟这个日本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同时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读完后，浅野就决定马上去一趟柏林。不用说是要去见见哈鲁特曼这个技术工程师，想当面听听当时的事情。一般来讲，当被别人提问，触及到矛盾点时，会使人的记忆变得更加鲜明，从而激发人的脑细胞，让过去的记忆复活。无论如何也要见见他。
浅野看了看日历，一九七四年的圣诞长假即将于三周后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