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该怪你？”博格问尚多内，“为什么你认为苏珊的死该怪你？”
“因为他们跟踪我，”他回答，“他们一定是在我离开之后进去，然后对她下了毒手。”
“他们也跟踪你来里士满了？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来是因为我弟弟。”
“请解释一下。”博格说。
“我看见了港口尸体的相关新闻，觉得那应该就是我弟弟托马斯。”
“你弟弟从事什么工作？”
“跟着父亲做海上货运。托马斯比我小几岁，对我很好。我们不常见面，不过我说过了，他会把他不要了的衣服等东西送给我，也给钱。我最后一次见他大约是在两个月前，在巴黎，我感觉他非常担心自己会出事。”
“你和托马斯是在巴黎哪里见的面？”
“在圣安东尼区。他喜欢去年轻艺术家和夜总会多的地方。我们在一条石巷子里见的面。三兄弟工坊，你知道，那里有很多工艺家，桑斯桑兹酒吧和巴朗久酒吧就在附近。当然也有美国酒吧，在那里可以付费找女孩陪。他给了我一笔钱，说他要到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去，接着来美国。之后就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后来我看见了关于港口尸体的新闻。”
“这则新闻你是在哪里看见的？”
“我说过我有很多报纸，常捡些别人丢掉的。很多旅客不懂法语，看的都是《今日美国》的国际版，我在上面发现了一小篇关于里士满发现那具尸体的报道，立刻知道那是我弟弟，我非常肯定。于是我来到了这里。我必须弄清楚。”
“你是怎么来的？”
尚多内叹了口气，又露出一脸疲惫。他摸着鼻子四周被灼伤的红肿皮肤。“我不想提这件事。”他回答。
“为什么？”
“我怕你会利用这件事对付我。”
“尚多内先生，请你据实相告。”
“我是个扒手，偷了一个男人披在墓碑上的大衣，就在拉雪兹神甫墓园，巴黎最著名的公墓，我有一些家人葬在那里。永久墓地。”他骄傲地说，“蠢男人，一个美国人。他的皮夹很大，用来放护照和机票的那种。其实不想讲——这种事我做过很多次了。过流浪生活难免如此。自从他们盯上我后，我几乎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又是那些人，联邦探员。”
“是，是的。探员、治安官一类。我立刻坐上飞机，因为不想给那个人留充分的报案时间，否则在机场大门被逮住就糟了。那是一张回程票，经济舱，到纽约的。”
“起飞是在哪个机场，什么时候？”
“戴高乐机场，上周四。”
“十二月十六日？”
“是的。那天一早我就抵达纽约，然后搭火车到里士满。我有七百美元，从那个皮夹里拿的。”
“那个皮夹和护照还在吗？”
“早就不在了。留着不是太蠢了吗？丢到垃圾桶里了。”
“哪里的垃圾桶？”
“纽约火车站。确切位置我说不出。我上了火车——”
“途中没人盯着你瞧吗？你没有刮毛吧？没人盯着你瞧，或者觉得你奇怪吗？”
“我戴了帽子，头发罩在帽网里，而且穿着长袖高领上衣。”他犹豫着说，“每当这种时候，脸上不够干净的时候，我还会做一件事，就是戴口罩。为严重过敏的人设计、遮住鼻子跟嘴巴的那种。外加黑色棉手套和大框墨镜。”
“你在飞机和火车上都是这副装束？”
“是的，效果非常好。大家都躲得远远的，和我保持距离，我可以独占一整排位子，然后睡觉。”
“你的口罩、帽子、手套和眼镜还在吗？”
他想了一下才回答。她朝他丢了个曲线球，让他方寸大乱。“不太可能找到了。”他含糊其辞。
“你到了里士满后做了什么？”博格接着问。
“下了火车。”
她花了几分钟时间问他细节。火车站在哪里？是否搭了出租车？怎么转车？准备如何处理弟弟的事？他的回答条理清晰，足以让人深信他所言属实。例如他出了美国国铁的马槽街站，搭上一辆蓝色出租车，来到张伯伦大道的一家汽车旅馆。他花二十美元住宿，用的假名，付的现金。接着他说他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想打听那具他认为是他弟弟的无名尸的事。“我要求和法医谈谈，可是没人肯帮我。”他对博格说。
“接听电话的是谁？”她问。
“一个女人，大概是职员吧。”
“她有没有告诉你法医叫什么名字？”
“说了，斯卡佩塔医生。我要求和他说话，那名职员就告诉我斯卡佩塔医生是女性。于是我说，好吧，我可以和她说话吗？可是她很忙。当然，我没留下名字和电话，因为我仍然得提防着点，说不定我又被跟踪了。谁知道呢！接着我弄了份报纸，得知本地发生了一桩谋杀案，一周前有位女士在商店遭到杀害。我心惊胆战。他们来了。”
“那些人？你说在追赶你的那些人？”
“他们也到这里来了，懂吧？他们杀了我的弟弟，并且知道我会来找他。”
“他们真是厉害，尚多内先生。他们竟然知道整个过程——你偶然捡了份《今日美国》，得知这里发现一具尸体，推测那是你弟弟，接着偷了护照和皮夹赶到弗吉尼亚州里士满。”
“他们知道我一定会来。我爱我弟弟，他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依靠，唯一善待过我的人。我必须替老爸找到他。可怜的老爸。”
“你母亲呢？知道托马斯死了她不会难过吗？”
“她喝酒喝得很凶。”
“你母亲酗酒？”
“喝个不停。”
“每天？”
“每天，整天都喝，不是发脾气就是大哭大闹。”
“你没跟她住在一起，怎么知道她每天喝个不停？”
“托马斯告诉我的。从我有记忆以来她就这样了，时常有人告诉我她喝醉了。我偶尔回家，她也都是醉醺醺的。曾经有人告诉我说，我得这病很可能是因为她怀我时经常醉酒。”
博格转头问我。“可能吗？”
“胎儿酒精综合征？”我思索着，“不太像。通常来说，母亲酗酒可能会导致胎儿产生严重的心智和体能障碍，但引发多毛症这类皮肤病变的几率可说是微乎其微。”
“但他很可能相信自己的病是她造成的。”
“的确有这可能。”我赞同道。
“这也解释了他为何如此痛恨女人·”
“造成这类愤恨的诸种原因之一。”我回答。
屏幕上博格将话题拉回到尚多内打电话到里士满停尸间的事。“你试图和斯卡佩塔医生通电话，可是没能成功。接着呢？”
“第二天，周五，我在旅馆房间看电视新闻，知道又有一名女性被谋杀，这次是个警察。你知道，电视上的实时新闻报道，我正好看见这一段。然后镜头转向一辆开进现场的黑色轿车，他们说法医来了。就是她，斯卡佩塔医生。我立刻有个念头，想赶到现场去。我可以在那里等到她离开，然后上前去告诉她我必须和她谈谈。于是我搭了辆出租车。”
他惊人的记忆力在这里出了错。他不记得出租车公司是哪家，连车的颜色都没印象，只知道司机是一名“黑人”。里士满的出租车司机恐怕有八成是黑人。尚多内声称，在搭车到现场的途中——他知道地址，因为电视上提了——他又听到另一则实时新闻，说是要大众留意这名凶手，他可能患有怪病而导致外貌不同于常人，即所谓的多毛症，状况完全和尚多内的相符。“这时候我明白了，”他说，“他们设下了圈套，让全世界以为这名里士满妇女是我杀害的。我在出租车后座慌张起来，不知如何是好。我问那位司机：‘你知道电视上那位女士吗？姓斯卡佩塔的？’他说这城里没人不知道她。我又问她住哪里，说我是个游客。于是他送我到她住的小区，可我们没进去，因为大门守着警卫，但我总算知道该上哪里去找她了。我在距离小区几条街的地方下了车。我下定决心要找到她，否则会太迟。”
“什么太迟？”博格问。
“万一又有人被杀。我必须当天晚上再回来找她，想办法让她开门和我说话。我当然是担心再有谁受害，你知道，那是他们的一贯手法。他们在巴黎就这么做，试图杀害那里的法医，也是女性。她运气真好。”
“尚多内先生，我们先谈你在里士满的经历。告诉我接下来发生的事。那天是十二月十七日，上周五，对吧？你下了出租车以后呢？这一整天你做了些什么？”
“到处晃荡。天气不好，在河边找到一间空屋子就进去避着。”
“你知道那间屋子的位置吗？”
“说不清楚，只知道距离她住的小区不远。”
“斯卡佩塔医生居住的小区？”
“是的。”
“必要时你还能找到那间屋子吧，尚多内先生？”
“那间屋子正在整修，非常大。目前没人住，我知道它在哪里。”
博格问我：“就是警方认为他在里士满期间藏身其中的那间屋子？”
我点点头。我对那栋房子相当熟悉。可怜的屋主，无法想象他们还会愿意在那里面住。尚多内说他在那屋子里一直躲到天黑。那晚他几次冒险跑出来，避开大门警卫，沿着小区后面的河流和铁道往前走。他说傍晚敲过我的大门，可是没人回应。这时博格问我那天晚上是几点钟回家的。我告诉她是八点多，下班后我顺便去了趟普莱森特五金店，想看看各种工具，因为黛安·布雷身上的奇特伤痕以及凶器在床垫上印出的血迹让我感到异常困惑。就是这次让我找到了尖头锤，买了一把后就回家了。我把经过告诉了博格。
尚多内接着说，和我见面这件事让他逐渐不安起来。他说小区周围有不少警车来回巡逻，稍晚他来找我时甚至看见我家门前停着两辆巡逻车。这是因为我的警报器响了——尚多内试图强闯我的车库的结果——警方派了人来。可想而知，他告诉博格警报器不是他触动的。是他们，一定是他们，他说。将近午夜，雪下得正猛。他躲在我屋子附近的树丛里，等着警车离开。他说那是他最后的机会，他非见我不可。他认为他们已经逼近，即将杀了他。于是他走向我的房子，敲了敲门。
“你用什么敲门的？”博格问。
“我记得有门环。我应该是用那个敲的。”他喝光了可乐。马里诺在一旁问他还要不要。他摇摇头，打了个哈欠。这混账，在陈述闯进我屋里试图索我性命的经过时，竟然打起哈欠来了。
“你为什么不按门铃？”博格问。这很重要，因为我的门铃可以启动电子监控系统。要是当时尚多内按了门铃，我就可以从屋内的显示屏上看见他了。
“我也不知道，”他回答，“我看见门环就敲了。”
“你说什么话了吗？”
“起初没有。后来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问是谁。”
“你怎么回答？”
“我报上了名字。我说我有一些信息想要告诉她，有关她正在处理的那具尸体的身份确认，请她让我进门说话。”
“你报上了姓名？你告诉她你是让-巴蒂斯特·尚多内？”
“是的。我还说了我是从巴黎来的，曾经打电话到她的办公室找她。”他又张嘴打哈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继续说，“门突然打开，她就站在那里。她请我进去，我一进门她立刻把门关上。然后更让我吃惊的是，她突然举起铁锤向我冲了过来。”
“突然举起铁锤？她哪儿来的铁银？该不会是凭空变出来的吧？”
“我想应该是在门口的桌上抓起来的。我也不清楚，一转眼的事，我吓得拔腿就跑。我边跑进客厅，边叫喊着要她住手。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太突然了。我只记得当时我站在沙发的后面，有个东西就那样冲着脸飞过来，灼热的液体跑进我的眼睛，我从来没这么……这么……”他又吸起鼻子，“痛过。我拼命尖叫，想把它弄掉。我只想逃离那里。我知道她想杀了我。我忽然明白，原来她和他们是一伙的。他们，他们终于逮到我了。我竟然自己往陷阱里跳！一切都是设计好的。我弟弟的尸体落入她手中，因为她是他们中的一员。现在我就快被捕，他们终于要达到目的了。终于，终于啊。”
“什么目的？”博格问，“再说一遍，因为这部分我实在无法理解，更别提相信了。”
“他们要抓我父亲！”他说。这是我头一回看见他流露情感。“抓我老爸！找理由栽赃，打击他、毁了他。让所有人相信他有个杀人犯儿子，好趁机进入我家！这阴谋进行了多少年了！我是尚多内家族的人，瞧瞧我！瞧瞧我这德性！”
他张开双臂，姿势像受难的耶穌，全身的毛发飘动起来。我惊愕地看着他扯掉那副墨镜，灯光直射入他那双被灼伤的脆弱眼睛，被化学药剂灼伤的鲜红色眼睛。他两眼无神，泪流满面。
“我毁了！”他哭喊着，“我又丑又瞎，还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起诉！你们这些美国人想把一个法国人处死！不就是这么回事！想借此开启恶例！”椅子发出刺耳的摩擦声，马里诺和塔利箭步上前，将他稳住。“我没杀人！是她想杀我！看她把我害成了什么样！”
博格平静地说：“我们已经谈了一小时了，就此暂停吧。够了，冷静冷静。”
画面忽闪着转换成彩条，最后出现一片有如午后晴空的湛蓝色。博格关掉录像机。我呆坐着，一阵眩晕。
“实在不想告诉你，”她戳破尚多内在这间私人小会议室里撒下的骇人魔咒，“有些反政府分子就是满脑子偏执妄想的白痴，他们可能会相信这家伙的说辞。但愿陪审团里别出现这种人，只要有一个就够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