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刚过，道路上的积雪开始消融，其他勤奋、焦急的法医人员也陆续赶到了办公室。我心乱如麻，决定先到楼里四处看看。
我先来到法医生物学部门。该部门占地一万平方英尺，只有少数人员持有电动门卡，被特许自由出入。若非因为公务，人们不会在此逗留，只会在穿过走廊时透过玻璃瞥一眼身着白袍、埋首工作的研究人员。
我按下对讲机键，询问杰米·库恩是否在岗位上。
“我去找他。”对方回复道。
门开了，库恩捧着干净的白色实验袍、手套和口罩出现在我面前。污染是DNA相关工作的大敌，尤其是在当今，吸管、切片机、冰箱，甚至一支笔都可能在法庭上受到质疑，实验室的管理几乎像医院手术室的消毒程序一样严谨。
“我真不想来麻烦你，杰米。”我说。
“你总是这么客气，”他说，“进来吧。”
要进入实验室必须经过三道门，每个密闭的空间里都挂着供访客更换的干净实验袍，地板上的胶纸则是为了清理鞋底。同样的程序重复三次，以确保没有污染物被带往另一个区域。
检验人员的工作区是开放式的，很明亮，有黑色工作台和电脑、水槽、气密系统以及无菌层流操作台。个别工作台整齐排列着矿物油、自动吸管、离心管和试管架。试剂，即用以促成反应的各种物质，以分子生物学方法被大量制造出来，再被均分成少量贮存并以独特的辨识号码标记，以和那些普通的化学药剂区分开来。
污染检测程序基本包括序列化、热变性作用、酶分解、隔离、重复分析、紫外线照射、碘照射、从健康的志愿者身上获得样本和对照组。而万一这些手段都没能成功，检验人员会剔除某些样本。也许几个月后他们会再次尝试，也许会就此放弃。
PCR，即聚合酶链式反应，使得DNA化验能在几天内得到结果，而不必花数周时间。如今采用StR，即短串联重复序列分析，理论上在一天内就能得到结果，只要能提供作测试之用的细胞组织。然而在这起案子中，从集装箱里那位身份不明的男子身上找到的浅色毛发不含细胞组织。
“真不好意思，”我说，“又发现毛发了。这次是在昨晚凯利快客便利店遇害的那位女士身上发现的。”
“等等，我没听错吧？集装箱男子衣服上的毛发和她身上的毛发一致？”
“看起来非常相似。你可以想象我有多急。”
“接下来你恐怕会更着急，”他说，“因为这些毛发不是猫毛、狗毛，不是动物的毛发，而是人类的。”
“不可能。”我说。
“绝对不会错。”
库恩是个瘦高的年轻人，喜怒向来不形于色。我不记得何时见他这样神采奕奕过。
“柔软、尚未着色、刚开始发育，”他继续说，“是婴儿的头发。我想那家伙的家里也许有个婴儿。可接连出现在两个案子里？那位遇害的女士身上也有？”
“婴儿头发不可能有六七英寸长，”我对他说，“从她身上发现的就有这么长。”
“说不定是在比利时的时候变长的。”他淡然说道。
“先来谈谈集装箱的尸体吧。他为什么会全身都是婴儿头发？就算他家有个婴儿，就算婴儿的头发可以长那么长？”
“那些毛发的长度并不一致。有些很短，短得就像胡渣。”
“有从发根被硬扯下来的吗？”我问。
“我没发现附有毛囊组织的，绝大部分的球茎状发根都自然剥离了，换句话说，都脱落了。所以我才无法做DNA测试。”
“有些是剪断或割断的？”我脱口而出，脑中的疑问越来越深。
“没错。不完全是。就像某些怪异发型，你见过的——头顶超短，两边却留着几绺长发。”
“我没见过婴儿留这种发型。”我应道。
“万一他的妻子因服用排卵药而生了三胞胎、五胞胎或六胞胎呢？”库恩说，“他们的发质会很相似，但长度也许不同。DNA化验结果也会相同，如果你有样品可供测试的话。”
同卵双胞胎或多胞胎的DNA是相同的，只有指纹不同。
“斯卡佩塔医生，”库恩说，“我只能告诉你，这些毛发的外观非常相似，换句话说，它们的组织结构十分相似。”
“这位女士身上的毛发在外观上也很相似。”
“有短的吗，就像被剪断的？”
“没有。”我答道。
“抱歉我无法向你提供更多的信息。”他说。
“相信我，杰米，你告诉我的已经不少了，”我说，“只是我还不知道这些信息有何特殊含义。”
“你会找到答案的，”他振作一下精神，“我们会整理出一份报告。”
接着我来到微物证据实验室，还未开口便一眼看见拉里·波斯纳坐在显微镜前。他抬头看向我，眼神如显微镜一般犀利。
“拉里，情况糟透了。”我说。
“向来如此啊。”
“对我们这位身份不明的男子的检验进行得怎么样了？有什么发现吗？”我问，“老实说，我真的迷惘极了。”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是为楼下那位女士来找我的，”他答道，“我正想澄清，我可没有三头六臂。”
“这两起案子或许有一定关联，都在尸体上发现了奇怪的毛发，是人类的毛发，拉里。”
他久久沉思着。
“我想不通，”他终于开口，“真不想这么说，可我只能告诉你，情况似乎不怎么乐观。”
“目前有什么发现？”我问。
“就从集装箱里发现的尘土样本开始说吧。用PLM只发现了一些普通成分，”他是指偏振光显微镜，“石英、砂、硅藻土、燧石和铁、铝之类的元素。含有大量垃圾，玻璃、油漆屑、蔬菜渣和啮齿动物的毛发。那种集装箱里几乎什么都有。到处都是硅藻，但从集装箱地板上搜集而来的采样，以及尸体表层和衣服外层的采样的化验结果让我相当惊讶，这些部位的采样同时混合了咸水硅藻和淡水硅藻。”
“如果那艘越洋渡轮是从安特卫普的斯凯尔特河出发的，这也没什么奇怪。”我说。
“可是在衣服里衬发现的都是淡水硅藻，这我就不明白了，除非他在河里或湖里洗衣服、鞋袜甚至内衣。而我认为没人会用河水或湖水洗自己的阿玛尼和鳄鱼皮皮鞋，或者穿着这身名牌下去游泳。他的皮肤表面有大量淡水硅藻，这才是奇怪之处。至于衣服上混合有咸水硅藻和淡水硅藻，考虑到环境因素倒并非不可理解？你知道，在码头上走动时，空气中的咸水硅藻会沾在他的衣服外，但不会钻进衣服里面。”
“脊椎骨呢？”我接着问。
“淡水硅藻，显然浸泡过淡水，也许是安特卫普的河水。至于那家伙的头发，全部沾着淡水硅藻，没有混杂一丝咸水硅藻。”
波斯纳瞪大眼睛，用力揉了揉，似乎十分疲倦。
“真的很令人费解。充满疑点的淡水硅藻，怪异的婴儿头发，加上脊椎骨。就像奥立奥饼干，一面是巧克力，一面是香草奶油，中间是巧克力香草霜糖夹心，再加一匙香草奶油。”
“别用比喻了，拉里，我脑袋已经够乱了。”
“你会怎么解释呢？”
“我只能编个剧本。”
“请讲。”
“如果他的头部曾浸在淡水里，那么头发就可能只沾上淡水硅藻，”我说，“例如被人头朝下地塞进装有淡水的桶里。你可以用谁做个实验，他不会挣脱的，就像蹒跚学步的小孩那样头朝下栽进装满水的桶里——那种盛清洁剂的五加仑塑料大桶，高达成年人腰部，非常稳，不可能被打翻，否则就是他的头被人按在普通大小的水桶里以致溺水的。”
“今晚我一定会做噩梦。”波斯纳说。
“别等道路又结冰了才下班回家。”我说。
马里诺开车送我回家。我带上了福尔马林罐，因为总觉得那些皮肤样本一定会告诉我一些事情。我想把它放在书桌上，不时戴上手套借助台灯仔细研究，就像考古学者试着解读风化岩石上的原始图腾。
“要进来吗？”我问马里诺。
“奇怪，我的传呼机一直响，却不知道是谁。”他说着停下车，高举起传呼机眯眼细看。
“打开车顶灯或许会好一点。”我说。
“也许是哪个喝醉的家伙总也拨不对电话号码，”他说，“方便的话，我想吃点东西再走。”
我们走进屋时他的传呼机又振动起来。他气呼呼地从腰带上扯下来，翻转着直到能看清显示屏。
“又没打通！五三一是什么玩意儿？你知道谁的电话号码里有这组数字吗？”他恼火地问。
“罗丝家的电话。”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