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十一日，晨。
浙江省余杭县衙门前，一个年近花甲的老太太，手捧状纸，击鼓鸣冤。
皂班通事班头阮德忙不迭的走出来，一见是个老太太在击鼓，急忙道：“莫敲了，莫敲了。老爷刚刚升堂，有状子就交于门子，自然会有门子引你进去。何苦要敲‘喊冤鼓’，但凡敲了这鼓，有事无事都要先打二十大板的。像你这把老骨头，如何能吃受的住。”
老太太哭道：“我是仓前镇葛喻氏，我儿死的不明不白，所以才来击鼓喊冤。只要大老爷能为我儿申冤，我宁愿挨二十板子。”
“有什么话大堂上去说。”阮德说罢，接过状子，将葛喻氏引了进去。
此时余杭县的知县刘锡彤已经升起堂来。阮德将状子呈上来，刘锡彤见状词上写着：告状人葛喻氏，家住本县仓前镇太平巷，家中有一儿一媳。儿子葛品连，于十月初九日暴毙。临死前痛苦不堪，呕吐不止，死后七窍流血，皮肤青紫，死因不明。疑是中毒而亡，请大老爷验尸辩冤。
刘锡彤见出了人命案子，但状子写的含糊，并未有被告，仅说死因不明。便急忙领了仵作沈祥去验尸。又念葛喻氏人老体衰，失儿悲痛，免去了二十大板。
刘锡彤带人来到葛家，棺材尚在灵棚停着。此时正是十月，浙北的气候还很暖，葛品连的尸体虽只放了两天，但尸体已经有些膨胀，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仵作沈详轻轻将尸体的寿衣脱去，只见尸体自腰以下，尽是肿状红疹，色呈玫瑰，开头不一。还有些水泡已经变色溃烂。沿大腿内侧淋巴管有一条明显红线自上向下蔓延发展。沈详用银针插入死者咽喉探了探，即添了尸格，报道：“验得男尸一名，头部无伤，胸腹无伤，两手无伤，两足无伤。七窍流血，四肢青紫；银针探喉，出为黑色，显是服了砒毒而亡。”
阮德原也是做过仵作的，听了道：“沈详，血未洗去，怎知是从七窍而出？银针抽出时，需用皂角水擦洗方可辩认，你为何不洗？虽然四肢青紫，但红疹、水泡和红线为何不提？”
沈详与阮德向来不睦，见阮德挑刺，也不服软，反驳道：“血不从七窍而出，怎能流得满面都是？银针遇毒则黑，何必再用皂角？葛品连身患流火，正在发作之时，自然有红疹、水泡和红线，又有什么奇怪？”
阮德道：“葛品连死后，亲人曾经为他擦过身子。可见面部之血，是入棺以后又流出来的。尸体在棺中为仰躺状。即使只是口鼻流血，也可能流入眼耳之中，看似七窍之血，其实不然；银针不用皂角水洗，则可能被污物所染，看不出本来的颜色，产生误断；流火丹毒发作，也可引起青紫之色，但其色带红又与毒发不同。沈详，你可看的分明？”
阮德一番话将沈详说的目瞪口呆，怔了一会儿才道：“银针我虽未用皂角水洗，却是用纸擦过了；七窍流血，尸体有青紫之色，我已验的分明。我是仵作，你是皂班，各司其职，岂能相代？你要硬说我验错了，你就自己添尸格吧。以后由此引起的事端，我阮德可概不负责。”
二人来言去语吵了半天，都说的有些道理，刘锡彤听了半天，不能下决断。于是道：“可以先填上中毒而亡，至于是中了何毒，留待以后详查。”又问道：“若是病亡便罢，但如果真是中毒而亡，葛品连必是吃了什么东西才死掉的。葛喻氏，那天葛品连吃过什么东西？”
葛喻氏跪下道：“大老爷，小大是做豆腐的，所以起的早，早饭是在家吃的，我家媳妇秀姑作的粥；上午回来时，在王家点心铺买过两个热粉团；回到家之后，说是又冷又疼，呕吐不止，让秀姑到老李家药铺买了桂圆，熬了汤喝。不久就痛得在床上乱滚，口中喷出一口血，将棉袄染的鲜红可怕，虽是急忙叫了郎中来，但已经不济事了。”
刘锡彤道：“要想将砒霜揉入点心，需得提前下手才行。葛品连是临时起意买下粉团，王家点心铺哪里来得及下毒，况且粉团又不是只卖给葛品连一个人，既然其他的人吃了没事，粉团里必是没有毒；桂圆是新鲜东西，如果下了毒会立刻变色，而且老李家的桂圆同样是要卖与他人的，所以桂圆也不可能有毒；那只有熬桂圆汤的时候有机会下毒了。既然是毕秀姑熬的汤，着把此女带回县衙细细审问。”
遂命人将小白菜锁拿了，又命葛喻氏、冯许氏及邻舍街坊一干人证随案到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