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元年（1875年）七月，《申报》发了一篇文章，该文章继续对奉旨审案钦差、浙江学政胡瑞澜复审杨乃武案进行了关注，其中提到“虽行辕内（胡瑞澜的行辕）关防严密异常，但六月二十五日晨浙江巡抚杨昌睿、杭州知府陈鲁已悉底细。”两个与案情有着利害关系、本应回避的人却能轻易而迅速的得到消息，可知此案的审理已经出现偏袒的行为。
从七月开始，《申报》不断对杨乃武的案子进行报道。因为此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已经轰动江南和上海、天津、北京等地。胡瑞澜这一次的钦命审案更是引起社会各届人士的极大兴趣。到八月十一日，《申报》又报出一个重大消息：杨乃武自觉再无雪冤之理，离黄泉路也不远了，在狱中作联自挽云：“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刑台，乃武归天”。因胡瑞澜是个学台，根本不懂刑名诉讼，所以说他是学台充刑台，让杨乃武归天是必然的事。
《申报》连续不断有力度的报道，使社会舆论都倒向了杨乃武这一边。另外在浙江方面，杨乃武的堂兄杨增生、杨恭治等五人联名向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和浙江学政胡瑞澜递交公禀，证明小白菜供称杨乃武指使下毒和买砒霜之事纯属枉供。在北京城，与杨乃武同籍的十八名京官也为他“联名呈控逐款鸣冤”。
接着，杨乃武的把兄弟，就是前文提到被人冒充身份毒死钱宝生的监生吴玉琨联合在京的浙籍举人、生员和杨乃武的好友等三十余人又开始向都察院、刑部、大理寺提出控告，施加压力，揭露杨乃武被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事实。要求提京彻底审讯，昭示天下，以释群疑。
这其中力量最大或最值得一提的有三股势力。
一个是汪树屏，此人就是浙江有名的白尼山汪家子弟，他的祖父在京里做过大学士，哥哥汪树棠也在京里做着二品官，在朝中说话还是有一些份量的。他联合在京的进士、翰林等人联名向各部院上禀贴，上称：此案不仅是有关杨乃武、葛毕氏两条人命的问题，更是有关整个浙江读书人的面子问题。如果真有冤抑而不予平反，恐怕今后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矣。这些进士、翰林都是准备放出去做官的后备干部，特别是翰林，将来都是手掌大权的实授官，这些人联名上书要比前文提到的三十多名举人、生员联名更具影响力。
第二个人是吴以同。他与杨乃武是极要好的朋友，常在一起作诗论文章。吴以同只是个秀才，但他是红顶商人胡雪岩最得意的西席幕友。此时的胡雪岩，无论是官场还是商场都处于鼎盛时期，他与陕甘总督代理新疆军务的左宗棠是生死之交，其他官场上的至交朋友也多的不可胜数。杨乃武案发生时，他正在浙江筹办胡庆余堂药店，对案情比较了解。吴以同将杨乃武的冤情向胡雪岩讲了，又提到杨家为了这场官司已经卖尽田地，家徒四壁，如今杨詹氏要入京上告，苦无盘缠。胡雪岩听了当即答应解囊相助。不仅慷慨资助他们全家进京的路费，而且说要把杨詹氏到京后所有用度也都包下来。杨詹氏在吴以同陪同下去元宝街胡宅拜见了胡雪岩，详述了杨乃武身受重刑的情形以及冤案难雪的内情。胡雪岩听了，不禁脸色惨然，拍案道：“此冤若不得雪，大清之法度何在？”当即命人拿出200两银子的现银，又备一书信致北京阜康分号档手，命其在京中随时给予杨家方便。
第三个人是夏缙川。这个人是个武举人，为人豪爽耿直，好打抱不平。自《申报》在同治十三年开始登载杨乃武的案子时，就一直关注此案。直到胡瑞澜终审将杨乃武和小白菜订成死罪时，便动了要救杨乃武的心思。他虽然只是个武举人，但他的堂兄是刑部侍郎夏同善，相当于公安部副部长的职位。不仅如此，夏同善与内阁学士翁同龢一起任值毓庆宫授读，与手握重权的翁同龢相处甚善。翁同龢先后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历官刑、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单从当时的地位、官品和权力来说，是百官之首。
夏同善与翁同龢花了一个星期查阅了刑部档案，签出杨案的几处疑点，一面指示正在刑部浙江司任郎中的侄子翁曾桂认真审理。（此人后因审理杨案有功升迁为刑部侍郎），一面又拉上浙江籍翰林院编修张家骧一共三个人专门觐见了慈禧，当面为杨乃武申冤，将案情详述了一番，并将其中疑点一一指摘。这三个人，一个是专管审案的专家，一个是手握重权的帝师重臣，还有一个是名满京城的状元，说话份量也是相当重的。
如此声势浩大的伸冤运动，使朝野上下沸腾起来，一时间街谈巷议尽是杨案，邸报奏章多提乃武。慈禧也觉着若想将此案含混了结既无法平息举国上下风起的舆论也无法安抚朝中江浙派官员摇动的人心。慈禧太后终于下了决心，于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日下诏：“浙江余杭葛毕氏一案，前着提督学政胡瑞澜严讯，以案无出入，仍照原拟定谳。现经刑部核查，案中疑窦甚多，已咨令逐条查复。兹着浙江巡抚杨昌睿提集全案人证起解至京，交刑部彻底根究。”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杨乃武案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而衍生成为政治派系的斗争。
在这个案子中，还有三个非江浙派人物，不能不在此用墨一提。
一个人叫做袁保恒，是袁世凯的堂叔。光绪三年，袁世凯乡试不第，结婚后就投奔到这个堂叔门下做了一名机密幕僚。他从袁保恒这里第一次接触了官场，并悟到了不少官场之道。袁保恒这个人其实是很正直的，光绪二年的时候还上书皇帝（其实是慈禧太后），要求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常川驻守，经理全台，以抑制日本对台湾的侵略野心。杨乃武案的时候，他虽然是河南人，不在江浙籍京官之列，但身为刑部侍郎，对这个案子也非常关心。他看出其中可能有冤情后，也参加了为杨乃武翻案的活动。
另一个是五品六科给事中王昕。这个人早在同治十三年就开始对杨乃武案进行调查，并且亲下江南微服暗访。王昕之所以对这个案子下这么大的功夫，是因为他是奉了慈禧的密旨。由于到同治十三年的时候，杨乃武案已经历时近两年了，轰动大江南北，报道连篇累椟。这个案子便引起了慈禧的兴趣，她想知道这个案子的幕后倒底是什么样子，如果只是中下级官吏的贪脏枉法，她倒是很愿意借此整顿一下吏治，提高一下自己的威信。也省的外国人借此又攻击大清的法律不公正，又来要求法外治权。王昕在浙江暗访之后，回来覆旨说此案中确有冤情，其中情弊大多与翁同龢、夏同善等人所言相同。
第三个人是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在复审结果出来后，醇亲王就认为杨昌睿此人过于狂妄蔑视朝廷，不惩不足以儆效尤。王昕暗访回来，他又向王昕打听。王昕称杨乃武案中各级官吏常有意瞻询，抱定官官相护之旨，内中弊窦甚多。醇亲王因此决心要动一动浙江的官场，摘掉几个官员的顶子，来整肃一下那里的官风。
以上这些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保杨势力，最终使慈禧将谕旨改为刑部会同京师五城都察院共审。也为后来翻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