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两位“少年天才”在此忽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细节：这七天从什么时间开始计算？在向警方的交代中，纳森说，他是从5月22日，星期四下午3点30分，即他们打电话到药铺发现没有范克斯先生，而决定全盘放弃时算起。所以当5月29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他被两名警探带到拉撒尔酒店时，刚好不到一周，他便理所当然地在自己的故事中编进了两个姑娘。而理查德的算法，则是从5月21日，星期三下午5点刚过，即勃比·范克斯被掳上车的那一刻。警察将他从家中带走的时间是5月29日，星期四晚上，已经超过了八天。
后来有记者们评论说，尽管二犯在作案过程中充分利用了自己在智力和学识上的优势，策划缜密，运筹精确，但又由于知识分子的弱点，而锱铢必较，相互推诿，反倒不如那些肚子里没什么墨水的黑帮和其他犯罪团伙的成员来得痛快。这也是使他们整个方案归于流产的原因之一。
早晨6点，检察长罗伯特·科罗走出了他的办公室。他看上去疲惫不堪——歪斜的领带、皱褶的衬衣和两只黑黑的眼圈，但兴奋与喜悦却溢于言表。检察长扫了一眼黑压压的记者们，大部分和他一样地衣冠不整。他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这里守了一宿，其中有詹姆斯·缪罗伊，有阿尔文·格斯坦，也有豪尔·梅耶。他知道还有更多的人也在等候着，芝加哥12家报社的主编们、排字工们、印刷工们，被害人和嫌疑人的家属们，当然，还有千千万万的芝加哥市民们。
“我们已经圆满地破获了勃比·范克斯命案。”科罗检察长宣布道，“凶犯已经在押。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已经主动向警方作了彻底的交代。
“这宗绑架谋杀案是他们蓄谋已久的，但勃比·范克斯却并非两名案犯事先设定的目标。……”
马上就有记者涌向电话亭。几分钟后，各报的号外首页便送到了印刷厂。据《芝加哥先驱者》报统计，该报号外上市的头10分钟内，即售出10万份。
正如媒体所预料的，芝加哥再一次地轰动了，或者说，震动了。尽管这座大都市的人们已经对谋杀、抢劫、绑架，以及团伙犯罪等等见惯不惊，但两位如此养尊处优、学识渊博，且又前程不可限量的百万富翁之后，竟会为了区区一万美元而似江湖上的草寇蟊贼一般绑架撕票，实乃闻所未闻。更令人万难想象的是，两名案犯在策划和实施过程中的冷酷与冷血，他们挑选和杀害人质就如同“随手从树上扯下一片叶子，再随手将它揉碎”。
乔尼·乐文森的父亲在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时说：“我和我的妻子不久前曾赴洛易家的晚宴，当时理查德也在那里，他热情、风趣，又细致、周到，一举手一投足都很有绅士气派。我一直认为他是我所见到的最优秀的孩子。我对他的供词只有一个评论：难以置信。”
鄂尔文·哈特曼的祖父也有同感：“这两个孩子的手里有那么多的钱可供他们随意支配，怎么还会干下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里奥普和洛易两家更是无法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理查德后来谈到这一点时说：“真正让我感到难受的是我的母亲。无论我怎么跟她解释，说这一切全是真的，但她还是那么固执地、那么一厢情愿地拒不相信她的儿子犯了法。”
据说理查德的母亲、洛易夫人安娜曾登门求见范克斯夫人弗萝拉，以表达她的悲痛、同情和遗憾。毕竟，她们双方都在这场惨案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两度遭到拒绝后，安娜不顾用人们的阻拦，径直闯入范克斯夫人的房间，发现弗萝拉如木头般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散漫的目光痴痴地投向窗外。安娜刚开口向受害人的母亲致歉，弗萝拉便打断了她的话：“勃比很快就会回来的，我相信。”
勃比的父亲雅各布·范克斯则说：“纳森·里奥普自称是无神论者，那他又当如何解释那副为警方留下线索的眼镜呢？”纳森的母亲弗萝伦丝·里奥普夫人生下了最小的儿子便一病不起，17年后即撒手人寰。纳森悲愤之余，从此不再去教堂。
同日晚，理查德的叔父、芝加哥市教育局局长捷科·洛易在律师本杰明·巴赫拉奇的陪同下，亲自拜访了全美著名刑事案律师克拉任·达偌博士，恳请他出庭为纳森和理查德辩护。理查德的父亲阿尔伯特·洛易本来就年迈体弱，儿子犯事之后更犹如雪上加霜，力所不能支，只得请其弟出马打点。因为当时的芝加哥已是民情激愤，众怒难平，人们纷纷要求对二犯处以极刑。据报道，捷科对克拉任说：“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判他们无期徒刑，而不是死刑。我们愿意支付任何的、所有的费用。只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不要绞死他们。”
67岁的克拉任·达偌其貌不扬，大智若愚。多年后，纳森·里奥普在他的自传中这样描写对克拉任的第一次印象：“那天很暖和，克拉任穿一件薄呢外套。外套是不错的外套，但看上去好像他穿着它睡过一觉。衬衫也是皱巴巴的。而且，他那天的早餐肯定吃了鸡蛋，我能看出衣服上的印迹，要么就是没换过衣服。领带胡乱打了个结，歪歪地挂在脖子上。最不修边幅之处是，克拉任不戴帽子，又不曾好好做过头发，所以前面的那一绺老是掉下来耷拉在右眼上。每到此时，老头子便会很不耐烦地用手指将它们顺上去。不管谁看见他这副样子，都会当他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人，一个在芝加哥转上一圈就会迷路的乡下人。我当时心里想，他懂得法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