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想象,像这样的两个孩子,在一个灰蒙蒙的早晨醒来,换上一套干净的囚服,走上绞刑台。在那里,他们被蒙上双眼,捆缚手脚,推到活动踏板上。绞索徐徐地降下来,绕过他们的脖颈,在后面打一个结。然后,行刑者一摁机关,脚底的踏板便被抽掉。我不能想象,他们在空中坠落,又陡然被绕在脖子上的绞索止住。”
“历史上曾有过各种各样惨无人道的死刑:火烧、水煮、凌迟、分尸等等。在英国,罪犯是被吊在十字路口,让所有的人们都能看得到。……一个小偷被绞死了,结果在围观的人群中,更多的人被掏了钱包。一个杀人犯被绞死了,结果有人在前往观看绞刑的途中或回家的路上被人杀害。”
“历史上曾有过那么多的死刑,我们生活的社会因此而变得安全和平了吗?”克拉任·达偌悲哀地摇摇头,“没有。”
“这三个月以来,我就像是一个人站在海边,竭尽全力想要抵挡住铺天而来的大潮。我盼望着风能够停息,海能够平静。我相信它们终究会的。顺便说一句,请大家不要误解了我这个比喻的意思。我知道,在这场官司中,最简单,也最能迎合民意的做法,就是对我的委托人处以极刑。一些没有头脑的男人和女人们会为这样的判决鼓掌,一些心胸狭窄或生性残忍的人会为这样的判决喝彩。但是,在芝加哥,以及比芝加哥更宽更广的土地上,还有无数的父母们,无数心地善良的、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们,他们看到的不光是这两个不幸的孩子,还有他们自己的孩子,邻居的孩子,以及后代中成千上万的孩子。或许有一天,那些孩子们也会站在纳森和理查德今天的位置上。”
“尊敬的法官大人,您现在正处于过去和未来之间。您可以把这两个孩子送上绞刑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一根绞索,直至他们停止呼吸。但是,假如您这样做了,您便是将您的脸转向了过去。……您也可以拯救他们,同时也拯救了现在和今后千千万万和他们一样的孩子们,拯救了那些心地善良、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们。我祈求未来,祈求有一天,仇恨和残忍不再占据人们的心灵。那时候,人们将学会如何去分辨和判断,如何去理解和信任。那时候,人们将懂得,所有的生命都同样地值得挽救。那时候,人们将懂得,仁爱与宽恕是人类灵魂的最高境界。”
克拉任·达偌讲了整整三天。当他说完时,法庭中的不少人流下了眼泪,包括约翰·加维利法官。
在后来的年代里,许多法学教授要求学生们熟读达偌博士的这篇总结性发言。
1924年9月10日,星期三,法官约翰·加维利早晨5点半就起来了,6点以前吃过早饭后,由两名警员陪同在公寓的附近散了步。听证结束后的十几天里,约翰·加维利收到了不少恐吓信和恐吓电话,有的威胁说,如果法官不判处二犯死刑,他就要炸毁法庭大楼。有的则宣称,如果法官胆敢将二人送上绞刑架,他就将会被电缆线活活勒死。一天,法官出门参加一个葬礼,有人打电话到公寓通知加维利夫人说她丈夫被刺,等老太太匆匆赶到葬礼上,发现法官安然无恙。从此,加维利夫妇掐断了电话线,摩根·柯林斯署长为刑事法庭大楼增派了50名警察,为法官安排了保镖,还在他们夫妇住的公寓楼派了持枪门卫。
8点15分,约翰·加维利法官的车在一前一后两辆警车的护送下驶向刑事法庭大楼。当他步入法庭时,公诉方和被告方的律师们,以及里奥普家人和洛易家人们,已经齐齐地等在了那里。缺席的只有被害者家属,范克斯先生曾在事前通知法庭,说他们更愿意留在家里。
在法官宣布他的决定之前,他问两名被告有没有什么要说的,纳森和理查德都摇头表示没有。
加维利法官在发言中指出,毫无疑问,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被指控之绑架谋杀罪成立,公诉方向法庭提供的大量人证物证,以及两名被告自己的供词都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在综合分析了双方专家证人们的证词和相关的诊断报告之后,法官不认为纳森或理查德患有任何形式的精神病或神经病,尽管他们的一些行为有异于常人。法官说,目前还没有针对这类案子的具体法律条文,但他同意克拉任·达偌博士的观点,两名被告的年龄尚小,尚不适合被判处死刑(ttooyoungtogetty)。
“本庭在量刑时选择了监禁,而非死刑,其主要的考虑,是基于两名被告的年龄。……这并不意味着,本庭将不在今后的任何案子中使用死刑,或一概地反对死刑。但本庭确信,他有权拒绝对尚未成年者判处死刑。”
加维利法官严肃地看着纳森和理查德:“在伊利诺伊州的历史上,只有两起未成年者被处以极刑的案例。本庭不希望由他亲手将那个数字增加一倍。”在那两例中,被告方做的是“无罪”辩护。
后来,纳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幽默道:“早知如此,我们就不需要聘请那些专家证人了,甚至连律师也不用,只消将出生证交给法官就行了。”
约翰·加维利法官最后宣布:
对两名被告所犯之谋杀罪,本庭依法判处他们无期徒刑。
对两名被告所犯之绑架罪,本庭依法判处他们有期徒刑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