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约翰·杜鲁门主任也将“异常高发区”的发现报告到了位于亚特兰大的全国疾病防治中心，该中心遂派出专家，与马萨诸塞州卫生部联合组团，到沃伯恩的市民中，特别是那12个患者家庭，进行调查研究。
不久，应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之邀，安妮·安德森与布鲁斯·扬格牧师专程前往首都华盛顿特区，在国会参议院的“公共事务与环境委员会”作证。安妮在她简短的发言中说：“我们为自己的孩子担心，也为朋友、熟人和其他的孩子们担心。我们的左邻右舍无一不生活在每时每刻的恐惧之中。”安妮的最后一句话被印成大号铅字，当作了第二天《波士顿环球报》的新闻标题。
冬娜·卡能在沃伯恩只认识一位律师，就是当年替她办理离婚的律师。1980年7月，冬娜接到律师的电话。当时，冬娜的儿子罗比已经病入膏肓，律师问冬娜可曾考虑过通过法律程序为孩子讨个公道，冬娜说不曾。律师说他自己并不十分精通伤亡索赔，但是如果冬娜有兴趣，不妨找波士顿的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试试。
冬娜拿不定主意。按照一般的常识，打官司总是牵扯到一大笔法律费用，以冬娜的处境，她是连想都不敢去想。冬娜找到布鲁斯·扬格牧师，牧师说，向律师咨询咨询应该不要紧的。
冬娜于是往里德—缪里根事务所打了电话。一周后，乔·缪里根开着他的白色卡迪拉克如约来到沃伯恩的三一圣公会教堂。扬格牧师给他看了那张地图，给他讲了和约翰·杜鲁门主任的会晤，以及全国疾病防治中心与州卫生部联合进行的调查。“12例白血病和被污染的饮用水，”乔·缪里根后来说，“这样的案子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但问题是，告谁？向谁去讨赔偿？扬格牧师说，国家环保署正在着手调查污染物的来源，等他们的报告出来，一切都自会清楚了。
乔·缪里根离开时带走了扬格牧师收集的有关报刊剪集，并请牧师安排他与患者家属见面。
扬格牧师让安妮·安德森去通知那10个家庭。但由于各自的原因，并不是人人都愿意和律师打交道。
在8月底的见面会上，乔·缪里根向众人介绍了他自己和他的事务所，更多的时候，则是在倾听大家的议论。其间有人问到了费用，乔说，同意请他的事务所做代理的家属将会签署一份合同，合同规定，律师的报酬为赔偿额的三分之一。但在收到赔偿以前，家属们不必付钱，也不必支付办案所需的任何花费。
到9月底，一共有五家人家在合同上签了字——安德森、卡能、佐纳、卡恩和图梅。
12月22日，吉米·安德森病情恶化，安妮打电话向沃伯恩消防队要急救车送吉米去马萨诸塞总医院。当工作人员把孩子放上担架时，一位消防队员问安妮：“你儿子的大夫是约翰·杜鲁门主任吗？”
安妮很诧异：“你怎么知道？”
“我儿子也得了白血病，他是杜鲁门主任的病人。”
安妮不记得曾经在那些会议上见过他，便问：“你是？”
“乔恩·里莱。”
想起来了。那是五年前的那个11月的傍晚，吉米第二次住进马萨诸塞总医院的时候。一位老妇人在走廊尽头的窗户旁告诉安妮，一个名叫迈可·里莱的小男孩刚刚死了。
不到一个月，1981年1月18日，星期天，14岁的吉米·安德森在极度的病痛中停止了呼吸。此前一天，一位当班的护士在她的工作日记中写道：“母亲一直陪伴在这里。母子俩都显得疲惫不堪。吉米问：为什么偏偏是我？”
在此之前，乔尔斯因为不堪家庭的重负，已经与安妮母子分居。
同年年底，在熬过了精疲力竭的五年之后，冬娜家9岁的罗比·卡能也离开了人世。
又过了一年，一个6月的下午，冬娜·卡能提着一桶牛奶到戴摩拉超市退货。她那天早晨刚买的奶，中午打开却发现已经变了质。
另一位在“顾客服务处”柜台前排队的男人手里也拎了一桶同样的奶。男人大约30来岁，一脸憔悴。他和冬娜相互看看，笑道：“奶坏了？”
冬娜点点头。
男人又说：“说实话，我现在还真没工夫对付这种差事。我刚刚在医院里呆了一个星期，陪儿子。”
“非常抱歉。”冬娜说，“他怎么了？”
“白血病。”
两个人站在超市门口谈了半个多小时。男人名叫理查德·奥费诺，卡车司机。他的儿子嘉洛德今年刚3岁。奥费诺家也住在派茵街附近，离安德森家只消步行三分钟。临别时，冬娜说：“如果你什么时候想找人聊聊，可以给我打电话。”
三个月后，冬娜听说，嘉洛德·奥费诺死了。
那是9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奥费诺夫人劳拉打电话给嘉洛德就诊的波士顿儿童医院，告诉值班护士说嘉洛德一直在昏睡，叫都叫不醒，她很担心。护士问孩子发不发烧，劳拉说不。护士说不必担心，“明天一早送过来就是了。”
星期一早晨，劳拉还是叫不醒嘉洛德。她伸手试了试儿子的鼻息，已经非常非常微弱。夫妻俩慌了，他们赶紧开车沿93号高速公路朝波士顿疾驰而去。快到桑蒙维尔的时候，怀抱着嘉洛德的劳拉突然惊慌失措地叫起来：“哦，上帝！我觉得他好像已经没气儿了。”理查德把车停靠在路边，开始嘴对嘴地给儿子做人工呼吸，但是已经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