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待简恩的是事务所的大老板巴瑞·里德。他把简恩带到培根山庄一家极高档的意大利餐馆，这里经常有州长、市长和各界社会名流出入。在跟着侍者穿过厅堂时，巴瑞不时地停下来与熟人握手、寒暄。巴瑞正在他名气的巅峰，他写的一部小说《裁决》刚被好莱坞改拍成电影，50多岁的巴瑞本人也长得不亚于一位电影明星，依然健硕的身材，依然浓密的波浪式鬈发。电影在波士顿拍摄期间，当地媒体曾连篇累牍地报道过巴瑞在司法界和文艺界的种种传奇。现在，他又跟简恩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这些故事。简恩心里纳闷，这位老板怎么不问问我的情况？
两个钟头过去了。签单的时候，巴瑞·里德仿佛突然想起一样，说哦，那起飞机失事案中有两名遇难者的家属刚和我们签了约。“派普箭”的主人生前为乘客投保了上百万美元，只要我们能证明他在出事之前有违章操作，保险公司就得付七位数字的赔偿金。听说还有一位家属委托了你？我看咱们这么办，孩子。你把案子转给我们，事成之后，我们会付给你一笔不菲的报酬。你就等着拿钱，什么事也不用做。你可以去忙你手头别的案子。
“我手头没有别的案子。”简恩·希莱曼很固执地说，“如果你真有兴趣，咱们可以合作。”
两人又争执了一番，见简恩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巴瑞·里德说：“OK，你搬到我的事务所办公。我让他们在会议室里给你挪出个角落。”
简恩·希莱曼开始到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上班。巴瑞·里德在路过会议室时会不时地探头看一眼“孩子”在做什么。通常在巴瑞上班时，“孩子”早已经到了，在巴瑞下班时，“孩子”还没有走的意思。偶尔，“孩子”也会消失几天，回来时总是兴高采烈地向巴瑞炫耀他的新发现。就这样，简恩从大西洋城的赌场带回了商人的信用卡收据，证明在星期天晚上6点驾机起飞之前，他一直在喝酒，从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调控中心带回了失事前的通话录音，说明商人当时已经丧失了判断力，调控员指示他右转时，他却向左转，他马上道歉说：“Iamsorry。”然后就是一片尖叫声，然后，“派普箭”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过了三个月，案子递进了法院。保险公司接到法院的通知后立即打电话到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双方谈判的结果，被告方同意按最高投保额付赔。
巴瑞·里德对这个结局非常满意，他告诉他的合伙人乔·缪里根：“这孩子就像一只猎犬，一旦咬住了猎物，打死都不松口。”
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乔·缪里根在下班前邀请简恩·希莱曼到附近的酒吧喝一盅。两个人端了酒在角落的火车厢里坐定，乔对简恩说：“我们还有很多不错的案子。其中有一个，我特别希望由你来办。”
第二天，一只文件夹放在了简恩在会议室的“办公桌”上。文件不厚，不足一英寸。封面上写着：沃伯恩案。
简恩·希莱曼第一次到沃伯恩时，距五家人家与乔·缪里根签订合同已经八个月。会晤的地点安排在安德森家里。吉米刚刚病故不久，安妮看上去苍白而憔悴。简恩花了两个多钟头向他的委托人们解释说，几个月工作下来，他认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提起诉讼。他已经查阅了所有能够弄到手的有关资料，包括不久前全国疾病防治中心与州卫生部联合提交的调查报告，但是，一、没有人确切地知道G号井和h号井中污染物的来源，也就是说，没有人知道被告方应该是谁；二、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那些污染物会导致白血病。
简恩离开安德森家时心里充满了内疚。在开车回波士顿的路上，简恩总忆起理查德·图梅说的一句话：“我们打这场官司不是为了钱，我们只是要讨个说法。这么多的孩子病了，死了，却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我们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简恩想，你说得很对，但我实在是爱莫能助。这个案子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庞大了，太复杂了，也太昂贵了。我力所不能及。
在这之前，乔·缪里根已经指示秘书将安妮·安德森和冬娜·卡能的电话转给简恩·希莱曼。很快，留言条叠成了高高的一摞。简恩强迫自己不去看它们，也不去想它们，强迫自己若无其事地埋头于其他的案子。
一个秋天的下午，安妮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拧开车里的收音机。RKO台的主持人请来了两位律师作为嘉宾，回答听众的提问。安妮把收音机开在那儿，也没有认真去听，但突然，她听到了简恩·希莱曼的声音。其时，安妮刚刚拐进一家超市的停车场，又匆匆忙忙地退出来，以允许驾驶的最快速度直驰家中。安妮推开房门，冲进厨房，抓起墙上的电话。
“我想问希莱曼先生一个问题。”安妮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请讲。”主持人的声音。
“如果律师不回你的电话，你该怎么办？”
“等等，”简恩·希莱曼说，“我知道这个声音。是安妮吗？”
“简恩，我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但从来找不到你。”
简恩当即答应，明天一定给安妮去电话。
根据马萨诸塞州法律，个人伤亡赔偿案的原告方从事发之日起三年内若不提起诉讼，便算做自动放弃。按官方的算法，沃伯恩案的起始日期为1979年5月22日，即G号井和h号井被关闭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