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是简恩始料不及的。他和平德尔教授花了大力气去证明J·J·瑞勒皮革厂污染了两井，却完全忽略了·R·格拉斯公司，以为从地理位置上看，一切都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简恩想，乔恩·嘉希瓦肯定在哪儿弄错了，尽管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那天晚上，简恩和查尔斯·纳逊教授在事务所里花了几个钟头，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乔恩的证词。乔治·平德尔教授去了欧洲开会，没法儿跟他讨教。临走时，纳逊教授带走了平德尔教授留下的几本水文学教科书。
第二天，乔恩·嘉希瓦继续出庭。他说当水泵开足马力时，G号井和h号井每分钟的抽水量为1100加仑。就算·R·格拉斯的地下水真的到达了两井——乔恩实际上并没有承认这一点——也最多不过是每分钟5加仑，占水流总量的05%，相当于成语中讲的沧海一粟。
查尔斯·纳逊教授一直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乔恩所说的每一句话。这时候，他在笔记本上涂写了几笔，便匆匆起身离开了法庭。
纳逊教授一走就是两天，事务所的秘书不停地打电话，但到处都找不到他。没办法，简恩只好硬着头皮独自面对乔恩·嘉希瓦。在他的交叉取证中，简恩不敢去碰·R·格拉斯的地岩，便将话题转到了与之一江之隔的J·J·瑞勒皮革厂。简恩想玩一招借刀杀人。
简恩拿出国家环保署进行模拟抽水实验那天，平德尔教授在J·J·瑞勒皮革厂的地盘上测得的地下水水位数据，请乔恩·嘉希瓦当庭计算地下水的流向。结果，乔恩把皮革厂的地下水算进了G号井和h号井。
司肯纳法官饶有兴趣地听了一阵，他打断简恩的取证，自己向乔恩提问道：“依照你的观点，阿波卓纳河会在两井和皮革厂的地下水之间形成一道屏障吗？”
“不会的，法官大人。”乔恩说。
“那么以你之见，地下水会从皮革厂流经阿波卓纳河的河床底下，到达两井的所在地了？”
“完全可能。”
“法官大人，”杰罗·费歇尔起身抗议道，“你不能提这样的问题。”
瓦尔特·司肯纳挥挥手，示意杰罗坐下，或者说——闭嘴。
简恩成功了。他成功地操纵了一方被告的证人去攻击另一方被告。但是他仍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问题。简恩在心里头纳闷，纳逊教授到底去哪儿了？
查尔斯·纳逊教授躲进了哈佛法学院的教职工图书馆，他知道只有在那儿才不会被人打搅，才可以塌下心来做他的学问。
乔恩·嘉希瓦在法庭上用了很复杂的电脑模拟程序，以纳逊教授的条件，他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对此进行验证。他所有的工具，就只是那几本水文学教科书。纳逊教授翻开第一页，从最基础的开始阅读。也许是急于要找到答案，也许是几个月来在平德尔教授那儿的耳濡目染，纳逊教授读起这种专业书籍来竟并不觉得生涩。
纳逊教授找到了平德尔教授曾提起过的水文学中最基本的达瑟定律（Darcy’sLaw），也是计算地下水流量的基本方程：
Q=K·A·I
该定律说，通过某一地层横截面的地下水流量（Q）应该等于水在该地层的渗透率（K）与横截面积（A）和水流倾斜度（I）的乘积。纳逊教授把乔恩在法庭上列出的相关数据一一代入，发现方程的两边并不相等。你可以在模拟过程中附加上这样那样的条件，或预定这样那样的假设，但基本定律是绝对不能违背的，纳逊教授想。他相信他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二天一开庭，简恩·希莱曼在黑板上写下经过纳逊教授变换的达瑟定律：
A=Q/K·I
“假定你所使用的K值是正确的，即地下水在地岩层中的极低的渗透率。”简恩对证人席上的乔恩·嘉希瓦说，“假定你的I值也是对的，即·R·格拉斯食品机械厂与G号井和h号井之间的坡度。请你把你用计算机模拟程序算出的地下水流量代入等式的右边，看看会是什么结果。”
乔恩计算出了面积A。简恩又让他除以食品机械厂的占地宽度——那也是取自乔恩自己的数据——结果应该是横截面的高度。
“59英尺。”乔恩从计算器上抬起头来。
“59英尺。”简恩重复了一遍。乔恩自己制作的食品机械厂的大幅地下岩层构造示意图就在旁边的架子上立着，简恩请他按图上的尺寸比例从基岩开始往上丈量。
“比地面高出10英尺。”
也就是说，运用乔恩自己的数据进行计算，·R·格拉斯食品机械厂的位置应该在水下10英尺的地方。
事后，报道本案的记者们谁也不愿意相信，这个水文学的计算错误竟然是一位法学教授发现的。
乔恩·嘉希瓦是沃伯恩案第一阶段庭审的最后一位证人。7月1日，星期二，应陪审团的要求，司肯纳法官安排他们去沃伯恩实地考察，法官本人和全体律师也陪同前往。之后，陪审团将有近两周的假期。
法官和律师们却不得休息，他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草拟出供陪审员们裁决的问题。通常，在这类案子的审理中，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你是赞同原告方，还是赞同被告方？”复杂一点的，如简恩这次拿出的方案：“你认为比却斯集团和·R·格拉斯公司是否应该对1979年5月22日之前G、CE和其他化学污染物到达两井的具体时间对本案第二阶段——“医学论证”——的审理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