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是的。”
“最早的是到哪一年？”
“我不记得了。有新的，有老的。……它们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那些配方。不过是些和做菜的菜谱一样的单子。”杰克还说，他曾先后给过律师们一些配方，就在上次庭审之前。
简恩转向司肯纳法官：“他们上次就应该给我那些化学配方的资料，法官大人，但是没有给。我要求他们现在给我。”
法官问杰罗·费歇尔，杰罗说他从来就没收到过这些资料。法官又问玛丽·莱茵，玛丽说她把它们放在了事务所的储藏室里。玛丽又说，其实他们从不曾向原告方隐瞒这些配方。但是既然原告方没有问起，他们也没有义务主动提供。
简恩·希莱曼遂请求法官允许原告方进入玛丽·莱茵事务所的储藏室查找相关资料。但司肯纳法官的回答却是：“你知道你在讲些什么吗？那是一间堆满了各种文件的储藏室。如此大规模的‘摸底’性查寻将导致一场新的庭审，而不是听证，你懂吗？好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到此为止。”
简恩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在法官席前挥舞着拳头：“这次的听证不就是因为被告方隐瞒了关键证据吗？我们刚刚听到，除了那份扬基公司的报告外，他们还扣留了更多的资料，譬如化学配方手册。你怎么可以？……”
司肯纳法官厉声打断了他的话：“我并不清楚在上次开庭之前的‘摸底’过程中，你是否曾向他们要求过你现在要求索取的这些东西。任何一方都没有义务主动提供对方不曾要求过的证据。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请继续你对杰克·瑞勒先生的取证。”
简恩·希莱曼无奈。他开始向仍旧坐在证人席上的杰克·瑞勒询问一些关于那次搬运垃圾的秘密行动，然后拿出杰克三年前的证词，翻到第22页，念道：
杰罗·费歇尔：据你所知，是否有过任何形式的垃圾废料等曾经被倾倒在那块15公顷的空地上。
杰克·瑞勒：我已经说过了。
杰罗·费歇尔：请你再说一遍。
杰克·瑞勒：没有。据我所知，从来没有过，绝对没有过。
杰罗·费歇尔：你也没有从那里搬掉或运走过任何东西？
杰克·瑞勒：没有。
杰罗·费歇尔：你能讲讲为什么吗，先生？
杰克·瑞勒：因为我的律师告诉我说要对那里进行调查，所以什么都不能动。
这一次，没费什么周折，瑞勒先生就承认了他在上次的庭审中作了伪证。
坐在旁听席上的冬娜·卡能后来说：“我当时看见瑞勒先生的样子真替他难受。”
杰罗·费歇尔本打算以杰克·瑞勒的健康状况为他的记忆混淆作辩护，但是杰克不允许。
作证完毕，杰克·瑞勒步履蹒跚地走下证人席，走出法庭，嘴里喃喃道：“这一切和事实没什么关系，和伪证也没什么关系。这一切都是因为钱，因为钱……”
他问身边的一位记者：“这一切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大概还得一年吧。”记者说。
“一年？”老人摇摇头，“我恐怕活不到那一天了。”
最后两位出庭作证的是被告方辩护律师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他们发誓说从来没有拿到过扬基环境工程公司的调查报告等文件。
1989年7月，法官瓦尔特·司肯纳作出裁决，杰克·瑞勒在1986年的沃伯恩案审理期间犯有伪证罪，玛丽·莱茵则因蓄意扣留证据而犯有渎职罪。法官认为，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在此期间的言行无可指责，并宣布，将于同年10月举行的另一次听证会上论证，与被告方有关的这两项罪责是否影响到了原告方对案情的陈述。
10月的听证会持续了两个星期，双方都没有传唤证人，只是凭借已有的文字资料等进行论证。最后，司肯纳法官要求简恩·希莱曼向法庭提交他当年在对J·J·瑞勒皮革厂进行调查和摸底时的笔记和各种文件，以供裁决时参考。
除了原定的议程外，玛丽·莱茵聘请了自己的律师，并向法庭提交了41件物证——信件、便函、电话记录和收据等，证明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曾经分别收到过玛丽送给他们的那些所谓“被扣留和隐瞒的文件”，包括扬基报告和J·J·瑞勒皮革厂的部分化学配方。其中一张日期为1984年11月的收据上说明，法庭文书曾向尼尔·雅各布递交了扬基公司的报告，尼尔亦在收件人栏目里签了字。
但司肯纳法官仍不改初衷，维持原判。他认定，玛丽·莱茵在年初的那次听证中“有意”隐瞒了这些证据。如果不是因为被判有罪，她或许永远都不会交出这些证据。
也就是说，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仍然是清白的。也难怪，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法律不过是他的手中玩物，怎么可能被判罪？
1989年12月12日，星期一，简恩记得他做了一宿的噩梦。早晨刚上班，法官瓦尔特·司肯纳的办公室就打来电话，说法官已经就10月的听证会作出了裁决，他可以在今天的任何时候去取。简恩马上和比尔·克诺利一起赶往法庭大楼，他觉得他等候这个裁决已经太久太久了。当他从司肯纳法官的秘书手里接过裁决后，简恩迫不及待地匆匆翻阅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