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 veut la fin veut les moyens.”
（法谚：要达到目的，就得想一切办法。）“博士依旧昏迷么？”，积格勒探长问我，他抓着自己灰白的大胡子，样子疲惫不堪。
“?嗯，医生说他有稍许的心律失衡——已经注射了利多卡因（作者按：Lidocaine，一种常见且见效快的抗心律失衡药物。），应该没什么大碍。”，我说着，看了一眼躺在观察室中的捷尔特·内格尔博士。
“昏倒的原因，已经清楚了么？”，积格勒探长似乎是松了口气，在观察室门口坐了下来。
“似乎是紧张过度?，那种情况下，您知道的?”
我突然不知该怎么表述才好——积格勒探长看出了我的为难，摆了摆手，示意我不用再讲下去。他转过头，问守在观察室边的威利：
“已经向总台汇报了么？”
“在来的路上就已经汇报了。”，威利回答。
“请求支援了么？”
“这个?”，威利显然没想到要请求支援。
“?算了，只是今晚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嗯，那家伙总不至于在医院放肆的?”，我有些怯怯地插了一句。
哪知这句话却引来了积格勒探长的强烈反应：
“不会在医院放肆？哼，你倒指望这些分不清半截手指和花生壳之间区别的屠夫们在医院里会变得收敛些么？这里比李希特街58号要危险得多，明白么？”，积格勒气鼓鼓地回应着我的插嘴，威利和纳夫普则在一旁偷笑——他们显然知道这样的结果。
我默不作声地低下了头，感到脸颊微微的有些发烫。
该死的老板，他怎么不提醒我，这位探长竟然这么难以相处。
似乎是看出了我的窘态，我们的大胡子探长也开始觉得自己刚刚的话语有些过分了——他捻了一把自己的大胡子，用明显和缓得多的语气接着说道 ：
“?要知道，如果不危险的话，我就不会想到请求支援了。?嗯，我说，你的名字是塔芙妮对么？”
“嗯?没错，怎么了？”，我抬起头——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刚刚还凶凶的探长竟会突然问起这个问题。
“这是个好名字?”
积格勒探长小声而略显尴尬地说出了这句话。
威利笑出了声，而纳夫普还在使劲忍着——我的脸一定很红很红。唉~`，眼前的探长缓和气氛的方式实在是不怎么样，不过，现在我收回刚才的话——这位探长似乎也不那么难相处，而且，那显眼的大胡子看起来还是挺可爱的晚上十点半，威利和纳夫普去买咖啡了，我和积格勒探长守在观察室外面：大概十点钟左右，值班医生威廉·格拉蒙又过来了一次，并确认捷尔特博士的情况已经完全稳定了——这是个好消息，原本守在观察室里的两名护士也因此离开了，但我们却不能离开：积格勒探长刚刚给总局打了请求支援的电话，但结果显然不怎么乐观——局里不仅不同意向医院加派人手，还拒绝让威利和纳夫普换班。本来我是打算等博士的情况稳定下来就离开的，可现在这种情形，我也不太好意思向积格勒探长提回家的要求——算了，反正今晚的连续剧早就结束，而且我也同意老板今晚要加班的：看在百分之二十加薪的份上，我还是继续留在这儿吧。
但现在似乎也有些太无聊了：观察室外桌上放着的那几本杂志我早就看过了，为了保持观察室附近的安静，走道里也没有设置电视——我记得之前过来的时候，似乎在护士值班室的外面看到过悬挂电视（如果我没猜错，那应该是为守夜的病人家属专门准备的——而且，护士们也一定喜欢看连续剧）。
再等等，等到威利和纳夫普回来，如果依旧没什么重要的事，我就溜过去看午夜播出的脱口秀节目——这样的机会可不是每天都有的，我想。
“塔芙妮，你觉得文泽尔这个人怎么样？”
一直沉默着的积格勒探长，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提出了这样一个看上去相当难以回答的问题，我的思维一下子转不过来，只好一言不发地看着他，尴尬地笑了笑。
这位可爱的大胡子探长似乎特别喜欢用突然提问的方式来使我感到尴尬。
“不方便回答么？那算了?对了，有点晚了，你要不要先回去？”，探长似乎也觉察出了自己的突兀，他立即换上了一个比较合适的问题。
“不了，你们今晚都要熬夜，多一个人守在这里，总还是要安全些——我毕竟也是一位侦探助手。”
该死，塔芙妮，你是怎么了？你不是早就想要回去的么？现在机会就在眼前，你怎么反而这么干脆地拒绝了呢？
我在心里摇摇头，等着探长的回应——如果他执意要我回家，我也就只好离开了：老板应该不会责怪我的，毕竟，明天我也还要上班呢。
“这样啊，你说的也有道理。嗯?那你就留在这儿吧，如果困的话，可以去护士休息室打个盹——我刚才问过值班的护士，她们说可以借用。”，积格勒探长的回答使我彻底死了回家的心——我早该想到会这样的。
唉~`看在百分之二十加薪的份上“对了，积格勒探长，在您看来，文泽尔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依旧对刚刚探长提出的那个问题感到好奇，反正暂时也没什么事情可做，聊天总比沉默要好些。
“?嗯，要我说的话，他是个固执的年轻人——请原谅我坚持着十多年前对他的印象，或许我也很固执吧。他很聪明，但经常都表现得不太理智：至少在我看来。”
积格勒探长对老板的评价也算是比较客观了。
“你呢，现在能回答这个问题了么？”，轮到探长问我了。
“我想，我的看法也应该和您差不多吧?我作为他助手的时间并不太长，但他似乎已经比十年之前理智些了?”，我小心翼翼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生怕我可能的言语失当又会和刚才提到医院安全问题时一样，造成什么不好的后果。
“是么？?是啊，时间是会使人成熟的。塔芙妮，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案子并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怎么说呢，从某些角度看问题会很片面，这样说你懂么？”
我摇摇头，我并不知道探长所说的“片面”具体指什么。
“算了?”，积格勒探长叹了口气，“即使你能够认同我的想法，文泽尔也不会认同的——我了解他，甚至他当年选择放弃探员的工作，也是因为类似的理由?”
这样的对话似乎让空气也变得沉重起来，我们都不再说些什么——幸而这时威利和纳夫普回来了，接过热乎乎的咖啡，仿佛凝结了的气氛也迅速地活络开来。积格勒探长不再搭理我，转而去和威利谈论一些局子里的事情。纳夫普则显得有些疲惫，但他似乎注意到了我的无聊，将一份刚买的《国家地理杂志》递给了我：
“这个，我刚刚买的，内容很有趣?你无聊的话，可以拿去看看?”
他的话语中多少含着些害羞，这可爱的小伙子。
我礼貌地接过那本杂志，象征性地关注了一下封面，但并不急于去翻看它——我对这类杂志实在提不起太大兴趣来。
“谢谢?对了，你刚进入警局不久么？”
“你怎么知道的？”，纳夫普显得很吃惊——他显然没有留意到自己和威利在应对各种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新手和老鸟之间的明显差异。
“?这个，我留意到你的警官证——那上面的三角形印章和他们的不同。”，我当然不好直接说出上面的评价——至于警官证上的差别，在捷尔特博士家时我就留意到了：虽然我当时并不清楚警官证印章的差别有什么相关的实际含义。
“?嗯，实际上，我还在实习期，刚调入总局一个月。”，纳夫普回答得很不好意思。
“哦，那你为什么想要成为一名警察呢？”，我继续提问。
“为了守护这个城市。”，纳夫普的眼神在瞬间变得坚定起来——这时候，我留意到积格勒探长和威利的谈话突然停顿了一下：这停顿似乎是因为纳夫普的回答给了他们什么触动吧?无论如何，这样的停顿只持续了不到一秒钟——探长和威利的谈话很快就继续进行了下去，仿佛刚刚的短暂停顿只是个小小的错觉。
纳夫普的那种坚定却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直到他发现自己有些失态，才又显得很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似乎是在为自己辩解一般地说道：
“?嘿嘿，这句话并不是我想到的——那是警校的入校宣誓语，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才决定成为一名警察的。”
我们就此中断了话题——我开始翻看起那本《国家地理杂志》，探长和威利的谈话依旧继续，而纳夫普只是握着咖啡，眼睛注视着窗外无尽的黑暗
“Ne vous cantonnez pas dans la biograpres genres.”
（法语：不要只满足于纪传体，不妨试试别的题材。）很难相信一本杂志和几杯咖啡让我支撑到了将近两点——其间，一位好心的护士为我们带来了一只装满浓郁热咖啡的保温瓶：探长他们终于也不再需要为了决定轮到谁去买咖啡而发愁了。
捷尔特博士似乎一直都没有醒，好几次威利从观察室的窗口望进去，都只是向我们摇摇头。
希望博士能够尽早醒过来。
纳夫普显然不太能熬夜——他一手支在窗台上，似醒非醒地打着盹，好几次都险些滑倒下来：但探长每次叫他到护士休息室去休息，他就又会装出一幅精神十足的模样——积格勒和威利大概也知道他的脾气，说了几次之后，就由得他去了。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两点零六分，我终于将这本《国家地理杂志》从头到尾仔细地读了一遍（甚至比我平时看《时尚》杂志还要细心），正当我打算将杂志还给纳夫普时，一个急匆匆来到的护士打破了我们的宁静——我之前在护士值班室见过这个护士，那时她似乎还在值班室的床铺上睡觉：我猜，她应该是今晚的轮班护士。
“请问，积格勒·埃佩尔先生在这里么？”，她问。
“?我就是，有什么事情么？”，积格勒探长从椅子上起来——他显然也已经很困了，甚至在站起来的时候踉跄了一下。
“是这样的，一位先生刚刚给值班室打电话，说他现在正等在医院正门口的电话亭里，想要见您一面。”
“哦？他有留下名字么？”，探长看起来好像完全不知道，这样一位深夜拜访的不速之客究竟会是谁。
“?嗯，是伊凡特先生，他说他要来探访一位医生朋友。”
我们的大胡子探长此刻就差没跌坐到地上了。
或许情况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稍许的诧异之后，积格勒探长迅速找回了冷静：
“我马上过去。威利，纳夫普，你们守在这里，必要的话，尽快将博士转移。”
“是！”，威利和纳夫普马上打起了精神。
“塔芙妮，你立即到护士值班室，向总局请求增援，快！”
护士小姐和我马上行动了起来，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跑到值班室。她帮我拿起了电话话筒，我则拨通了总局的总机号码：
“您好，这里是自由意志市警察总局，我是值班接线员玛丽安?”
“听着！玛丽安，这里是在第三医院的积格勒·埃佩尔小队——伊凡特出现了，请立即派出增援！请立即派出增援！”，我从来没用这么大的声音讲过电话——电话那端沉默了大概半分钟，一个陌生的男声回答道：
“增援已经派出，请保持冷静。转告积格勒探长，不要轻举妄动?”
我挂断了电话。
我说不出自己此刻的心情，返回观察室的路似乎越走越漫长——我很担心积格勒探长会出事，也害怕捷尔特博士那里会有什么意外：如果伊凡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出现在观察室附近的某个角落里，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毕竟是一位侦探助手，不应该表现得如此懦弱的——这样想着，我取出了我的佩枪，上膛，同时加快了我的脚步。
越接近博士所在的观察室，我就越感到一种诡异的气氛——长长走道的灯光也变得昏暗不清起来，仿佛整个医院就只有我一个人一般。
我和我的胆怯搏斗着，拐过最后一个走道口，在刚刚的观察室门外不远处，我的脚步再也挪不动了——我几乎要被眼前的场景吓晕过去：
在观察室的门口，纳夫普倒在地板上，左胸口插着一柄手术刀，仿佛流不尽的血液从那个刀口涌渗出来，将旁边的那本《国家地理杂志》浸得斑驳而鲜艳。
离门稍远些的地方，威利看似有些颓废地坐在椅子上，另一柄手术刀刺穿了他的脖子，将他整个固定在身后的墙上——周围流动的血迹勾勒出一些晦涩难懂的文字，将威利包围着、吞噬着，好像一幅立体的、会活动的恐怖电影海报；或者，更直接点说，一尊象征死亡的图腾一股神奇的力量驱动着我的双腿，我艰难地走到观察室的门口、纳夫普的身边：我看到他的双眼圆睁着，瞳孔似乎找不到任何焦点；恍惚间，我又看到他坚定的眼神，正和此刻圆睁、空洞的双眼交织在一起——他一定不相信自己就这样死去了，换作谁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为了守护这个城市”，这是多么纯洁的愿望，却就这样彻底消亡了。我的注意力回到他的左胸口，那柄手术刀正刺在他的警官证上，穿透那个象征实习警员的三角形印章，仿佛一个特别的暗示博士！难道博士也我用尽自己所剩的最后一点冷静，打开了观察室的房门——进去的同时我盲目地将手枪举起，环顾一周之后，却没有找到任何目标。我将目光停留在博士刚刚还躺着的病床上，床上已经没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堆看上去相当奇怪的东西。
我走近了些，眼睛逐渐适应了观察室里特有的灰暗——病床上那堆乍看上去十分奇怪的东西，现在也渐渐显露出清晰的轮廓来——那是一件医生常穿的白大褂：不用说?，我知道，上面那些格外突出的深灰色部分一定是血迹，那些是威利和纳夫普?或许还有博士的血。我慢慢走到床边，用手枪将那件湿湿重重的、满是血污的衣服挑落在地板上——那些果然是血！
病床上也湿掉了一小块。一股窒息感涌了上来，我的大脑仿佛都快裂开了——那件衣服下面压着一张纸，一张极普通的A4复印纸，上面拼凑着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那句话：
“It is time to Die.”
一些尚未凝固的血液挂在这张八十克的复印纸上，它因此显得格外的刺眼，以及?格外的沉重，我都快要拿不动这张纸了?不！不是我拿不动这张纸，是有人从身后将我的口鼻捂住了——那是一条有着医院味道的湿手帕，一种奇怪的味道侵略了我的鼻腔，我的大脑?紧握着的佩枪滑落了，那张滴血的复印纸也离开了我的手，从越来越混浊的视野中缓缓飘落、直至消失不见我的身体很重，又很轻，就像被埋葬在沼泽和流沙中一般，动弹不得。我十分努力地想要转过身来，但很快就发现，这在平常显得如此简单的动作，此刻就仿若从一个极端恐怖而且真实的梦境中跳出一般困难。我绝望了，同时感到自己的意识正在迅速模糊、崩溃，深灰色的血迹仿佛充斥了整个空间，又仿佛这个观察室就是整个的空间??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前倾，直至倒在那张满是血污的床上。
我没能来得及抱怨些什么，因为我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
“C’est un médecin,et non des moindres.”
“C’est midi sonné.”
（法语：这是个很了不起的医生。已经太迟了。）积格勒·埃佩尔探长很快地来到第三医院的正门口。在医院大厅里，他甚至撞倒了一位深夜看急诊的病人。
立即有几个医院保安过来，想要截住他。他推开他们，出示了自己的警官证，并示意他们跟上来。他们一起来到这间电话亭——它几乎就在医院的正门口，停车场入口偏左的位置，旁边孤零零地立着一只老旧的红色邮筒：旁边（也是附近唯一的）一盏还算明亮的路灯将大部分光线聚焦于此。在这深夜的时间里，漆黑，安静，忽而出现几个奔跑着的人，带着各样的表情，来到这灯光的聚焦之下，颇有些舞台剧的味道。
但这并不是鼓掌的时候——电话亭里的主角，一位戴着帽子的青年，帽子下或许是长长的、卷曲的金发罢。他，背对着这群紧张的、一步步靠近的闯入者，似乎并不知道正在发生、以及即将发生什么事。我们的探长，应邀而来的积格勒·埃佩尔先生，已经来到电话亭的门前。灰白的大胡子下，手握着枪，枪口对准即将打开的那扇门。
他打开了那扇门：
“手抱头，警察！”，探长的喊声将凌晨的安静整个击碎。
话筒，从青年的手上滑落，连着弹簧状的电话线，摇摆碰撞出奇特的韵律——一张从惊讶到愤怒，又从愤怒到恐惧的脸，彻底暴露在路灯的光线下，急速变换的表情在灯光的聚焦之下，显得十分的滑稽可笑。
青年顺从地将双手反抱在头上，甚至不需要额外说明，就立即蹲了下来。
探长用力将青年的帽子扯下——青年留着褐色的短发，并不卷曲。
探长将话筒拿起，话筒里的声音急促而慌张：
“贝尔（Bert）！你怎么不说话了，你被打劫了么？”
这是个中年妇女的声音。
探长将话筒甩到一旁，稍愣了片刻，便向着医院正门的方向飞奔起来——他赶得这样急，甚至他的警官证掉到了邮筒边，也来不及去捡。
一个保安捡起了他的警官证，呆呆地站立在路灯于地面上所投射出的光圈中央，另两个保安莫名其妙地跟着他跑了起来。
那个青年依旧手抱着头，老实地蹲在那里，连声音都不敢发出一点来。
凌晨的安静，在这个角落里再度浓稠起来，只有话筒里不断响起的女人尖叫，还在撕扯着夜的脆弱神经这时，一辆排障拖车缓缓开过电话亭，驶入了医院停车场。
嘈杂的警笛声也开始渐渐逼近月8日凌晨两点二十分，观察室门外。
“积格勒探长，我是特警队的埃斯特（Este），对此我深表遗憾?”
埃斯特环视了一眼四周，几个取证员正在纳夫普和威利的尸体附近忙活着，不断闪烁的闪光灯搅得人心情格外烦躁。
“我们的人已经在医院里展开搜查了，各个出口都已经布置好。最多才十分钟，他一定跑不了?”
一直沉默的积格勒探长突然紧逼过来，用力抓住了埃斯特的衣领：
“十分钟？?十分钟已经可以做很多事了！你以为我们的对手是个鲁莽的初犯么？你看看，”，他将埃斯特拽到纳夫普的身边，“你看看这个小伙子，他加入警队才刚刚一个月。看看他对他做了些什么，你就能想象这混蛋有多么的冷血，这该死的?”
积格勒放开了埃斯特，有些颓唐地坐在椅子上：
“?多么可笑的陷阱，我应该多想想的。他手上有人质?博士，还有可怜的塔芙妮，我根本不应该让她留在这里。”
一个特警队队员跑到埃斯特旁边，将一样东西递到他手里：那是积格勒的警官证。
埃斯特坐到积格勒旁边，将警官证放在他手里：
“?这并不是你的错，换作谁也会去那个电话亭的。”
他尝试着安慰我们的老探长，但积格勒并没有作出什么反应，他只是沉默着。
“我说，我们现在最好想想怎么抓住这家伙，悲伤是没有什么用的?”
“?快检查一下威利的裤兜，他那里有我们警车的钥匙。”
埃斯特的安慰被积格勒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打断了——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大胡子探长当然是不需要别人去特别安慰的，看来埃斯特是多此一举了。
“奥朗德（hollande），马上检查一下死者的裤兜，看看那里是否有警用车钥匙。”，埃斯特站了起来，大声对正在威利尸体旁取证的那个警员下达着指令。
奥朗德看过之后，摇了摇头。
埃斯特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积格勒已经离开了椅子，向着楼梯间方向，转身跑开了。
埃斯特知道，他正赶往停车场——他喊了正守在观察室门口的两个特警队员的名字，命令他们立即跟上。
积格勒清楚地记得，他们的车停在左手边，第三排大概倒数二三的位置，离急诊通道相当近——第三医院的停车场，过夜车的数量并不多，伊凡特如果运气好的话，很快就能够找到那辆显眼的警车：况且，开着警车离开现场，虽然在平常状态下比较醒目，但在已经明确知道这里很快就会被警车包围的情况下（他早就计算到，积格勒在收到他的消息之后会立即要求增援的），反而更容易混淆警方的视线——真是个狡猾的家伙！
这样想着，积格勒已经来到了他们刚刚的停车位——警车果然已经不在那儿了。两个随行的特警刚刚跑到，积格勒喘着气，对他们喊道：
“马上让你们的头儿通知各个交通单位，失踪警车的车牌号是 FZ-P3091?重复一遍，车牌号是FZ-P3091！”
可怜的这两个人，又得再跑上一阵子了——他们竟然忘记使用随身的通话器，积格勒想提醒他们，但他们已经跑远了积格勒摇摇头，头部一阵昏眩，便跌坐在停车场的水泥路面上了——他觉得自己万分疲惫，过度紧张的神经一旦松弛下来，似乎就再也没办法复原了：他终于能够切身体会到，捷尔特博士为什么会在那时昏倒了。
正当他想要倒下，好好睡上一会儿时，救护车的笛声却不恰当地响了起来，他勉强睁开眼，看见几个护士和医生正快速推着一辆担架车，从急诊通道出来，向着救护车笛声的方向跑去。其中一个护士还看了他一眼，继而大声对领头的医生说着些什么。
“可惜，担架上躺着的不会是纳夫普或者威利，该死?”
积格勒探长这样想着——这样的想法用尽了他最后的气力，他倒了下去，重重地躺在硬硬冷冷的水泥地上。
他最后听到许多鞋跟敲击硬水泥地面的声音，由远而近地向这边传来
“Ni les à la mort.”
（法谚：人和动物都不能避免死亡。）“嘿，你一定是托吕（tolu），维戈（Vigo）在里面打盹么？这天可真够冷的。”
我向正站在门外抽烟的大个子警员伸出手，他赶紧将烟蒂丢在地上，颇有些不解地将手腾出来，和我象征性地握了握：
“嗯，我正是托吕·帕斯卡，请问您是?”，他瞟了一眼我胸前的警官证。
“十一局的内尔，总局通知我临时过来换班的，你们没有收到通知么？”，我说着，就势打开捷尔特博士家的门。
托吕有些机警地拦住了我：
“我们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或许等我们先确认一下?”
“确认么？好的?”，我装作很有些生气的模样，“换作谁也不会愿意在这么大老晚的时候赶过来换班！总局只在通话里说，积格勒·埃佩尔探长，还有那个什么威利和纳夫普去了第三医院，你们是临时抽调，怕你们熬太晚让我三点钟过来接班?别的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如果你们不愿意回去的话，我还真高兴不过呢！”
我说着，甩开托吕的手，小声嘀咕着，看上去似乎马上就将头也不回地走回到李希特街的人行道上，并且永远都不会再次出现似的。
托吕再次拦下了我，用有些抱歉的口气说道：
“?对不起，伙计。”
他对着里屋喊了一声“维戈！”，一个小个子警员从窗口那儿探了探脑袋——稍过一会儿，这个看上去困得不行的家伙就站在了托吕的身后。
“?那个，内尔，谢谢你过来换班了。”，吕托说，“也没什么事情需要交待的——除了不要让一个开红色SLK200的家伙溜进来之外，守在这儿就行了。客厅的桌上有咖啡，是维戈刚刚泡的。”
维戈冲我笑了笑，我对他点点头。
“开那车的是什么家伙，嫌疑犯么？我的佩枪很长时间都没上膛了?”，我装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
“没事，探长说，是一个讨厌的小报记者，应该没什么危险?”
我差点笑出声来。
实际上，此刻如果继续加派警员埋伏在主人不在的这间别墅里，未尝不是一个引伊凡特上钩的好办法：如果本市警方办任何案子时都能多点持之以恒的精神，相信每个季度的破案率也会大大提高的。
托吕和维戈并没有问我，我将“我的警车”停在哪里了——这点也令我很失望：没有哪个刚刚收到通话的、凌晨三点的换班警员会步行来到某个任务地点吧?虽然我早就编好了我的理由，但却并没有机会用上。就算是伊凡特拿着内尔的警官证过来，他们想必也会和他换班的好了，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
我关掉客厅的灯，走进了博士的书房放满各种书籍的、一直连接到天花板的书架墙，一张老旧的书桌隐没在书架的边缘——和我印象中的医生书房不大一样，这里的空间并不怎么宽敞：天花板的吊顶设计和灯具的安排，以及角落里随意堆放的、似乎该是医学资料的一摞摞泛黄、卷边、褪色的复印纸，在夜间的光线之下堆砌出拥挤、压抑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令人不适的感觉。
我坐在博士的书桌前，桌上一角放着他和亡妻的合影——那应该是在魔羯湖的湖畔拍摄的，因为背景里看得到第三医院住院部的一部分楼房以及远处自由商贸中心的高楼。另一角里放着一盏很常见的折叠书桌灯，灯下是一些杂乱的、书桌上经常会出现的小物什：打孔机、圆珠笔、半满的墨水瓶等等。稍靠近桌子正中的地方放着一本帕斯卡的《思想录》，我打开书桌灯，翻开这本书。
书不是法文版的。
某页里夹着一张简易的空白纸书签，书签上写着：
有些罪恶是只由于别人的缘故才盘踞在我们身上；而抽掉了树干，他们就会像树枝一样脱落下来。
翻过来，还有另一句话：
两副相像的面孔，其中单独的每一副都不会使人发笑，但摆在一起却由于他们的相像而使人发笑。
这大概是博士所做的阅读摘抄罢——我留意到博士的字迹，那些字很潦草，但并不至于无法辨析：这该算是优秀医师们普遍具有的良好习惯之一。
书摘中“罪恶”和“相像”的字眼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这些句子被抄写在这里很可能仅是出于偶然），我因此仔细地“浏览”了一遍这本书（当然，这“浏览”并不针对内容，而仅是对书本身）：书里很干净，没有任何笔迹和折痕。但这本书应该是已经被读过好几遍了的，因为书本身并不新，合上以后就和所有的旧书一样略显松散——这些可能并不说明什么，我将书签夹回到原来的位置，将书放回了原位。
桌上还散放着几张写了一些内容的纸，但那些内容却不太使人提得起兴趣来——比如“胰岛素增敏剂机制”以及“拮抗过氧化物酶体增殖活化γ 受体（γ ）分析方法”等等，这些可能和博士所从事的某些医学课题有关。
我开始留意抽屉——左侧的第一个小抽屉上了锁，右边相平的一个大抽屉也有锁，但并没有锁上。我打开了大抽屉，检查一番后我失望地发现，这些依旧是各种各样的医学资料，唯一例外的，是有一本收藏各种书摘的小册子：博士细心地制作了以书名和作者为索引分类的目录，并将书摘依次排列、整理并粘贴到相应的页码上——比方翻到《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这页，所做的书摘就只有下面的一条：
第四编，奥地利学派，存在一个准黑格尔式的国家概念。
这样的一小张书签被用胶水固定在本页的上端，如同我们经常用的那种边缘有粘性的便条函一般。页面上写着大概是博士对这本书的评价和相应的日期，比方这页的：1997 年月10日，主义、学派争论的引用和整理。
这整个小册子上也没有太多令人感兴趣的内容——并且还使我遗憾地发现，刚刚在《思想录》里发现的书签中的文字，很可能也不会有多少引申的意思：制作书摘，只是捷尔特博士的一种习惯。
暂时将注意力移至左侧的第二个抽屉——这个抽屉没有锁，不过，里面似乎依旧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一些医学上的小工具书，以及一支坏了头的钢笔。此外，抽屉的一个角落里还有一叠用橡皮筋捆起的、证件似的卡片。
我将这叠卡片拿出来，打开。
这些都是捷尔特博士已经过期了的医师证，我数了数，一共是五张，其中：
第三医院的急诊科医师、急诊科主任医师证件各两张。
圣玛丽第二教会医院的外科主任医师证件一张。
第三医院的医师证件明显比教会医院的制作精良——尽管它们是先于后者数年就已经作废掉的。我们看看，比如这张正面印有“捷尔特·内格尔博士，自由意志市第三医院急诊科医师”的医师证，淡蓝色的底纸上印有白色的、第三医院特有的十字加鸽子状院标作为水印，名字下面有证件的编号（这张是EDA199102110017——字母E应该是代表急诊室，大概是表示职务等级，之后的数字19910211可能是证件颁发的时间，而最后的0017似乎是编号）；反面用漂亮的字体印上第三医院急诊室守则，左下角是院人事处负责人的签名（于是，从这张证件上我们可以知道，1991 年本市第三医院负责人事工作的是韦斯·费特（eiss·Fitt）博士），以及内容为“本证件已无效/1992年9月14日”字样的证件作废专用印戳。
我们已经知道捷尔特博士是在1994年秋季升任的科室主任，但这里却有两张他作为急诊科医师的证件：另一张证件号为EDA199209140042的医师证上多了一张博士的照片——这可能就是证件更换的唯一原因。
然后，作为急诊科主任医师的两张，按照时间排序，前一张的证件号为，作废时间是1996年5月13日；后一张证件号为EDC199605130004，作废时间为1998年11月30日——从制作技术上比较，后者的照片直接印在了证件上，反面更加上了条形码。
看来，第三医院大概将医师证的升级换代也作为了员工福利的一部分。
同样的，从这样的小地方也能够看出第二教会医院财政上的窘迫状况——单色印刷，手写的证件编号，硕大且单调的“无效”二字印在纸片反面：我将纸片从塑料护套中抽出来，立即就感觉到纸质的单薄。由这样的对比我联想到捷尔特博士更换工作的原因——狄尔瑟·赫拉斯女士曾是第三医院的护士（根据内部网中的资料，狄尔瑟女士于1995年升任护士长，辞职前曾为第三医院护士长总监的候选人之一），92年和捷尔特博士结婚后，于年秋舍弃了本有着光明前途的职业生涯，一心成为丈夫生活上的助理。01 年末，狄尔瑟女士被伊凡特残忍杀害之后，作为伊凡特案侦破过程的参与者以及直接导致这起凶杀发生的、最有可能的诱因，捷尔特博士必定对亡妻带着万分歉疚的心情——由此推断，他也再不能承受每日依旧工作在曾与她相识并坠入爱河的第三医院里了。博士草草更换了工作，来到各项条件都比原来差了不少的第二教会医院：那里离第三医院和他的住所都相当远，是否是为了刻意去逃避回忆，我们不得而知。
我摇摇头，将这叠医师证用橡皮筋重新捆好，放回原位，并关上了这个抽屉。
我很希望在这个书房里找到一些捷尔特博士在参与伊凡特案时所写的笔记或者感想之类，以补充我所得到的内部网资料的某些方面的欠缺（比方去年6月25日博士会议发言时的草稿），如果博士有坚持写日记的习惯——我说，这只是“如果”：我刚刚已经大略检查过一遍书架，并没有发现成排的已经写满的旧日记本。“显然有很多人不愿将自己已完成的一本本日记放在显眼的地方”——我用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因为我确信博士不会不在自己的家里留下一点和伊凡特案子相关的东西，除非他已经将它们统统给销毁了：他在这个案子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必定会留下一些什么，而其中的某些部分可能会是有用但却没被人注意到的线索。
哈，文泽尔，这样的论调——你竟然变成了一个机会主义者！
对于这样的自省，我解嘲般地笑笑——对于一个侦探而言，无论抱以怎样的逻辑和施以怎样的方法，破案永远都是最关键的。我想到，如果博士不愿意我们翻阅他的旧日记，倒不妨去卧室找找看，兴许可以发现他每天正在写的某些东西：倘若我们每天或者隔几天就要写上两笔，我们总应该将它放在自己最容易拿到的地方——并且是在我们比较空闲的时候于是，我在卧室的床头柜里还真找到了一些东西——几张写上了不少内容的便函纸：这些纸被压在很多无关的杂物下面，看上去似乎并不被人重视（或者说，被故意遗忘）。
虽然没有找到日记，但上面的内容却并不会令人感到太过失望。
第一张纸上写着如下的内容：
梦游的精神状态，梦游与梦伊凡特案月23日、3月13日、5月2日、6月17日、7月3日分析重现，录音及现场照片暗示，疲劳，时间概念错乱长时记忆受损？
巧合？
第二张纸上写着：
作为巧合显然的矛盾：
，伊凡特的真实存在（艾莎、珀迪塔女士、我？），顶楼——真实的现场，[被严重涂抹的痕迹巧合中的巧合。
从动机不可能考虑。
从暗示和潜意识考虑。
被严重涂抹的痕迹第三张和之后几张纸上尽是一些病理学、心理学及大脑研究文章中关于梦游症、长时记忆受损案例及相关治疗方法的简单摘要，以及很多曾在会议报告中出现过的、关于伊凡特案的各种分析和假设。其中的一些内容，可以肯定是在第一、二张纸之前写就的（或者，之后的摘抄——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其在内部资料中所对应的出现时间，显然在 7 月日之前，在珀迪塔女士登场之前。
第一张纸上所写到的五个日期，分别对应苏珊、玛丽、阿尔萨斯、莱塞济和巴斯德的案子——但却缺少了1月19日辛蒂的案子以及3月2日艾莉斯的案子：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某种“区分开来的界限”，这五个案子和其余的两个案子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随后的几个词可能在尝试给出一些对此区别的相关分析——我不太能理解“分析重现”以及“时间概念错乱”
的所指，这些词或许是在说明案件中一些并不为人所知的心理因素（由“暗示”这个词展开的联想），而之后的两个问号应该是结论中的、具有选择性质的假设：或者是“长时记忆受损”，或者是“巧合”。现在的问题是：得到这两个供选择结论的前提是什么？博士从怎样的已知线索中推导出了这样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还有第二张纸上两处被严重涂抹的内容——称它们为“被严重涂抹”，因为这种涂抹确实很细心，细心到看不出哪怕一点有关原文的线索：涂抹者应该是使用了和书写原文时类似的甚至相同的圆珠笔（这是当然，在床头写一些东西却使用墨水笔显然是不太明智的），开始的涂抹顺着原始的字母笔画，然后扰乱原始字母的笔画，继而在字母与字母、单词与单词的空隙之间填充一些杂乱的线条和多余的、无意义的字母组合，或者毫无关系的单词甚至短句。就这样反复模糊原始句子的边缘，直到整整一行都变成一幅抽象派的复杂线条画为止。
我很想知道这样耐心的涂抹，究竟是想要掩饰些什么东西——为什么不简单地丢掉这张纸呢？根据笔迹，我知道这些东西的书写者是捷尔特博士（相反的，涂抹者则不一定是），从内容来看，似乎是打算说明伊凡特案和梦游症以及长时记忆受损有关——联想一下，可能是博士作出了错误的假设，因此需要将一部分内容涂抹掉，以便修改和补充：但如果是将整行涂抹到完全不被人看见的程度，这样的理由显然有些说不过去——就目前的线索来看，博士并没有太多已知的理由将它们这样涂抹掉（即使是因为之前所提到的歉疚感），而如果其他人是涂抹者，又无法解释为何不将这张纸丢弃。
这又是一个难以解释的疑点。
但我相信这样细致的涂抹会让涂抹者不得不用一只手的几个指甲压住这张纸，以让它不至于过份滑动——我因此将这第二张纸小心对折，夹在了我随身的小本里：回侦探社之后，我会让塔芙妮对它做一个指纹分析。既然我们已经有了捷尔特博士的指纹样本，如果能够发现一些有趣的新指纹，相信会对这案子有些帮助。
接下来的搜索令人沮丧——其余的几个房间一无所获，除了生活中程序化的物品的这样那样的套用之外，就再也找不到任何比较特别的东西了。一些很好的隐藏秘密的地点，比方靠近墙角的沙发背面，放满换洗衣物的抽屉里角，抽水马桶的水箱里??我并没有很仔细地检查这些地方，也没有坐下考虑所有可能的情况：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期望能够找到些什么。在检查完那高高衣柜顶上、布满灰尘的狭小空间之后，窗外依稀传来了清晨的鸟叫声，我看了看表——已经五点半了。
我知道，在真正的换班警员到来之前，我能够逗留在此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使我再次想到那个上锁的、书桌左侧的第一个小抽屉。
我回到书房，在书桌上找到一个回形针，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将这个抽屉打开了。
在打开抽屉的前几十秒钟的时间里，我听到有车停在别墅门口的声音——不止一辆车，至少三辆：车灯的光线从客厅的窗户照进来，造成一种似乎是太阳提早两小时升起的错觉。
我知道那些一定是警局的车——除了他们还会是谁？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要放下手里的活儿，从书房的窗户跳出去，越过后院的木栅栏，然后沿着那条狭窄阴暗的后巷悄悄溜走：
那时候我还有些时间。
但我却选择利用这少许时间将内尔的警官证用一张无用的复印纸草草包住，塞进书架背面的缝隙里（用复印纸包住的理由，是可以防止电筒光线扫过缝隙时所带来的、特别引人注意的塑料表面反光）——我并不想因为这张警官证而让我们本就无辜的汉迪克也卷入这场事件里，而且，我也答应他会在周末之前将这张外借的证件还给他的。如果他们问起，我会说我一早就将“伪造的警官证”剪碎后冲进了厕所里：尽管我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这样做了。
然后，应该是有人正从大门过来——他们已经到了门厅，我才终于将抽屉打开。
抽屉里面有一些杂乱叠放的纸，至少我看到的那一张上写着不少的内容；另外，还有一张相纸材质显得很有些年代的合影——或者还有其他一些什么，但我已经没有时间去细细检查了：依稀听到书房外嘈杂的脚步声和警用通话机特有的“哔哔”信号声，我利用最后的这点时间，将那张照片夹进了我的皮鞋里（根据今年夏天的经验，我必须防止这可能十分有用的线索在搜身中被警方发现，从而再次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合上抽屉，又立即拿起一摞手边散放的材料，做出一副正在全神贯注地查找什么重要线索的模样来。
“警察！保持你原来的位置，不许动！”
我知道此时已经有几柄枪指着我了，但我还是将视线移向了他们——进来的几位中，有我们认识的塔希博格·汤姆逊（他现在已经调至总局工作），见到我略略有些吃惊。
我则对他略显无奈地笑了笑，同时，对领头的一位探长说道：
“这显然是误会——我受捷尔特·内格尔博士所托，在这里调查某个不便透露的案子的线索。如果你们对此有疑问，可以直接联络我的当事人，他现在应该还在第三医院里。”，我站起身来——夹在鞋中的照片让我很有些不舒服。
“留着到局里再说吧，我们刚从那里过来?”
那位黑人探长示意其余人收起了枪，走过来，取出手铐放在我的眼前：
“行了，文泽尔，我们有名的侦探?假冒警务人员、私闯民宅，警方现在正式拘捕你，如果你的律师不会因为你的冒失话语而感到头疼的话，你可以不保持沉默?”
这样的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配合地拿过手铐，但并没有马上将自己铐起来：
“在那之前，”，我询问眼前的这位探长，“能否让我先跟我的助手通个电话——有些必要的事情需要她来解决：我是指，在我被拘留的情况下。”
这并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我想，眼前这位还算和气的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哪知他却摇了摇头，取回已经在我手中的那副手铐，不由分说地将我铐了起来：
“恐怕不行，塔芙妮小姐?数小时前在第三医院被绑架了?”
“什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全然忘记了自己手上的手铐——如果形容此刻的我是一个歇斯底里症患者，实在是再贴切不过：我拽住了这位黑人探长的衣领，丝毫不顾他刚才话语中明显的歉疚语气。塔希博格和其他的几个警员过来拉开我，他们合力将我按回到椅子上。
我当然知道这起绑架事件的主谋就是伊凡特·冯·托德，我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那些惨死的、年轻女性的尸体——一想到塔芙妮竟可能会变成其中的一具，我的心情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
探长他们没有再说什么，他们沉默着，给我时间去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塔希博格递给我一杯水，我接过，但并没有喝。我试着深呼吸，几次下来，我的混乱状况稍微好了些，现在，我迫切地想要知道些更具体的情况：
“谢谢?我已经好些了，卡尔探长，能说得具体些么？”
我抬起头，那位黑人探长正看着我——书房明亮的顶灯刚才就已经打开了，但我现在才将注意力放在他的警官证上：卡尔·诺纳（Karl·Neuner）探长，我可以肯定，这个名字也曾在好几个报载重大案件的“对案件破获有着杰出贡献者”的名单中出现过——和积格勒探长一样，这位素未谋面的卡尔先生也是本市警界的名人之一。
“积格勒探长现在还躺在医院里，他是劳累过度?威利和纳夫普殉职，捷尔特博士也被绑架了?”
卡尔探长留意着我的表情，用很合适的停顿说出了这段句句都切中要点，并且句句都使人震惊的话来。
“?更具体些的情况，如果你想听，我会在车上告诉你。你最好也担心一下自己——你这次的麻烦显然也不小?”
探长示意我跟他出去——我站起身来，同时发现我刚刚手制的那个小巧的回形针工具，正遗落在书桌边一个相当显眼的位置：塔希博格现在所坐的位置，如果站起身来，会很容易看到这个闪闪发亮的小东西的。
我立即踉跄了一下，就像很多突然遇到令人震惊的事情的人们在站起时所经常表现出来的糟糕状况一样——卡尔探长和其他几个人马上过来扶住我，我则就势将那枚回形针踩到了书桌下的阴影里：
“抱歉?我没事的，卡尔探长，我们走吧。”，我对我们的黑人探长笑笑，试图用语言分散他敏锐的注意力。
“那就好?嗯，我会设法安排一个单间给你的，你最好也睡上一觉?”，探长看了看我，有些担心地说。
我在一帮警员的夹送下离开了博士的书房。
在经过门厅的时候，我在靠近鞋柜的一个小桌上看到了又一张第二教会医院的医师证，上面的名字当然是捷尔特·内格尔，我甚至能够读出那排手写的编号：S2hh02061709——我停下了我的脚步，对身后的塔希博格大声说道：
“塔希博格，帮我看看这张医师证，”，我向他用眼神示意了一下那张医师证的位置，“反面是否也盖上了‘无效’的印戳。”
我们可爱的塔希博格条件反射般地拿起了这张证件，几乎是脱口而出道：
“?没有！”
卡尔探长回过头来，狠狠地瞪了塔希博格一眼。
塔希博格赶紧将医师证放回原位，有些恼怒地从背后轻推了我一下。
“抱歉，朋友。”，我转过身对他说。
塔希博格无奈地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膀。
这时东方的天开始蒙蒙亮了。
我们离开了李希特街5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