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是会变的，随着环境和年龄而改变，不但情绪、思想、情感会变，甚至连容貌、形态、身材都会变。
作家也是人，作家也会变，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当然更会变。
每一位作家在他漫长艰苦的写作过程中，都会在几段时期中有显著的改变。
在这段过程中，早期的作品通常都比较富于幻想和冲劲，等到他思虑渐渐缜密成熟，下笔渐渐小心慎重时，他早期那股幻想和冲动也许已渐渐消失了。
这一点大概也可以算是作家们共有的悲哀之一。
如果有胸怀大量的君子肯把“写武侠小说的”人也笔为作家，那么我大概也可以算为一个作家了。
我第一次“正式”拿稿费的小说是一篇“文艺中篇”，名字叫做“从北国到南国”，是在吴恺玄先生主编的《晨光》上分两期刊载的，那时候大概是民国四十五年左右，那时候吴先生两鬓犹未白，我还未及弱冠。
如今吴先生已乘鹤而去，后生小子如我，发顶也己渐见童山，只可惜童心却已不复在了。
吴先生一生尽瘁于文，我能得到他亲炙的机会并不多。可是写到这里，心里却忽然觉得有种说不出的惆怅和怀念。
除了还有勇气写一点新诗散文短篇之外，写武侠小说，我也写了二十年，在这段既不太漫长也不太艰苦的过程中，也可以分为三段时期。
早期我写的是、、、、、、、、、等等。
中期写的是、（铁血大旗）、（怒剑）、《烷花洗剑录》（洗花洗剑）、，有最早一两篇写楚留香这个人的《铁血传奇》。
然后我才写，再写《楚留香》，写《陆小凤》，写，写《七种武器》，写。
而一部在我这一生中使我觉得最痛苦，受到的挫折最大的便是。
因为那时候我一直想“求新”、“求变”、“求突破”，我自己也不知是想突破别人还是想突破自己，可是我知道我的确突破了一样东西——我的口袋。我自己的口袋。
在那段时候唯一被我突“破”了的东西，就是我本来还有一点“银子”可以放进去的口袋。
口袋虽然破了，口袋仍在，人也在。
我毫无怨尤。
因为我现在已经发现那段时候确实是我创作力最旺盛、想象力最丰富、胆子也最大的时候。
那时候我什么都能写，也什么都敢写。尤其是在写“大旗”、“情人”、“洗花”、“绝代”的时候。
那些小说虽然没有十分完整的故事，也缺乏缜密的逻辑与思想，虽然荒诞，却多少有一点味。
那时候写武侠小说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写到哪里算哪里，为了故作惊人之笔，为了造成一种自己以为别人想不到的悬疑，往往会故意扭曲故事中人物的性格，使得故事本身也脱离了它的范围。
在那时候的写作环境中，也根本没有可以让我润饰修改、删减枝芜的机会。
因为一个破口袋里通常是连一文钱都不会留下来的，为了要吃饭、喝酒、坐车、交女友、看电影、住房子，只要能写出一点东西来，就要马不停蹄的拿去换钱；要预支稿费，谈也不要谈。
这种写作态度当然是不值得夸耀也不值得提起的，但是我一定要提起，因为那是真的。
为了等钱吃饭而写稿，虽然不是作家们共有的悲哀，但却是我的悲哀。
我相信有这种悲哀的人大概还不止我一个。
忽然间，我口袋里那个破洞居然被缝起来了，大概是用我思想中某几条线缝起来的。
因为我同时也发现了我思想中已经缺少几条线，有些我本来一直自认为很离奇玄妙的故事，现在我已经不敢写了。
可是以前那些连我自己都认为有些荒诞离谱的故事，至今我还是觉得多少总有一点可以让人觉得紧张、刺激、兴奋、愉快的趣味。
我能不能把那些故事换一种写法，换几个人名和一个书名再写出来？能不能把旧酒装在新瓶子里？
不能。
重复写雷同的故事，非但反而会让人更觉烦厌，自己也会觉得不是滋味。
所以我才想到要把那些故事改写，把一些枝芜、荒乱、不必要的情节和文字删掉，把其中的趣味保留，用我现在稍稍比较精确一点的文字和思想再改写一遍。
这种工作已经有人做过了。
在香港，有一位我一直非常仰慕推崇的名家已经把他自己的作品修饰整理过一遍，然后再重新发表。
我的至友和结义兄长倪匡，也曾将另一位名家曾经轰动一时的名作删节润饰，至今犹在海外各大报刊杂志连载中。
他们工作的环境与条件，他们的慎思与明断，都不是我能比得上的。
我写的那些敝帚自珍的东西，更不能和那些名作相提并论。
我这么做，既没有一点“想将之藏诸名山”的想法，也没有一点想要和“唐宋剑侠与水游相比较”的意思，这一点是我特别要向曾经在中国时报痛责过“武说”的一位君子，请求谅解与原谅的。
我这么做，只不过要向读者诸君多提供一点消遣和乐趣而已，如果能够让诸君在消遣之余还有一点振奋鼓舞之意，那就更好了。
我写的大多数小说，都已由只能在租书店流传的小薄本改为勉强可以登堂的大厚本了；其中只有极少数例外，因为我知道小薄本的读者总是比较少一点；能看到的人也不会太多。
所以我一直想把这几部书保留，作为我改写的尝试。这几部书之中当然也有一些值得保留的价值。
这一部“铁血大旗”就是其中之一。
古龙
六八、三、二十九、夜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