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个研究生的时候，我父亲说，一个春天的晚上，我独自坐在学校图书馆里一个小单间里自习，很晚了，周围都是一架架的书。突然，我意识到有人在我的课本中夹放了一本书。
我记得无论在眼前的书架上或在任何其他地方，我都没见过这本书。我随便一翻就翻到了书的中间，一条木刻的巨龙横亘在左右两页纸上，它伸展双翅，长尾巴弯成圈，凶神恶煞，张牙舞爪，爪子上还挂着一面旗，上面只有一个名字，是哥特字体：德拉库拉。
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名字：贝拉·路格斯（即德拉库拉）。但名字的拼写有些怪异，书看上去也很旧了。此外，我是一名学者，对欧洲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德拉库拉这名字其实是来自于拉丁词根，意思是“龙”或“魔鬼”，这是瓦拉几亚的弗拉德·特彼斯——“刺穿者”——的荣誉称号。他是喀尔巴阡山脉一片领地的统治者，以酷刑虐待其臣民和战俘而著称。我当时在研读十七世纪阿姆斯特丹的贸易，实在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一本书夹在我的书里。更让我吃惊的是，那些象牙色的薄纸竟然都是空白的。整本书连扉页都没有，当然更没有出版时间和地点，没有地图，没有卷首或卷尾的空页，或任何其他的插图，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标记。
我又看了几分钟，把它放在桌上，到一楼的图书分类处，那里的确有一张主题卡，“瓦拉几亚的弗拉德三世（特彼斯），1431—1476年——参阅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和德拉库拉”我想，我应该先看看地图。
很快，我发现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是两个古老的地方，位于今天的罗马尼亚。在一堆图书目录卡中，我发现了似乎是图书馆里关于此题材的惟一的第一手资料，那是一本奇怪的英文小书，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某些关于吸血鬼德拉库拉的小册子翻译过来的。原文是十五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纽伦堡出版的。这里提到了纽伦堡，我心中一凉。就在几年前，我在那里密切跟踪过对纳粹首领的审判。这本小册子的标题页有一幅粗糙的木刻画，那是一个男人的头和肩，一个粗颈男人，浓眉笼罩着一双黑眼睛，长长的胡子，戴着一顶插有羽毛的帽子。尽管制作技术原始，整幅画依然栩栩如生。
我知道我该继续自己的工作，但我忍不住，还是开始阅读其中一个小册子的开头，里面列出德拉库拉对他的臣民和其他人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我啪地合上小书，回到自己的小单间里十七世纪令我着迷，我一直读到半夜。
第二天上午我有课。晚上熬得晚，人也觉得累。下了课，我喝了两杯咖啡才又到图书馆继续我的研究。那本古书还在我桌上，只是它现在翻到了巨龙盘旋的那一页。
看到它，我像从前小说里说的那样，吃了一惊。我又翻了一下那本书，这回仔细得多。中间这条龙毫无疑问是木刻的，也许是中世纪的风格，书做得很不错。我想它很值钱，同时对某个学者而言也许还具有重要的个人价值，因为它显然不是图书馆的书。我去前台把书交给了图书管理员。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拖拖拉拉地到了图书馆，那本书还在我桌上。我有些恼火——管理员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匆匆把书放到架子上，干起自己的事情来。下午晚些时候，我在收拾自己的论文时，把那本怪书拿下来，和文章放在一起。我并没有想要这本书，但罗西教授喜欢神秘的历史。
我找到罗西教授，跟他汇报了近几周的学习情况，罗西把上好的咖啡倒进瓷杯里，端上来。
我突然想起自己带来的那本古籍。“我给您带来了一件古董，罗西。有人误将一本很恐怖的书放在了我在图书馆的座位上，都两天了，我想您会愿意看一眼。”
“拿过来看看。”他把精致的咖啡杯放下，伸手接过我递上的书。书脊上的什么东西让他一贯清澈的脸皱了起来。
“打开看看，”我催他。
他的脸色顿时变得非常凝重——一张死寂的脸，全然不是我熟悉的样子。他像我一样，前前后后翻完整本书，不过脸上的凝重并没有变成惊奇。
“是的，空白的。”他把书放在桌上，“什么字也没有。”
“很奇怪，是吗？”我问道，手里的咖啡都变凉了。
“而且很旧。空白不是因为书没写完，而是故意留下这可怕的空白，为的是突出中间那条龙。”
“是的，是的。好像是中间那条龙吞噬了它周围的一切。”我轻率地开了口，但最后语速慢了下来。
罗西好像无法将眼神从他眼前的那条龙身上挪开。后来，他终于有力地合上书本，搅动咖啡，但没有喝。
“你从哪里弄到这本书的？”
“就像我刚才和您说的，两天前，有人不小心把它放在我图书馆的座位上。我知道我应该马上把它送到珍本室，但我真的觉得这是私人藏书，所以没有送去。”
“噢，的确。”罗西盯着我说。“它的确是某人的私有财产。”
“您知道是谁的？”
“知道，是你的。”
“不，我的意思是我只是发现了这本书，在我的——”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我住了口。外面的光线从灰蒙蒙的窗子照进来，他看上去老了十岁。“您说它是我的，是什么意思？”
罗西缓缓起身，走向他书桌后的书房一角，爬了两级图书馆取书用的梯凳，拿下一本黑色的小书。他站在那里凝视了一会儿，似乎不情愿把它交到了我手里。然后他还是递了过来，说：“你看看这个如何？”
一本小书，封皮是古旧的棕色天鹅绒，像古老的弥撒书或《日经》，书脊和正面什么也没写，不知这是本什么书。上面有一个铜色扣子，稍一用力就解开了。书自己一下子敞开到中间。横亘在那里的就是我的——我说了是我的——那条龙。这一回，它的形象覆盖到了书页的边缘，爪子突出，龇牙咧嘴，页眉依然是同样的哥特字体，写在同样的小旗上。
“当然，”罗西的话在我耳边响起，“我有时间，我找到了资料证实这幅图的出处。它是中欧的设计风格，大约一五一二年出版——所以你看它完全可以按内容的不同而随便移动，如果有内容的话。”
我小心翼翼地翻阅那些精致的书页。前面的书页上没有标题——是的，这我已经知道了。
“多么奇怪的巧合！书的背面有海水浸渍过的痕迹，也许是在黑海旅行后留下来的。即使是史密森学会也没法告诉我旅途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瞧，我还不辞劳苦地找人做了化学分析。花了整整三百美金，我才得知这玩意儿曾在某个多岩尘的环境里待过，很可能是在一千七百年以前。我甚至不远万里，去伊斯坦布尔了解它的来源。但最奇怪的还是，我是如何得到这本书的。”
他伸出手，我欣然将这本又旧又脆弱的书还给他。
“您是在什么地方买的吗？”
“我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在我的桌上发现的。”
我一阵惊颤。“在您的桌上？”
“确切地说，是我图书馆里单间的桌子上。”
“您是在哪里——它是从哪里来的？是送您的礼物吗？”
“也许吧。”罗西怪怪地笑了笑。他看上去像是在努力控制某种情感。“再来一杯咖啡吗？”
“嗯。那现在我给您的书找到伴儿了，您更知道它该待在哪里，它们之间不可能毫无关系。”
“它们之间不可能毫无关系。”即使空气中飘着现磨咖啡的香醇，那声音听上去也是如此的空洞。
“那您的研究呢？仅有化学分析不够埃您说过您曾试图多了解——？”
“我是试图了解更多。”他坐下来，张开他不大但看起来很实在的手捧着咖啡杯。
“我想我欠你的还不只是一个故事，”他平静地说。“你听说过弗拉德·特彼斯——刺穿者吗？”
“是的，德拉库拉。喀尔巴阡山脉一片领地的统治者，也叫做贝拉·路格斯。”
“是的——也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在他们当中最令人讨厌的那个家庭成员上台前，他们是一个古老的家族。你去图书馆时是否查了他的资料？查了吧？不祥的预兆。那天下午我看到那本怪书时，就去查了那个单词——那个名字，以及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还有喀尔巴阡山。马上就被迷住了。我们来谈谈喀尔巴阡山吧。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它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地区。当然，关于德拉库拉的基本故事已经被推敲过多次，没有多少可挖掘的了。他是瓦拉几亚的国王，十五世纪的统治者，奥斯曼帝国和他自己的人民都痛恨他。他应该算是中世纪所有暴君中最恶劣的一个。德拉库拉的意思是德拉库尔的儿子——也可以说是龙的儿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任命其父为‘龙之号令”的首领——这个组织抵御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保卫神圣罗马帝国。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德拉库拉的父亲在一次政治谈判中将幼小的德拉库拉交给了土耳其人做人质，德拉库拉目睹了奥斯曼的酷刑，从而也变得残暴起来，这是部分原因。”
罗西摇了摇头。“不管怎样，弗拉德在一次与土耳其人的战斗中被杀了，或许是被自己的部下误杀的，被埋在斯纳戈夫湖中的一个小岛上。关于他的回忆成为一种传奇，迷信的农民将它代代相传。到了十九世纪末，有位爱夸张的作家——亚伯拉罕·斯托克——受其影响，拿着德拉库拉这个名字套在了一个完全是自己想象的人物，一个吸血鬼的头上。弗拉德·特彼斯的残酷令人心惊胆战，但他当然不是吸血鬼。斯托克的书根本没提到弗拉德，尽管他笔下的德拉库拉讲到他的家族反击土耳其人这段光荣的历史。”罗西叹了口气。“斯托克在书中收集了一些关于吸血鬼的传说——也有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尽管他根本没去过那里——事实上，弗拉德·德拉库拉是瓦拉几亚的统治者，而瓦拉几亚就和特兰西瓦尼亚接壤。到了二十世纪，好莱坞继续复活、传承吸血鬼的神话。顺便告诉你，我了解的也就是这么多了。”
我目瞪口呆，他叹了口气，好像不愿意往下说。“你瞧，弗拉德·德拉库拉在中欧、东欧，也许还有他家乡的大档案馆一直被人们在研究着。但他是以杀戮土耳其人起家的。我发现，还没有人到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中去调查德拉库拉的传说。于是我才决定去伊斯坦布尔，算是我对早期希腊经济研究的一次偷偷的散心。噢，我出版了所有关于希腊研究的成果，多少带点报复性。”
有一阵子他没有说话，凝望着窗外。
“我想我还是坦白告诉你我在伊斯坦布尔的发现吧，以后我就不去想它了。说起来，这些漂亮的书你也得到了一本。”他庄重地把手放在那叠在一起的两本书上。“如果我不告诉你，你可能会重蹈我的覆辙，也许还会遇到更大的危险。”
他对着书桌的上方阴沉地笑了笑，说：“我还帮你省了写资金申请的许多麻烦呢。”
我笑不出来。他究竟意图何在呢？我突然想到自己低估了自己导师独特的幽默感。也许这是一个精心制造的恶作剧——这种危险的古书他有两本，就放了一本在我桌上，知道我会拿来给他的，而我像个傻瓜似的，真的照做了。但是我看到灯光下他突然变得灰沉的脸，他的胡子一天都没刮，眼神空洞，全然没有了往日的光彩和幽默。
我向他倾身过去，问：“您想告诉我什么呢？”
“德拉库拉——”他停了一下。“德拉库拉——弗拉德·特彼斯——还活着。”
“老天，”我父亲突然看了看表说。“你怎么没提醒我？都快七点了。”
我把凉凉的手插进我的海军蓝外衣口袋里。“我不知道啊，”我说。
“您还是继续讲吧，别在这节骨眼上停下来。”我觉得，父亲的脸有一阵儿都显得不那么真实。我从来没料到父亲还有可能——我不知道怎么说，心智失常？因为讲那个故事，有几分钟里他是乱了方寸了吗？
“太晚了，故事长着呢。”父亲端起茶杯，又放下。我看到他的手在发抖。
“再给我讲讲嘛。”我说。
“要是我们还不走，他们就要来赶我们了。”
夜早已降临——寒冷，多雾，潮湿的东欧之夜。街上很荒凉，几乎没有行人。
“戴上帽子，”父亲提醒我，他自己总是戴帽子的。
我们正要走到被雨水清洗过的小无花果树下，他突然停住了，张开手，把我护在身后，好像有车刚刚疾驶过我们身边。但并没有车，黄色的街灯下，街道也安静，如在乡下。我父亲谨慎地左右观望。我觉得前面根本就没有人，不过我的长帽檐挡住了些视线。他站住，转头仔细听着，身体纹丝未动。
然后他重重地吐了口气，我们继续朝前走，讨论我们到了云游旅馆该吃什么晚饭。
在那次旅行中，我再也没有听到德拉库拉的故事。我很快掌握了父亲害怕的规律：他每次只简单而急促地讲一点点故事，不是为了达到某种戏剧性效果，而是为了保护什么——他的力量？他的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