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父亲的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父亲照相的地点似乎是在一栋学校大楼旁。他一只脚自信地踩在长凳上，一只胳膊随意地搭在上面，体形不算出众，但看上去很顺眼，中年后他的身材依然保持得很好。如果照片是彩色的，他那光滑的头发在阳光下必定是古铜色的。我知道这一点，只是因为父亲跟我描述过一次。从我有记忆开始，我认识的父亲是白头发的。
那天晚上在伊斯坦布尔，我在思考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首先，我第一次看到一张死去的脸复活了。其次，死去的图书管理员看到了我，又消失了，这让我觉得难以保证公文包里的文献资料的安全。想到这家伙渴望得到我们复制的地图，我当然也不敢冒险打瞌睡。他在图书馆里为了那份地图，跳起来要掐死海伦的景象还历历在目。
“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让我在时间的流逝中睁大双眼，那么，还有一张熟睡的脸离我不远——但也不太近。我坚持要海伦睡在我床上，我自己则坐在那张破旧的椅子上。我隐隐感到她也害怕，从她那里飘来一缕的恐惧会比另一个女人吓得哭泣起来更让我害怕，我的神经骚动起来。也许，让我无法闭上眼睛的还有她通常挺直而高傲的身躯显出了慵懒和柔软，还有她一直显出的坚定。
还没到六点，已经有一阵浓咖啡的味道从屋里某个地方飘出来。图尔古特坐在一张绣花椅子上，腿上摆着一个活页夹。
“啊，我一想到有事告诉你们，就待不住了。”
“我也有事告诉您，”我闷闷地说，“您先说吧，博拉博士。”
“图尔古特，”他心不在焉地纠正我，“瞧这里。”他开始解开活页夹的绳子，“你们已经见过我在档案馆做的复本，我还收集了弗拉德在世时以及他死后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各种事件的资料。”他叹了一口气，“其中一些资料提到在这座城市里发生的神秘事件、死亡和关于吸血鬼的谣言。我还从所有可以找到的书上收集关于瓦拉几亚龙之号令的记载，不过昨晚没有新的发现。后来，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塞利姆·阿克索。他不在大学工作，是个书店老板，不过很有学问。在伊斯坦布尔，对书的了解，尤其是讲述我们城市历史和传奇方面，没人能比得上他。我要他为我找找十五世纪后期在伊斯坦布尔是否埋葬了任何来自瓦拉几亚的人，或这里有没有与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或龙之号令多少有联系的墓地，哪怕是蛛丝马迹也行。我还给他看了我的地图复本和我的龙书，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对他说，您认为那些图形代表了一个地点，即刺穿者的墓地。”我们一起翻看了许许多多有关伊斯坦布尔的史料，看了旧印刷品，看了他在许多图书馆和博物馆做的笔记和复本。塞利姆·阿克索非常勤奋，伊斯坦布尔的故事是他生活的全部。终于，我们发现了一样奇怪的东西——一封信——收在一本十五、十六世纪苏丹的宫廷大臣和帝国许多边远地区的信札集中。塞利姆·阿克索告诉我，他是从安卡拉的一位书商那里买到这本书的，这本书他没见过第二本。
“我耐心地听着，因为我感到这些背景很重要，也注意到了图尔古特的细心。他是个研究文学的学者，却也是个很棒的历史学家。
“是的，塞利姆不知道这本书还有没有其他的版本，不过他想信札集里的文献不是——你们怎么说的？——赝品，因为他见过其中一封信的原件，在我们昨天看到的那本集子里。您知道，他也非常喜欢研究那份档案，我常在那里碰到他。”他笑了笑，“呃，我们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晨光也快照过来了，这时，我们在这本书中发现了一封信，可能对你们挺重要的。出版本书的收藏家相信它是十五世纪后期的。我在这里为你们翻译过来了。”
图尔古特从活页夹中拿出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这封信里提到的早先的另一封信不在这本集子里，可惜，天知道它还存在不存在，很可能已经不在了。要是在的话，我的朋友塞利姆早就把它找出来了。”
他清清嗓子念道：“致无比尊敬的鲁梅里·卡迪亚斯克——”他停下来，“您知道，这是巴尔干地区的最高武官。”
“我不知道。”
不过他点点头，继续，“阁下，我已经对您要求的事情作了进一步的调查。对于我们已经说好的数额，有些修士非常合作。我亲自去查看了墓地。他们早先向我所作的报告完全正确。他们没有向我提出进一步的解释，只重复他们的恐慌。我在斯纳戈夫留下两个卫兵，密切注意任何可疑的行动。奇怪的是，这里没有瘟疫的报告。以安拉的名义，为您效劳。”
“落款呢？”我问道。我的心在狂跳。
“没有落款。塞利姆认为可能给撕掉了，也许是无意的，也许是为了保护写信人的隐私。”
“也许一开始就不打算落款，为了保密，”我提出这个想法，“集子里再没有其他的信提到这件事了吗？”
“没有。这是残片。不过鲁梅里？卡迪亚斯克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这肯定是件大事。过后，我们在我朋友的其他书籍和资料里查了很久，也没发现任何与此有关的东西。他告诉我，就他记得，他还从未见过其他任何关于伊斯坦布尔的历史文献中提到斯纳戈夫。几年前，他才读过这些信——是我告诉他的，德拉库拉有可能被他的部下埋在这里。”
“我的天，”我说，想的不是阿克索先生有可能在别处看到过斯纳戈夫这个词，而是这个词意味着伊斯坦布尔、我们周围的一切和遥远的罗马尼亚之间存在着某种诱人的联系。
“是啊，”图尔古特笑得很欢快，好像我们在讨论早餐吃什么，“巴尔干的公共检查官非常担忧发生在伊斯坦布尔这里的某件事，担忧到要派一个人到斯纳戈夫去查看德拉库拉的坟。”
“不过，见鬼，他们发现了什么？”我一拳捶在椅子的扶手上，“那里的神父报告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害怕？”
“这也正是我感到迷惑的地方，”图尔古特肯定地告诉我，“如果弗拉德·德拉库拉静静地躺在那里安息，他们为什么远在千里之外的伊斯坦布尔还要操心他呢？如果弗拉德的墓的确在斯纳戈夫，而且一直在，那么这些地图为什么与那个地区不吻合？”
我只能对他提问的精确度表示敬意，“还有一件事，”我说，“您是否认为德拉库拉的确有可能埋在伊斯坦布尔这里？这样不就可以解释穆罕默德死后仍担心他，也可以解释从那时开始的吸血鬼现象了吗？”
图尔古特双手在身前一拍，一根硕大的手指顶住下巴，“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帮助，也许我的朋友塞利姆能帮助我们。”
我们坐在旅馆阴暗的大厅里，沉默地对望着。
图尔古特回过神来，“很清楚，我们必须进一步进行搜索。塞利姆说等你们一准备好，他就带我们去档案馆。他了解十五世纪伊斯坦布尔的各种资料，我们一起去看。我打算打电话给艾罗赞先生，他肯定乐意在开馆前把所有这些资料拿给我们看。他住在档案馆附近，可以在塞利姆赶回去上班前给我们开门。罗西小姐呢？她起床了吗？”
这番话让我脑子乱成一团，不知先回答哪个问题。图尔古特提起他的档案馆朋友突然让我想起了我的图书馆敌人。不过他问起海伦，这提醒了我，我让她独自待得太久了。她为什么到现在还不露面？
图尔古特还在说，“所以塞利姆——您知道，他从不睡觉——啊，他来了！”
旅馆的门铃响了，一个瘦个子走进来，在身后关上门。我以为会见到一个穿着礼服、令人敬畏的老人，没想到塞利姆·阿克索年轻而单薄，穿着皱巴巴、过于宽松的裤子和白衬衫。我们直到握手时，我才认出那双绿眼睛和瘦长的鼻子。我以前见过这张脸，现在它近在咫尺。又过了一会儿，我想起一只瘦瘦的手递给我一本莎士比亚。他是集市上那个开小书店的。
“我们已经见过了！”我嚷起来，他同时也叫了起来，我觉得那是土耳其语和英语的混合。
图尔古特看看我，只是说了一句“真是巧。”
我在楼梯上和海伦撞了个满怀——实际上，我是三步并作一步奔上楼的。她抓住栏杆，差点儿滚下楼梯，“哎哟！”她生气地说，“你到底在干什么呀？”她揉着胳膊肘，而我努力控制自己，不去摸她的黑衣服和她那结实的肩膀，她的肩膀紧靠在我胳膊上。
“来找你，”我说，“对不起——你伤着了吗？”
“我很好，”她温和地对我说，“我刚才有了些想法。博拉教授还有多久到？”
“他已经到了，”我向她报告。
我们匆匆出了门。
我希望在路上能让图尔古特拖后一点儿，这样我可以悄悄告诉他，那个邪恶的图书管理员从美国来到了这里。我想我不能当着一个陌生人的面说这件事，特别是图尔古特说这个人并不赞同追踪吸血鬼。可是，我们已经走完一条街区了，图尔古特和海伦谈得还很起劲。我看到她向他露出她难得的微笑，知道自己不得不把应该马上告诉他的情况憋在心里，我愈加难受。
我们发现档案馆的外门没锁——图尔古特为海伦把住里面的门，她大步进到阴暗而安静的大厅里。
我听到她倒吸一口冷气，看到她猛地刹住脚步，我什么也没看见，但已经感到有东西令我毛骨悚然，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让我粗鲁地冲过教授，来到海伦身边。
正在等着我们的图书管理员一动不动地站在屋子中央，我们进来时，他似乎要急切地转过脸来。不过，他不像我们期待的那么友好，他脸色苍白，像是血给抽干了——真像。
这不是图尔古特的那位图书馆朋友，而是我们的那一位！
我还没来得及向前跨到海伦和那个吸血鬼之间，她已经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枪，朝他射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