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眼看到里拉修道院，我感到的是敬畏。拉诺夫把车停在大门外的阴凉处，我们跟着几群游客进了门，眼前的情景令我终生难忘。 斯托伊切夫告诉我，这是防御塔，是中世纪一个贵族建起的，用于躲避其政敌。我屏住呼吸：罗西会不会在这个古老之地的某处？
“这里的厢房到现在还住着修士，”斯托伊切夫说，“那边，顺着那边过去，是我们要过夜的招待所。这是我们民族文化最大的宝库之一。来吧，”他补了一句，“我们进去见见院长。”他以惊人的敏捷在前面带路，似乎这地方赋予了他新的生命。
院长的听讲室在僧侣厢房的一楼。院长从靠墙的长凳子上站起身，迎上来和我们打招呼。院长大约六十岁，身板瘦削而挺直，胡子泛灰，蓝眼睛，透出宁静。院长招呼我们坐下，一个修士端来一个盘子，上面有杯子——杯里不是满满的白兰地，而是清凉的水，我发现拉诺夫没有喝水，像是怕中毒。
院长说，我们可以自由使用图书馆，可以睡在招待所，我们应该参加教堂的礼拜。我们去哪里都行，除了修士厢房——说到这里，他朝海伦和埃莲娜温和地点点头——她们不会知道斯托伊切夫的朋友们为她们支付了住宿费，“那么，”他说，“既然得到了这样善意的批准，我们就去图书馆吧。”
“我舅舅很激动，”埃莲娜悄悄对我们说，“他对我说，您的那封信是保加利亚史的一个重大发现。”
图书馆在一楼，是一条长廊道，几乎和院长的房间正对面。
一个黑胡子修士在门口引我们进去，他高个子，面容憔悴。我觉得他在向我们点头之前，凝视了一会儿斯托伊切夫。
“这是鲁门修士，”斯托伊切夫告诉我们，“他目前在图书馆工作，他会带我们去看我们需要看的东西。”斯托伊切夫在石头地板上跺跺脚，似乎在召集神灵，“这里，”他说，“你们正在看的是保加利亚民族的心脏——千百年来，修士们就把我们的民族遗产保存在这里，通常是秘密的行动。异教徒一旦侵犯这座修道院，一代又一代忠诚的修士就会誊抄这些手稿，或把它们藏起来。这是我们民族留下的一小部分遗产——当然，大部分都给毁掉了。不过能剩下这些已是够幸运的了。”
他跟图书管理员说话，管理员开始仔细查阅书架上那些带标签的盒子。过了几分钟，他拿下一个木盒，从里面拿出几本册子。
最上面的一本装饰着一幅令人吃惊的基督画像——至少我认为他是基督——他一手捧天，一手持权杖，脸上笼罩着拜占庭人特有的忧郁。让我失望的是，奇里尔修士的信不在这本装潢豪华的本子里，而在下面一本较为朴素的册子里。
管理员把书拿到桌上，斯托伊切夫急切地坐下来，满怀期待地打开书。
“根据我的记忆，”斯托伊切夫说，“这里有两封信，还不清楚有没有更多的。”他转向管理员，问了个问题，“是的，”他高兴地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用保加利亚语把这个印出来了我尽可能给你们一个最好的翻译，以便你们做笔记。”于是，他断断续续地为我们译出这两封信。
尤帕拉修斯院长大人阁下：
我们在从拉奥塔到维恩的大路上已经走了三天。我们已经出了森林，来到开阔的丘陵地带，四面都是起伏绵延的小山。幸运的是，我们在路上没有看到异教徒的踪影。
您最谦卑的基督仆从，
奇里尔教友
我主纪元六九八五年四月
尤帕拉修斯院长大人阁下：
我们离开城市已有几星期，正公开地走在异教徒的领地上。我们看到两座修道院和一座教堂被烧毁，教堂仍在冒烟。我们和出来迎接我们的人们不能多谈，只了解到这些情况。我的大人，如果这封信能送呈您，我希望它能尽快送达。
您最谦卑的基督仆从，
奇里尔教友
我主纪元六九八五年六月
斯托伊切夫译完了，我们一声不吭地坐着。信里没有明显提到一个具体的目的地，没有提到坟墓，没有下葬的情景——我失望极了。
不过斯托伊切夫似乎毫不气馁，“有意思，”过了很久，他说，“你们看，你们从伊斯坦布尔带来的信在时间上肯定是在这两封信之间。在写第一封和第二封信中间，他们穿过瓦拉几亚朝多瑙河走去——地名已经清楚地写出来了。然后是你们那封信，那是奇里尔修士在君士坦丁堡写的，也许他希望从那里把这封信和其他的信一起送出去。不过他没办法或不敢这样做，我们无从得知。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六月。他们走的是陆路，就像撒迦利亚的《纪事》里所描写的那条路线。实际上，这肯定是同一条路线，因为这是从沙里格莱德进入保加利亚的主要道路。”
海伦抬起头，“不过我们能肯定这最后一封信写的是保加利亚吗？”
“我们不能绝对肯定，”斯托伊切夫承认，“不过我相信这很有可能。如果他们从沙里格莱德，也就是君士坦丁堡出发，进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修道院和教堂在十五世纪末期被焚毁，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保加利亚。”
我忍不住要表达我的沮丧，“可再没有什么地方提到他们要找的那个修道院在哪里，就算这里就是斯维帝·格奥尔吉。”
拉诺夫和我们坐在一起，瞧着他的大拇指。
“是的，”斯托伊切夫点点头，“奇里尔修士在信中肯定没有写下他们的目的地，就像他没有在斯纳戈夫这个名字前加上尤帕里修斯的头衔一样。一旦他们被捕，这些修道院最终会受到极大的破坏，至少被搜查。”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海伦已经作完笔记，“您认为这是什么意思？”我立即看着斯托伊切夫，这句话也令我印象深刻。他叹了口气，“这有可能指修道院里的一幅壁画或圣像。很难想象这幅画会是什么样子的。即便我们找到了斯维帝·格奥尔吉，一幅十五世纪的圣像也不大可能仍在那里，尤其是这座修道院至少被焚毁过一次。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许它是一个神学的附注，只有院长明白，而我们无法知道；也许指的是他们之间达成的一个秘密协议。不过我们得记住这句话，因为奇里尔修士把它作为一个标志，表明他们找对了地方。”我还在失望中挣扎。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原来认为这褪色的封皮中包裹的那些信是我们寻找罗西的最后一把钥匙，至少能帮助我们看懂我希望有用的那几幅地图。
“有个更大但奇怪的问题，”斯托伊切夫一只手抚着下巴，“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信说，他们寻找的宝贝——也许是沙里格莱德的一种圣物——在保加利亚的一个修道院里，所以他们必须去那里。教授，麻烦您再把那一段念给我听听。”
我抽出伊斯坦布尔的那封信。我们在研究奇里尔修士的其他信件时，我就把它带在身边，“它说，……我们要找的东西已经运出城外，放到了保加利亚人被占领土上的一处安全之地。”
“就是这一段，”斯托伊切夫说，“问题是——”他那长长的食指敲着身前的桌子——“比如说，为什么一样圣物要在一四七七年偷运出君士坦丁堡，为什么帕那克拉托斯修道院要在二十四年后把一件幸存的圣物送到保加利亚，为什么这些修士要到君士坦丁堡去寻找这一特别的圣物？”
“呃，”我提醒他，“我们从信上知道，土耳其人的近卫军也在寻找同样的圣物，它对苏丹也有某种价值。”
斯托伊切夫思考着，“不错，不过近卫军是在圣物被安全拿出修道院后才去找它的。”
“对土耳其人来说，这圣物肯定涉及政治上的力量，而对斯纳戈夫来说，则是一种精神财富。”海伦皱着眉头，用笔敲着自己的脸颊，“一本书，也许？”
“是的，”我激动起来，说道，“如果这是一本书，里面的内容是土耳其人想要的，又是修士们必需的，那又怎么样呢？”坐在对面的拉诺夫突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斯托伊切夫慢慢地点了点头，我过了一会儿才想起，这表示不同意，“那个时候的书一般不含有政治内容——都是宗教文献，誊抄过许多遍，以供修道院使用，或土耳其人在宗教学校和清真寺里使用。修士们冒这么大的危险只为寻找一本圣书，这不大可能。他们在斯纳戈夫已经有了这样的书。”等等，”
海伦睁大眼睛思忖着，“等等。这肯定是斯纳戈夫需要的东西，或者与龙之号令，或者与弗拉德·德拉库拉的守灵有关——还记得《纪事》吗？院长想把德拉库拉葬在别处。”
“不错，”斯托伊切夫沉思道，“他想把德拉库拉的遗体运到沙里格莱德，甚至不惜牺牲他的修士。”
“是的，”我说。我觉得自己正要顺着别的思路走，正要说些什么。突然，海伦转向我，摇摇我的胳臂。
“什么？”我说，不过她立刻恢复了常态。
“没事，”她轻声说道，既不看我也不看拉诺夫。待他一走，海伦又攥住我的胳膊，斯托伊切夫专注地盯着她。
“保罗，”她说。她神情很古怪，我搂住她的肩膀，生怕她会晕过去，“他的头！你们没看出来吗？德拉库拉回君士坦丁堡要他的头！”
斯托伊切夫轻轻“哼”了一声，但太迟了。
就在那时，我四下张望，看到书架边露出鲁门修士那张瘦脸。虽然他放东西的时候背对我们，但他在听。我和海伦无助地对视了一眼。
那人走了，但很可能没过多久，另外的人——比如说拉诺夫——就会听说海伦的刚才的一声结论。拉诺夫会怎么利用这一发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