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
亚欧大陆东部的心脏。
掌握着人类最富庶的国度的皇帝，正在崇政殿召开一次相对秘密的御前会议。受诏参与此次会议的人数并不多，但是却都是大宋最具分量的大臣。
“朝廷收入不可谓不多，但支出更为可观。”户部尚书司马光的声音平稳而威严，几乎让人只听他的声音便无法置疑他所说的话的权威性，“熙宁八年，朝廷岁入折合缗钱共计六千九百八十一万四千二百三十一贯七百四十三，结余二百万贯。熙宁九年，朝廷岁入折合缗钱共计七千二百万六千贯五百一十二，虽然朝廷收入增长，且厉行节俭，但许多支出仍然继续增加，整编军队的花费加上几处灾情的额外支出，结余反而只有三百二十万贯。熙宁十年，朝廷岁入继续增加，折合缗钱达到七千四百二十一万六百二十贯九百三十四，但此年朝廷在陕西用兵，兼之数路再遭天灾，整编军队与军队换装速度加快，朝廷在熙宁十年的结余是净负二百万贯。熙宁十一年岁入与熙宁十年相当，然各路水旱灾情不断，兼以整编禁军之花费剧增，结余亦不过二百余万贯。熙宁十二年是财政收入最好的一年，岁入七千八百六十四万四千九百贯三百五十七，又无大灾害，节余达到六百万贯有余。但是，臣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收入，还包括了自熙宁十年八月以来至今，累计发行的交钞六百五十万贯。”
相当一部分人自动忽略了司马光其他的话，而是对熙宁十二年的财政状况感到欢欣鼓舞。虽然这也是大家早有耳闻的事情，但即便是这些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人，除了吕惠卿等少数人外，也是第一次亲耳听到司马光证实。大宋有多少年没有这么好的光景了？
“臣还想提请皇上与诸位大臣注意，因为连续大规模用兵，兼之不断发行交钞，铜钱与交钞大量流行于民间，今年京师的米价，官价已经达到石米一贯，市价更高。即便是去岁大熟的湖广与两浙路，米价亦已达到石米七百，几乎与仁宗对元昊用兵时的米价相当。朝廷熙宁十一年军费耗费之巨，亦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物价上涨。如若朝廷决意在西北大举用兵，便以十万之兵计，一兵当三夫转运，则至少当有四十万人有赖供食。而陕西之兵，便已不止十万，臣以为一旦有事，至少须计算六十万人之粮供给，便以人日食二升计算，一年之支，至少需四百二十余万石。陕西虽薄有军蓄，最多亦只能勉强以当一岁之供给。而战事一兴，则不可期之骤胜，日后军资，皆需由他路转运，路途遥远，耗费更多。西夏打上两年，朝廷至少要耗费一千万石以上的米——一旦如此，则物价沸腾绝不可避免。以此计算，伐灭夏国，以臣之见，朝廷至少要预备一千万贯的军费——这还不包括军器损耗、伤员医治等开销——并且要尽量希望战争在一年内结束，最多不能拖过两年。”
司马光缓慢而又清晰地说出这些让人几乎无法反驳的数据。所有的人都明白司马光的潜台词：这场战争，一旦打起来，很可能会耗尽大宋的家底。如果能期以必胜，保证必能灭亡西夏，或者超过一千万贯的投入还有价值。但是战争是没有人可以打保票的，一旦失败，或者久战不定——特别后者，简直便是财政上的噩梦！
“除此之外，”司马光加强了音调，“我们最好还要祈祷上天，这两年不要再闹出什么大灾大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汴京每岁要从东南六路运米六百万石，而陕西还需要数百万石，每岁汴河能真正能运输的时间只有那几个月，汴河上的船只有限，运量亦受限制，能否同时保证陕西的军粮供应与汴京的粮食供应，这是极大的难题。臣愚钝，实不知伐夏之事，所得何足以偿所失？若将这一千万贯的军费，用于国内之建设，用之于学校，则可使上百万之孩童读书识字；用之于湖广开发，则朝廷不出数年，又得一大粮仓；用之于减税，则天下咸受此利！臣请陛下三思之。”
司马光可谓言辞恳切。从为天下理财的角度来看，身为户部尚书的司马光，对与西夏的战争始终无法表示支持。在他与以他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看来，这种战争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不能给人民与社稷带来任何好处，是典型的忘本逐末的做法。相反，对于薛奕统率的海船水军在海外的扩张，司马光等许多大臣的态度却有了微妙的变化，相比大宋朝要向西部与北部扩张所要遇到的阻力与付出的代价而言，此时宋朝海船水军在凌牙门以东的海域，轻轻松松就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而且，更重要的是，谋求这种优势不仅不扰民，还能带来巨大的利益。海外贸易的税收已经超过全国总税收的百分之十，便是最有说服力的说辞。
司马光已经隐约意识到，与其向西，向北，还不如向东，向南。
大宋在西夏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人民就必须忍受物价飞涨的痛苦。一个如宋朝这样的文明国家，与其他国家打传统的大陆战争，至少在短期内，是绝不可能盈利的。打仗就是以财富换安全。但是宋朝的海船水军若要在凌牙门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灭国之战，莫说汴京，便是两浙、广州的粮价，都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输了动摇不了国家的根本，赢了国家就能享受利益，或者这样的战争，更适合大宋。
但是，标榜为汉、唐的继承者，代表着华夏的正朔，大宋的君臣们，绝大多数都不可能将自己的目光从西夏与辽国身上移开。更何况，这两个国家的存在，还代表着边境的威胁与不安全。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太祖皇帝的名言，大宋几乎是家喻户晓。忍气吞声这么久，好不容易有一个彻底扭转乾坤、一洗耻辱的时候，岂能轻易放弃？！
赵顼是为什么要变法图强？
在皇帝赵顼的心中，还有更深的隐痛——这个伤疤尽管整个大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也从来没有人敢提起，但直到雪耻的那一天，它永远是宋朝任何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最耿耿于怀的耻辱。
大宋的太宗皇帝，是在与辽军的战斗中受伤，疽发驾崩的！
欲图契丹，当先灭西夏。
赵顼的决心不可动摇。祖宗的耻辱，必须用胜利来雪洗。
“卿不必多言。便是砸锅卖铁，朕亦要打赢这一仗！”皇帝如此向他最重要的臣子们如此宣布着，“汉唐故土，绝不能久染膻腥！”
“陛下英明！”崇政殿中，所有的臣子都拜了下去，高声附和着皇帝的豪情壮志。只有司马光屹然不动，目光平静从容地望着皇帝。
赵顼亦不以为意。他早已习惯他这些臣子的脾气。平心而论，赵顼称得上是史上少有的能优容大臣的君主。他将目光转向他的枢密使与枢密副使们。
文彦博微微躬了下身子，沉声道：“陛下，枢密会议商议的结果，臣等已具表上呈。”
“朕已读过。”赵顼点点头，由年高德劭的军中宿将、元老们组成的枢密会议，是一个没有决定权的参谋机构，专门就军事方面的问题讨论，提出建议供皇帝参考决策。枢密会议对于伐夏有种种意见，但有一点却是统一的：天予弗取，反受其咎。
但是身为枢密使的文彦博，在伐夏的问题上，内心却有点矛盾。他懂军事，但却并不是一个武人，而是一个名臣。所以，一方面，他有着与司马光同样的担忧，担心无法速战速决，久拖不下，使国家陷入泥潭；另一方面，曾经久历西事的文彦博，与枢密会议的那些元老宿将们一样，亦无法放弃这样的天赐良机。
这样的机会，一百年间也只会有这么一次。
况且，文彦博也明白，宋军是有很大可能打赢这一仗的。宋朝为了这场战争，准备了许久了。熙宁十一年以来，陕西路通过种种手段陆续储存了四百多万石粮食，导致司马光所说的熙宁十二年两浙、湖广米价居高不下的原因，这亦是其中之一。这四百多万石军粮，可供十余万军队，数十万丁夫半年至十个月之用——当年石越在赵顼面前，还是说了外行话，他大大低估了运输的耗费；而司马光亦远远低估了这个数字。只要前期军粮有充足的保证，以宋军现在的战斗力，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种种准备，战争就大有希望。
仿佛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文彦博继续说道：“陛下已决心一战，抵定西北。臣等不敢不切实言之。以军费而论，臣以为一千万贯的开销是肯定不够的。且虽说大军在外，利在速战，但若期以一年必胜，只怕也不切实际。臣以为，朝廷至少需要有打上两年的准备。除与西夏外，对契丹亦不可不防，开封黄河以北地区的堡寨，不能停工，与辽国接壤地区，尚需继续修葺城池，保持警戒，以防有不测之变。禁军之未整编部队，亦当加速整编——在西夏作战的军队，未必不需要援军。此外，每次胜利之后的犒赏费用，亦不能省。朝廷不能奢望前线的将士们节省着打仗。”
无论如何，文彦博都必须先将困难指出来，做鸵鸟是打不赢战争的。
“此外，至熙宁十二年为止，朝廷在延绥行营有步军四万二千、马军一万八百；环庆行营步军一万五千、马军九千；秦凤行营步军三万九千、马军一万二千六百；熙河行营步军一万二千、马军一千八百；长安以陕西内地驻军步军二万四千、马军三千六百。全部禁军合计步军十三万二千、马军三万七千八百。这还没有计算陕西路的厢军、蕃兵、沿边弓箭手的数量。西夏虽经屡败，兼之内乱，但控弦之士，附翼于梁氏者，亦不下二十万，其余各种势力，更不可不防。朝廷欲期以必胜，不能仅以西军之众伐灭人国。枢密院以为，河东路之飞武军第三军、飞骑军亦当参与伐夏之役。而自殿前司诸军中，当调遣拱圣军、骁骑军、宣武第一军、第二军、铁林军为助。再遣使招董毡助战，如此，方能保持对西夏之绝对优势。故此，在计算军费的时候，臣以为宁可高估一点。”
文彦博将兵力配置向众人一交底，司马光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一千万贯！他实在是远远低估了这个数字。这样规模的战争，一千万贯能支持半年之用，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但是若能平定西夏，这笔开销是值得的。”吕惠卿看了一眼皇帝的脸色，插道：“朝廷养兵之费，每岁至少在五千万贯，多则六千万贯。其中大半耗费在陕西。若能平定西夏，则朝廷无复西顾之忧，大力裁兵，归兵为农，单一岁所节省之军费，便不止一两千万贯。此乃万世之功业。臣以为为大臣者，当目及长远，不可锱铢必较。”
“吕相公说得轻易。”司马光读出了吕惠卿话中的讽刺，立即反唇相讥，“休说战无必胜之事，便有必胜，治理西夏的开支，又岂能少了？无大军威慑，只怕军队前脚方走，立时便有变乱。在西夏驻军，转运之费，未必下于战争之费。要使群羌心服，谈何容易？只恐我大宋更无裁军之日。”他又转向皇帝，亢声说道：“陛下，臣不敏，亦知圣主当修德以徕远人。设使大宋政治清明、百姓富足、国强兵练，夏国与契丹又何敢犯境？纵有扰边，我击破不难。何必如此耗费根本，大兴兵戈，使天下之民，未见其利，先受其害？为子孙除害，立万世之功，此汉武之托辞，前汉衰败之由也。臣不才，待罪侍奉三朝，不敢不冒死直谏：真正的圣主，不是那些开疆拓土、耀武扬威之主，而是能让天下百姓丰衣足食，使外敌不敢冒犯之主。愿陛下三思之。”
身为户部尚书，皇帝与整个朝廷暗中对于伐夏的决心与所做的准备，司马光是非常清楚的。虽然明知道无法阻止整件事情的发生，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当尽到自己的责任。为这个庞大的国家管理了几年的财政之后，司马光对自己的一些观念更加坚持，而另一些观念，却也同时发生了不易觉察的改变。他更加坚信，灵武、燕云，不应当成为宋朝的历史包袱，汉唐有汉唐的特征，但是大宋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他全力支持军队的改革，一支更有战斗力的军队，可以保障大宋的安全。但是，若有希望谋求与西夏、契丹的和平相处，便没有必要选择战争——毕竟，现在宋朝对西夏与契丹，都不必支付那耻辱性的“岁赐”了。他致力追求的大宋，是一个政府能力行节俭，人民能丰衣足食、享受教化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才是司马光理想中，不逊于三代之治的社会；这样的国家，只会让远方的蛮夷们羡慕向往，而绝不敢轻易侵犯，纵然受到侵犯，大宋也有能力给予有力的回击。冒着财政破产的危险，打一场必要性也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战争，身为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司马光更相信朝廷是被历史蒙住了双眼。
司马光也并不是一个完全回避战争的书呆子。他的观念也在微妙地发生着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转变。他其实并不是回避战争，而是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战争必须划算，主动发动的战争，它的风险要尽可能地可以控制。对于向南方、向海洋的扩张，司马光由最开始的疑虑，已经渐渐转变成默默地支持。身为户部尚书，他比旁人更敏锐地觉察到了海洋战争与大陆战争的区别。
但在这一点上，以整个大宋而论，司马光是孤独的。
皇帝的脸色变得阴霾起来。
吕惠卿有几分不屑地瞄了司马光一眼，“迂腐！”他在心里暗骂了一声，然后朗声说道：“战争之胜负，陛下可问诸文枢使与吴兵部；微臣所敢保证者，是朝廷定可以筹集军费，以供前线之需。”
“卿有何良策？”赵顼喜动颜色。众人尽皆侧目。只有司马光微微哼了一声。
“朝廷今日之积蓄，足以支半年至一年之用。以今岁、明岁之岁入结余，再适当增发交钞，民不用加赋，而军费自足。”吕惠卿自信地说道。
“再增发交钞？！”冯京几乎被唬了一跳，“陛下，交钞无本，不得印发！否则后患无穷！”
“百姓焉知有本无本？”吕惠卿反问道，“只要朝廷继续允许以交钞交税，交钞与铜钱何异？战胜之后，以一年节省之军费，足以补上。”
冯京顿时无辞以对。
司马光心里明知吕惠卿说的是歪理，但是亦苦于无辞反驳。犹豫了一下，终于决定不要自取其辱。虽然知道滥发交钞的祸害——这是有过一些先例的，但是司马光亦意识不到这样做究竟会有多严重的后果。
文彦博只是怔了一下，与吴充对视了一眼。他们二人都绝非不懂民生财政的武人，亦知道增发交钞，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这至少要好过“因粮于敌”的夸夸其谈。大不了，废掉交钞便是，这样的先例亦并非没有。虽然不是善政，但亦算是一时权宜之计。如吕惠卿所言，若能隐瞒过去，亦未必不可能呢。
赵顼亦赞道：“只要处分得当，亦是奇谋。”
“陛下，故臣以为，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如何用兵，以何人为帅。”吕惠卿顺着皇帝的话说道，“只要能打赢，这些代价值得付出，困难亦可克服。但若不能称心如意，后果不堪设想。选将用兵，实是至关重要。”
吕惠卿抛出这个议题，所有人顿时都怔住了。计算军费开支，需要调拨之军队与役夫若干，如何用兵，何人负责粮草，何人负责转运，如何应对辽国……这等等事宜，的确是大家预料当中都要讨论的问题。
但是，“选帅”，却绝非是预定议题的内容之一。
虽然吕惠卿将选帅用兵绑在一起抛出来，但是在场之人，谁听不懂背后的含义？汴京流传的流言，立时浮上所有人的脑海——听说有不少大臣上疏，反对石越担任伐夏的主帅，却全都被皇帝压了下来。
崇政殿中沉默得有点尴尬。
这种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意志，吕惠卿一向惯于揣摸上意，他说出这番话来，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皇帝的授意？但若是皇帝的意思，为什么传说中那些奏疏皇帝要将它们压下来？亦或者，这个流言的本身，便是一种小手段？
没有理清楚头绪之前，是不会有人轻率表态的。
不止一个人眼热伐夏军统帅的位置，但是，谁能比石越更有竞争力？
“伐夏之役，调动大军近二十万。其中不乏军中宿将、几朝勋臣。臣为国计，以为以石越为帅，未必能节制得了这些人。尤其是殿前司诸军，其统军之将，几乎个个都历事三朝，战功卓著，只恐内心不服。将帅不和，素是兵家大忌。故臣以为，朝廷当另遣元老重臣坐镇节制，以石越在陕西度支粮草便可。石越此人，臣素所深知，其为人谦退，有君子之风，亦不需忧其争功贪名，有二重臣和衷共济，何事不成？！”吕惠卿侃侃而论，他说的，绝不是什么好的理由，但却是上佳的借口。
“吕相公何不直说，以何人为帅更佳？”司马光语带讥讽地说道。朝中有名望的重臣，文彦博身为枢使，王韶卧病在床，眼见寿年便到，要找个有足够分量的人去与石越“和衷共济”，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每个人都在静静等待着吕惠卿说出他的人选。到熙宁十三年为止，大宋的政局在人事方面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段。仁宗朝那个黄金时代所诞生的第一流的人才，正一个一个走向他们生命的终点。韩琦、曾公亮、蔡挺、陈升之这些名臣名相，相继去世；老迈的张方平已经致仕；在军中素有威信、智勇双全的王韶正在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连兵部尚书吴充，也因为兵部事务的繁琐劳累、朝廷中的勾心斗角，而显得心力交瘁，垂垂老矣——他已经数上辞章，虽然都被皇帝挽留，但兵部的事务，大多却都已是由郭逵在打理着。如今硕果仅存的，其实也只有文彦博、司马光寥寥数人。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公元十一世纪，可以说是属于这些所谓的“庆历名臣”的；北宋一代几乎全部的辉煌、荣耀、遗憾、叹息，亦可以说是属于这些“庆历名臣”的！这些人创造了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也创造了历史上最坏的时代。他们留给后人想念不尽的繁华与光彩，亦留给后代扼腕叹息的遗憾。待到他们的生命之花凋谢，北宋以及整个华夏文明都开始走向最繁华时代的覆灭。而在这个时空，也许“熙宁”会比“庆历”更加耀眼夺目，但毫无疑问，每一位庆历老臣的离去，都是大宋朝无法挽回的损失。虽然他们或者可以不用再带着遗憾离去，因为后继者有着不逊于他们的风采。
崇政殿内的大臣们，并不会有这种历史的感叹。但是，他们却同样清醒地知道一个事实：当时间跨入熙宁十三年之时，大宋朝廷中，比石越资历高、威信重的人，已经越来越少，甚至可以说，屈指可数。
他们并不会也不可能去无礼地注目吕惠卿，但每个人却都在暗暗地想象着吕惠卿的表情，以及猜度着他的人选。
甚至连皇帝赵顼，都将带着几分疑惑地目光，投向他的宰相。
三天前，赵顼召见同知枢密院事吕公著之时，吕公著对他说过一句话：“苟非得人，毋生边衅。”赵顼对这句话深以为然，若是没有合适的统帅，就不要轻易打仗。想到此处，他眼角的余光扫过吕公著的脸庞。这位大宋有名的世家子弟、王安石以前的好友，此时一脸庄重，但他目光的神态，却明白告诉着人们，对于任何他认为不恰当的意见，他都随时准备当廷争辩。
吕惠卿仿佛完全没有介意这一切，他略显谦卑却又维护着自己的骄傲地向皇帝回看了一眼，目光移向枢密使文彦博，在他身上停留了一小会儿，然后朗声说道：“臣不敢不以实言，微臣亦曾仔细思虑，却始终找不出合适的人选！”
赵顼怔住了。
所有的人都怔住了。
吕惠卿仿佛完全没有看到这些惊诧、不解与怀疑的目光，他在心里得意地笑了笑，继续郑重地说道：“然而臣却坚信，石越并非最合适的人选！故此才敢冒昧提出，请陛下与诸位大人三思，另选帅臣，用石越之长而避其短，方是朝廷之幸。”
皇帝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
文彦博与司马光都严肃起来，二人虽然没有互相看过一眼，亦不曾有过任何暗示，但却都在心里不约而同地骂了一声：“福建子！”
辽国。
大同城，朝阳门外。
一身戎装的耶律濬手执金鞭，骑在马上，与他的臣子们向大同城指指点点。
“陛下！”如洪钟一般响亮的声音，来自于耶律濬的爱将韩宝，这是一员勇猛不逊于阿斯怜的猛将，“攻下西京城，易如反掌。俺不明白陛下为何竟围了这么久？”
“果真易如反掌吗？”沉稳得有些阴郁的声音，不用看，也知道说话的人是大辽军中第一名将耶律信。
“陛下！若以俺为将，担保三天之内，必克西京！”韩宝的嗓门更加响亮起来。他是辽国土生土长的汉人，而耶律信却是契丹人，二人俱有盛名，未免便有争强好胜之心。
“可笑。”耶律信不屑地哼了一声。
“你说什么？！”韩宝猛地吼了一声，眼珠瞪得如牛眼一般。
“放肆！”萧佑丹厉声喝道，严厉地瞪了韩宝一眼，韩宝悻悻扭过头去。
耶律濬都看在眼里，微微叹了口气，“韩宝，你知道朕为何不肯猛攻西京吗？”他顿了一下，又道：“西京是大辽要害之地，乃赵国七雄之资，拓跋氏霸业之本，真正是英雄用武之地！我自得此幽燕之地，遂占形胜，扼南朝之命脉百余年。此实是祖宗隆德所致。以西京之重，自立国以来，本是非亲王不能主之。杨逆侥幸窃居此郡，竟成大患。”
耶律濬眺望着大同城上的敌楼、棚橹，继续慨然说道：“历代列祖列宗，都知道西京之重要。当年南朝北侵，西京几不能守。而一旦西京有失，南京亦不复固！若杨遵勖能遣数千精兵，东出金坡关，联络南朝，夹击南京，朕几有亡国之忧。所幸杨遵勖无能，南朝用事之人，纵如石越辈，亦终不过一文士，见不及此。朕方能从容鼎定耶律乙辛之乱，再回头收拾西京之局面。”
耶律濬说出这番话来，身边几个重臣与心腹谋士，都不禁唏嘘不已。这实是他们一直提心吊胆的事情。西京大同失守，南京析津府便绝不可能固守，这一代的辽国君臣，是有这番见识的。但是在宋朝，有这种见识的人却并不多。
“祖宗本自忧心于此，遂置于平城故址建此近二十里的大城，精修守备之具，又将戍守西京道的将校家属全部置于城中。是防着一旦南朝大举用兵，前方不利，则大同即可为最后之坚城，耗敌于坚城之下，以待援军决胜。”耶律濬说到这里，又重重叹了口气，便不再说了。
纵是韩宝这样大脑相对简单的人，也已经明白耶律濬的顾忌了。
虽然自讨伐杨遵勖以来，辽师一直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是真到了大同城下，就这么一座孤城，那些看起来完全没有战斗力的军队，却突然变了个样，成为凶猛无比的野兽。辽军每次强攻，都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只要他们不攻击，城中的叛军却又似乎连突围的兴趣都没有。仿佛他们待在大同城中，是在等待着什么，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但在耶律濬说明后，这一切便都明白了。
“无论是西京城内还是西京城外，朕都不希望大辽的精锐，在这里被消耗掉。”耶律濬无奈地说道，他也在与他的帝国一起成长，身为大辽的皇帝，他要考虑整个国家的元气，一味强攻大同，被杨遵勖胁迫的将士，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会是一群可怕的野兽。“杨遵勖是困兽之斗，时间一长，他定会绝望，这不过是挨过一天算一天罢了。”
“陛下为何不招降杨遵勖？”
“他肯信吗？而且，他定是还心存侥幸吧。”
“侥幸？”韩宝糊涂了。
耶律濬的目光投向西方，他在心里讥讽地笑了笑，暗中握紧了刀柄。
不会有任何侥幸！
“佑丹，南朝的使者还没来吗？”
“陛下，南朝要做一个决断，总是极慢的。”萧佑丹的话中有几分嘲讽。
“朕有耐心等。”耶律濬淡淡地说道，他掉转马头，忽地勒住，回首问道：“听说你在编一部书？”
“是。”
“是什么书？”耶律濬笑问道。
“《汉契一体论》。”萧佑丹从容回道。
“《汉契一体论》？”耶律濬哈哈大笑，道：“有意思，写了多少，送来给朕看看。”
“遵旨。”萧佑丹显得宠辱不惊。
“林谦！”
“臣在。”另一个担任林牙一职的汉臣林谦连忙应道，他也是新贵之一。
“朕让你也去写一部书！”
林谦愕然望着这个英俊得有点过分的皇帝，几乎有点不知所措。
耶律濬执鞭指着林谦，傲然道：“朕叫你去写一部《十七史用兵事略》！”
“臣遵旨！”
“听说南朝的司马光在写一部，朕不用这么麻烦，朕只要知道历朝历代，名将是如何打胜仗，庸才是为何打败仗的便够了！”
“臣遵旨！”
“官家，你看这段……”群玉殿内，王贤妃替赵顼轻轻翻着书页，软语着。宫女们看着室中的蜡烛只余了四分之一了，连忙蹑手蹑脚地走进来，想要更换新烛。赵顼皱了皱眉，喝道：“待点完了再换不迟。”
王贤妃知道赵顼的心思，向不知所措的宫女挥了挥手，宫女们连忙退了出去。
赵顼拉了拉披风，把身子仰靠在椅背上，叹道：“国家用度只嫌不足，没得只有委屈一点了。”
“这是官家的贤德……”
“什么贤德，冷暖自知罢了。”赵顼苦笑道，“谏官们骂朕的可不少。宫里哪一项用度稍多了，只须被他们知道，总免不了有几份折子递进来。无非是讲一番大道理，劝朕要俭朴，要为天下之表率。在他们看来，似乎那所谓的‘明君’，不过便是会省着过日子罢了。”
“以臣妾之见，其实明君，还真不过就是会省着过日子。”王贤妃笑道，“但凡不肯乱花钱的皇帝，还真没有几个是昏君的。臣妾前一段见《汴京新闻》说到《大宝箴》，里面有一句话，真是至理名言哩。”
“《大宝箴》？‘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赵顼笑道，唐代的这些名臣奏章，他自然都是读过的。
“正是这句话。”王贤妃轻声念道，“‘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官家之所以是‘官家’，不正是不能放纵私欲吗？便以这群玉殿的蜡烛而言，于皇帝家，一晚燃掉几十支蜡烛，亦不过是平常事，稍有节约，便已是贤圣。但臣妾亦看过报纸上说的物价，这群玉殿一晚上所燃之烛，却已是相当于一户中等人家十日之费了。”
赵顼笑着摇了摇头，道理虽然是如此讲，但是果真要做到汉文帝那样，他却自忖没有这份本事。他的确心疼国帑，但是他愿意节省的原因，是他希望能有一场梦寐以求的大胜。
“爱妃，你在高丽之时，有没有听说过辽主耶律濬？”赵顼忽然问道。
王贤妃怔了一下，旋即笑道：“臣妾在高丽时，他尚是太子，是故未曾听过，但却见过一幅画像，看起来倒甚是英武。”
“画像？”赵顼顿时来了兴趣，他从袖中掏出一幅画卷来，王贤妃忙帮着展开铺在桌案上，却见上面画了十余人，个个皆是契丹装束，也有少数身着汉装的，其中大半以上，或别腰刀，或挎弓箭。赵顼指着画卷笑道：“爱妃可瞧仔细喽，看看哪个是耶律濬？”
王贤妃嫣然一笑，自去取了一盏蜡烛来，就着烛光仔细看起来。她昔日不过隐约见过一眼耶律濬的画像，如今相隔日久，记忆早已模糊，这图上的年轻英俊之人又不止一个，要分辨起来却也并不容易。费了好一阵工夫，王贤妃才指着一个身着戎装的年轻人说道：“臣妾若没记错的话，当是此君。”
赵顼含笑颔首，用嫉妒的眼光看了耶律濬的画像一眼，叹道：“他此刻正带兵亲征平叛，而朕，数十年间，竟难得穿几次戎服。”他显然是想起了即位后不久穿着戎服去见两宫太后的往事。
“郁郁乎文哉，吾从宋。”王贤妃掩嘴笑道，半是宽慰地说道，“做皇帝做到要亲征的分上，对国家朝廷可都不是什么好事。官家只需知人善用便够了。”
“知人善用？谈何容易！”赵顼若有所感，站起身来，重重地叹了口气。
夜晚静悄悄地过去。阳光从窗外射进来，照在保慈宫的桌几上，也洒落在保慈宫的主人高太后与大宋的皇帝陛下赵顼以及向皇后身上，闪耀着金黄的光芒。
“母后今日的气色好多了。”赵顼微笑着向母亲请着安，比起已故的太皇太后来，与自己的母亲，赵顼要略显得疏远，而且他也不能似相信曹太后一般，在政治上信任高太后的判断——这不仅仅是即位日久的原因。但是伐夏这么大的事情，无论如何，他都是应当要向太后禀报的。
高太后默默地接受着这一切。
对于自己儿子的用人、治国，她都是有看法的。而且或者因为是骨肉相连的母子，她并不似曹太后那样委婉，很多时候，她会更直接地表达出来，而不那么顾忌赵顼的感觉。扪心自问，她并没有一点私心，做一个贤德的妻子、母亲或者说皇后、太后，一直是她对自己的要求。
“这几日有十一娘陪着聊天解闷，我也宽心许多。”高太后慈祥地笑道，“倒是官家要注意龙体，莫被国事累坏了，这才是社稷之福。圣人说官家这几日都不怎么进膳，这可不是养生之道。”
赵顼笑道：“朝廷正议着伐夏之事，兵者国之大事，朕总得操点心。若能克复灵武，全祖宗之志，列祖列宗知后代有人，亦可欣慰。”
“官家决意用兵了吗？”高太后敛容问道。这件事，她早已知道详细，但是皇帝既然是第一次说，却总得装成不太清楚的样子。
“伐夏之议，并非起自今日。”赵顼略带得意地说道，“朕与石越等一干大臣，实是筹划已久。数年之前，石越自杭州返京，便向朕密进伐夏方略，预言西夏臣强主弱，秉常不甘受制，久必生乱。朝廷一直便在暗中筹划布局，等待此事发生。如今果然被料中。大宋兵甲已精，士卒已练，惟一稍嫌不足者，是己丑政变比石越预料的早发生了一两年，粮草与兵饷，尚不能称全备。”
“然我亦听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饷乃用兵最要之事，官家岂可轻视？”
“母后之教甚是，朝廷已有应付之方。况且，朕以为未必便不可因粮于敌，夏国累世经营，岂无粮储？果能攻城略地，岂能没有一二仓储落入我军之手？”赵顼自信地说道。对于在西夏“因粮于敌”这种设想，在陕西的石越、在枢密院的文彦博，都是极力批评的。石越甚至在奏折中激动地指斥这种想法，是“自取败亡”之道，并激烈地请赵顼“立斩”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因为提出这种建议，是“欺君误国”。文彦博的态度要平和一些，但却也同样的坚决，认为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但赵顼也秘密地询问过李宪等一些带过兵的宦官与种谔这些长年在西线统兵作战的将领，甚至派遣使者询问过待罪受处罚的高遵裕，这些赵顼眼中身处前线、“深明西事”的将领，他们的回答却与石越、文彦博这两个文臣颇有不同。种谔为首的一部分边将认为这是完全可行的；而李宪与高遵裕等人的回答虽然保守一点，但也认为“未必不可行”。因此，在这方面，赵顼心里是有自己的算盘的——石越与文彦博是文臣，保守一点，从最困难的情况来庙算战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赵顼却相信，情况必不至于如他们说的那么糟。
“凡事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官家事事多询问大臣之意见，便不会犯错。”高太后虽然也是将门之后，但是她在军事方面，懂得却相当有限，只能说一些泛泛的提醒。
“朕理会得。”赵顼有点敷衍地说道。他的确是“兼听”了的。
高太后看在眼里，暗暗叹了口气，但表面上却点了点头，笑道：“官家能如此，是社稷之福。陕西能有石越坐镇，委之以国事，倒也是放得下心的。”
赵顼踌躇了一会儿，支吾道：“朝廷尚未议定主帅之选。”
高太后与向皇后都吃了一惊，只不过二人的惊讶，一人是真，一人是假。高太后自然是听过这些传闻的，向皇后却向来恪守妇训，对国事即便说不上漠不关心，亦可以说极不热衷，因此朝中这么大的事情，她竟全不知闻。高太后问道：“这却是为何？”
赵顼眼见保慈宫中人多嘴杂，有些话却不便直言，只是回道：“因有大臣有异议，争执不下，未可遂定。”
高太后摇头道：“这等事情，拖延无益。无论用与不用，宸断须及早。”
“母后说的极是。”赵顼并没有与高太后深谈的打算，语气虽然恭恭敬敬，但内心里却是打着敷衍的主意。
高太后斜着眼睛看了自己儿子一眼，忽然笑道：“官家的心思，我虽是老太婆，却也是明白的。外头有人能在这事上进言，归根到底，还是揣摸圣意，所以才敢在此事上做文章。”
高太后的这话说得虽然是笑语吟吟，但赵顼听到这话，却仿佛是在向曹太后请教一般，只觉高太后的语气神态，在这一瞬间，都像极了曹太后。他心神一凛，忙收敛起那种敷衍了事的心思，认真回道：“虽说如此，然亦不可不防。”
“是吗？”高太后反问了一句，忽然问道：“若是真宗皇帝在澶渊之盟前便不肯用寇准，官家以为如今大宋是何等模样？”
赵顼听到这话，顿时怔住，若有所思地望了自己母亲一眼。到此刻，他才真正明白，他这位从小在宫中长大的母亲，在政治观点上也许与自己不同，但在政治智慧上，却未必逊色于自己。
“诸事终须以社稷为重。”高太后注视着她的儿子，缓缓说道，“一石越何能为？祖宗苦心立法以垂后世，养士百年，砥砺名节，纵是周公再世，亦未必动摇得了，何况区区一石越？收复河套，不过开拓之劳；澶渊之盟，却是救亡之功。论功劳之高下，石越亦未必胜得过寇准。景德元年，寇准已是宰相，今日石越不过一安抚使。宰相尚不忧功高不赏，何况一安抚使？”高太后不如曹太后的委婉含蓄，却一样可以直刺问题的本质。
“国之大事，在戎在祀。数十万甲士，亿万钱粮，委之一人，固不可不重。”赵顼细不可闻地叹息了一声。
“若抛开其余，仅以西事成败而论，官家可有胜过石越之选？”
“朝中似无此人。”
“如此则非难事。”高太后悠悠说道，“官家可以范纯仁、陈元凤督粮草；向传范、高遵惠督军器；另遣亲信者为石越之副以监军事。各行营主帅，本是朝廷委任；地方州府，亦是朝廷之官。如此，石越可立功而不能结党，可树威信却不能具羽翼……”
赵顼无比惊讶地望着自己的母后，心中油然生出一种叹服之情。高太后的处分，特别是最后两句话，实是触及了问题的关键——赵顼并不担心石越会拥兵割据，虽然为了谨慎，需要有适度的因应，但其实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赵顼真正担心的是，石越在伐夏的过程中，不仅仅立下巨大的功勋，而且还聚集起一群忠心的臣僚。若是这样的一帮人，在立下大功后，遍布朝堂与军队，再加上石越届时的威望，那是能让任何一个皇帝都要胆战心惊、夜不能寐的。风遗尘整理制作。
功劳太大，会打破政局的平衡，固然让人伤脑筋，但这并不是最可惧的。可惧的是，有功劳的人同时还有实力！
仅仅只有功勋，别说是寇准，即便是韩信，又能如何？
将这些人往各个要职上一派，不仅仅使原本可能性就极低的割据之患降到了完全不可能，而且还最大可能地分散了石越的人事权与功勋。此外，如范纯仁这样忠直的大臣，放到陕西去积累军功，将来回到朝中，必会成为他赵顼手中更有分量的棋子。
范纯仁忠直可靠，无偏无党；陈元凤聪明能干，与石越不契；向传范、高遵惠是值得信任的外戚……还可以再挑选一些人，派到陕西去。赵顼在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他并没有意识到，除了这种种原因外，也许他内心深处，是并不愿意调换石越的。
这一番交谈，似乎极快地拉近了母子之间的距离。他们并没有就这个话题继续深谈下去，因为这件事已经说得够直露了，直露得简直不像是宫廷内的对话。二人巧妙地转移开了话题，由军粮的话题开始，赵顼向高太后详细地介绍着司农寺下属的研究人员们在两浙路做的各种试验：有时候他们种植了两块水稻，其中一块田中不施任何肥料，另一块田中施放猪粪，待收获之后，研究人员便可以得到结论，每斤猪粪，究竟能换来多少斤稻子……又说到契丹士兵常带的军粮“炒袋”，辽主祝贺赵顼生日的礼物中，便有这种炒米，味道并不敢恭维；从味道又聊到契丹破回纥时引进辽国的特产西瓜，司农寺已经设法从辽国引进了西瓜的种子，也许明年，在汴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会有甘甜的西瓜出售……
母子二人随意地聊着这些轻松有趣的话题，保慈宫中，不时传出畅快的欢声笑语。
如此，一直待到在保慈宫用过午膳，赵顼才告辞离开保慈宫。他下午要在崇政殿单独召见文彦博，询问派往辽国使节的人选。离开保慈宫的那一刹那，忽然间，沉静下来的赵顼隐隐感觉到有些地方不对。他不觉回头望了保慈宫一眼，一只凤凰雕刻跃入眼帘。
“凤？陈元凤？！”赵顼愣住了，“母后如何知道陈元凤的？”他不觉喃喃自语出来。
赵顼身旁一个内侍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似乎是想说话，但又似是顾忌到什么，又收了回去。但他的表情却全部收入了赵顼眼中。赵顼心中动了一下，不动声色地踏上舆驾，离开了保慈宫。
“道长，这一局棋，却是小王侥幸！”距玉津园不远的一座道观内，赵颢笑吟吟地向李昌济说道。二人面前，摆着一副黑白相错的棋局。
李昌济将手中的黑子丢进小棋篓中，笑道：“是贫道输了。”
“听说石越的夫人已经启程进京了。”赵颢似不经意地说道。
“哦？朝中争议未定，倒先将他家眷召入京师。今上毕竟是舍不得不用石越的。”李昌济一粒一粒地捡着棋子，一面笑道。
赵颢笑了笑，道：“道长的主意，孤已依言向太后进言。且已向太后说了，孤不过是忧心国事，不欲因此博虚名而使兄弟生嫌，故要请太后辗转白于皇兄。”
“如此便是妥当。”李昌济淡淡地说道。
“道长说皇兄果然会知道是孤所言吗？”赵颢虽然想掩饰自己的关切，却显得有点欲盖弥彰。他对“虚名”，绝非是不在意的。
“自然会知道。”李昌济似笑非笑地望了赵颢一眼，缓缓说道：“陈元凤不过一大名府通判，九重之内，如何知道此人？又如何知道此人与吕惠卿交好，素与石越有心结？今上是极聪明颖悟的人，这一层如何能瞒得过他？”
他暗暗摇了摇头，赵官家三兄弟，赵颢毕竟不如其兄。赵顼想到这一节后，必然会询问宫中的内侍，这一段时间太后召见过什么人，那是一问可知的事情。
“不仅皇上会知道，用不了多久，事情便会传开来，汴京城是最爱传播这些流言的地方，几个月后，便是官民皆知昌王献策定计了。”
“哎！”赵颢不胜唏嘘地叹了口气，道：“兄弟相隔，竟至于此。”
“贫道依然是那个主意。”李昌济将最后一粒棋子放入篓中，道：“大王现在既要韬晦，亦要收名誉。求田问舍者，难济大事。大王只须事事秉着为国家社稷之心行事，凡有建明之处，皆尽量归功于人，远避浮名。只需如此这般，大王虽不欲求虚名，而盛名可致。皇上开始或有猜忌，久之，必不相疑。至于其余的事情，自有贫道替大王周全。”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凝望赵颢一眼，悠悠道：“若天命在大王，则如此经营，必见其效。若天命不在大王，亦可全身保家，留令名于史册。”
已近黄昏的崇政殿显得有几分阴郁。
此时殿中只有紧绷着脸的赵顼与跪在他面前的一个内侍，愈发地显得森然。
“昌王？！”赵顼的脸色如同千年寒冰。
“奴才不敢欺瞒皇上。”内侍战战兢兢地说道：“奴才与保慈宫的宋来要好，他亲眼所见昨日太后召见昌王，还屏开内侍宫女们说了一阵话。后来陈衍又特意吩咐他不许乱传。”
陈衍是高太后的亲信宦官，赵顼是知道的。以面前这个内侍的身份地位，若没有证据，借给他一个胆子，也绝不敢胡乱攀诬陈衍这样的人物。因此，赵顼心里已信了八九分。“怪不得母后竟然知道一个区区大名府通判！陈元凤是吕惠卿举荐的人，母后一向看不惯吕惠卿，此番竟然举荐起陈元凤，且与范纯仁相提并论，若说没有昌王进言，绝不可能……”赵顼在心里计议着，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他这个弟弟，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谋略了？
赵颢是他所深知的，说些不着边际的大道理，恪守祖宗的法度，颂扬道德之士，这些方面的确可以称为“贤王”，但是一旦涉及具体事务，无论是人事还是政务，又有哪一样是这个昌王能理得清的？
他什么时候竟然长进了？！
这个建议若是太后所倡，还见不到它的妙处。若是赵颢所倡，则其中的妙处又岂止于此？他推荐的几个人选，竟然是照顾到了几乎朝中所有势力的利益！甚至连向皇后一家都没有漏过！
“幸好他还懂得不要来卖这个好！”赵顼在心里冷冷地说道。
跪在皇帝脚下的小内侍，突然间打了个寒战。
文彦博自崇政殿出来后，眼见着天色已晚，便径直出了皇城，打马回自家府第。从崇政殿与皇帝对答的内容来看，文彦博猜测皇帝实际上对石越为帅之事已经基本上有了宸断。但是“将从中御”的传统在皇帝身上却始终根深蒂固地存在，虽然其表现有了一定程度的克制。由枢密会议推荐各路兵马的主帅，这倒是无可非议的。但文彦博却认为，在兵力配置、进兵路线、各路兵马的战略目标上，应当多听取陕西将帅的意见。朝廷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石越这个主帅要来何用？况且战局是变化莫测的，主帅若没有相当的决断之权，极容易贻误军机。但是当今这位皇帝，有时候却似乎是恨不得自己能率兵亲征才好。
但愿石越能有一点独断专行的魄力。文彦博几乎是有点矛盾地想着。身为大宋枢密使，全国军队的最高长官，文彦博认为自己有责任给予前方的主帅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但要说服皇帝克服他对战争指手画脚的习惯，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某一段时间，皇帝也许突然觉悟了——但过不了多久，他又会旧病复发。有人认为“将从中御”是大宋的祖宗家法，但文彦博却认为这不过是皇帝的性格使然。太宗皇帝与当今的这位皇帝，大不敬地说，都不免有点志大才疏，便格外喜欢“将从中御”，但太祖皇帝与仁宗皇帝，甚至是真宗皇帝，都是没有这样的习惯的。在位时间不长的英宗皇帝，也看不出来有这样的倾向。
但即便如此，与皇帝的坏习惯作斗争，亦是一件相当让人困扰的事情。
“相公，兵部尚书吴大人求见。”文彦博刚刚下马，便有家人前来禀报。“吴大人在客厅已候了小半个时辰了。”
“知道了。”文彦博略有点奇怪，但却不动声色地吩咐道：“快带路。告诉夫人一声，留吴大人在府上用晚饭。”
“是。”家人领着文彦博向客厅走去。未多时，便已到客厅，只见吴充正在那里正襟危坐，但双眉紧蹙，显得有点心不在焉。连文彦博走近都没有发现。
“冲卿，久候了。”文彦博一面走进客厅，一面向吴充抱拳笑道。
吴充回过神来，忙站起来，回了一礼，如释重负地说道，“文公可回来了。”不待文彦博说话，吴充又说道：“下官亦不敢说那些虚文，实是有要事，要向文公讨教。”
“是何要事？”文彦博亦极少见到吴充如此着急的神态，“莫非哪里闹兵变了？”说完，他自失地一哂，果真闹起兵变，吴充就会先找皇帝了。
果然，便听吴充叹了口气，苦笑道：“比些许小兵变还要严重几分。职方司加紧文书，长安府职方司有两个不成器的小武官，私自刺杀仁多澣的使者。”
“这是何等大事？”文彦博不以为然地笑道，“石越这点事都处分不了？”
“这两个小武官，一个是种家的，一个是姚家的。被刺杀的使者，是文焕。”吴充只是不住地苦笑。
“文焕？”文彦博愕然。
“正是。文焕身受重伤，生死未卜。”吴充道，“兵部闹出这样的事来，下官亦无脸面继续做这个兵部尚书。职方司郎中至相关主官，没有一个脱得了干系。这都不用说了。只是如何处分两个犯官，却甚是棘手。在这节骨眼上，闹出这种事来！”
“大宋自有律令！冲卿你怎的闹起糊涂来了？”文彦博一掌击在桌子上，厉声喝道。
吴充怔了一下。
“种家、姚家又如何？他们敢造反不成？！”文彦博沉着脸说道，“此事不诛，国家法度何存？若是姑息，祸乱更甚于藩镇。冲卿只管回府，等着诸种诸姚的谢罪表章，看看谁敢替自家子侄求情？！石越与卫尉寺亦自会有奏章递上。大宋不是晚唐，容不得武人胡作非为！”
“只是用兵在即，恐动摇军心。是否要压一下，打完仗再处分？”吴充试探着商量道。
文彦博望着吴充，叹道：“冲卿好糊涂！打完仗后，种姚岂有不立功之理？届时时过境迁，再诛这二人，便难了，那形同姑息！我若是石越，在长安便先行军法斩了这二人！打完仗后要查，也是查究竟背后有多少同党同谋！”
吴充不料文彦博态度如此坚决，倒有点始料不及。若换了一个人，吴充倒要怀疑他是针对自己来的了。毕竟身为兵部尚书，吴充亦是希望能为兵部稍存体面的。此外，他亦的确认为用人之际，对于种、姚这样的将门，应当多存恩抚之心。
但文彦博却是毫无顾忌，又道：“若非大战在即，理当穷治此案，整顿职方司。这等事情，一为之甚，绝不可再！然此时尚有用职方司之处，却是不便牵连太广。惟有先诛二犯，震慑后来，兼可安抚仁多。明日面圣，冲卿定要拿定主意！”
文彦博说话如此咄咄逼人，吴充心里亦不免稍觉不快。虽然文彦博是三朝元老，又是枢密使，论资历地位，的确高于自己。但是吴充也是参知政事兼兵部尚书，同样也是历三朝的老臣，并非枢密院内文彦博的下属。吴充已无恋栈之意，但他亦不免有一点私心——他希望兵部在自己的任期内，能有一份完美的记录。所以从公的方面，他的确是担心这件事对伐夏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从私的方面，他却是希望可以体面地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急急忙忙来找文彦博商议——明日一早，这件事肯定要上报皇帝的，只有事先得到文彦博的谅解，体面地解决问题才会成为可能。
但文彦博的态度，让吴充非常失望。他掩饰着自己的不快，含糊地回道：“下官自会谨慎。公文上说折可适亲历此事，他这两日便会到京师，或许当向他询问清楚。总之须得毋纵毋枉。”
“折可适？”文彦博愕然道，“他去长安做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