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康、田烈武案审结，皇帝下两府台谏学士院杂议，渭南兵变案也随之正式公告天下，坊间流传的谣言得到官方的证实，顿时天下震动。报纸在传播信息方面，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渭南兵变的整个过程被详细地报道给大宋各大城市的市民们，结果引发了赵顼完全预想不到的波澜——尽管宋廷已经下诏免除渭南五年的赋税，命令陕西路妥善安葬死难军民，又召集了三百多名高僧前往渭南念经超度冤魂，但宋廷君臣依然低估了此事对普通士大夫与市民的冲击。禁军与武人的形象，原本经由石越苦心经营，再加上伐夏的巨大胜利，已经大为改观，可以说自唐末以来从未有这么好过。然经此一事，却不免再次受到严重的损害。朝野清议对雄武二军的鞭挞，不可避免地殃及池鱼，对武人固有的成见与疑忌重新抬头，铺天盖地的严厉批评，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将枢府、兵部、卫尉寺给淹没了。文彦博尽管身为三朝元老，亦免不了饱受质疑；连新上任的兵部尚书孙固，都难逃指责；而为了应付朝野巨大的压力，两府不得不逼迫卫尉寺卿“主动”请辞，从而开始了一个噩梦般的历史——自此以后，大宋竟无一人能自“卫尉寺卿”这一职位上全身而退。但更直接的压力则是让三衙与禁军的官兵们承受着，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出门时都不敢穿军袍……
雄武二军的兵变，不仅是大宋军队之耻，更给了军制改革以来一意整肃军队纪律、重塑武人形象的改革派当头一棒。最糟糕的是，宋军内部的派系之争，亦由此事而公开化——无论是殿前司诸军，还是西军、河东军、东南军，没人愿意替河朔禁军背黑锅，《秦报》首先公开替西军分辩，将矛头指向河朔禁军，从五代时期的老账开始翻起，措辞严厉地指责河朔禁军纪律不整，战斗力低下，称其“卫国无能，祸民有术”，呼吁朝廷应当重用西军将领，整肃河朔禁军纪律。这样的指责并不能让人服气，河朔禁军中并非人人都是大老粗，马上就有将领上书朝廷，要求朝廷主持公道。河朔禁军对西军本来便不服气，而许多西军将领把持着河朔禁军之要职，更滋生其不满。此番渭南兵变，他们认为正是朝廷轻河北重西军使然，是朝廷错误的政策将西军将领放到了错误的位置上，由西军将领的鲁莽少谋，而酿成了这一悲剧。在他们看来，雄武二军兵变，西军将领是要负大半责任的。
呈上这封奏折与在奏折上面署名的将领，很快便受到了枢府的严厉训斥，全数都被降职，调离禁军。宋廷是不愿意看到军队中发生派系之争的，文彦博雷厉风行地抑制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然而这样的处置却让河朔禁军更觉得朝廷偏向西军。西军这些年势力遍布枢府与兵部、三衙，河朔禁军自然将此视为西军的打击报复，文彦博在河朔禁军中威信极高，他们不敢对皇帝与文彦博有何不满，却将内心的愤懑，转到了一直压在他们头上的西军身上。而纪律严明的西军对河朔禁军的歧视，却也因此同样更加根深蒂固。
其实，承受压力的并不只是河朔禁军，也不只是西军，而是全部的大宋禁军。只不过，人们习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思考问题，于是双方都感觉到自己受了极大的委屈。
对军方的指责异口同声，巨大的负面影响，惟有时间方能消除。而对于唐康、田烈武案，清议却呈现出两极分化。同样是对渭南兵变深恶痛绝、痛心疾首，人们对唐康、田烈武等人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大部分人将唐、田等人视为英雄与忠臣义士；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军队不守纪律而酿成大祸，视之为与兵变之雄武二军只有一步之遥的“跋扈将军”。
在朝堂上，两府台谏学士院的大臣们，也同样意见分歧。皇帝虽想以“公论”的名义来赦免唐、田等人，他却没有想到，渭南兵变让一些台谏官员大受刺激，这些人想到的，这时候全是“纪律”二字，他们迭章上书，支持马默的判决，并且引经据典，支持自己的观点，从太祖皇帝贬王审琦，到石越诛种杼、姚凤……这些官员人数虽然不多，但其言论无所顾忌，反倒显得声势惊人。石越虽然有心想要替唐康、田烈武开脱，但他自知身份尴尬，不得不回避此案。不仅是石越，连文彦博也因为唐康的关系，被迫自请回避。
这时候让许多人意外的是，在如此局势下，吕惠卿竟然公开上表，为唐康、田烈武等人辩护。当石越与文彦博都被迫回避时，吕惠卿态度鲜明，政事堂内部对于此事的意见也出人意料的一致。在清议舆论极为不利的情势下，新党、旧党、石党三大势力重要人物在唐康、田烈武案上的妥协，总算帮石越稳住了阵脚，没有在清议的压力下，使唐康等人变成牺牲品。
但这件案子，却再一次拖延了下去。时间转瞬便到了七月十五日。
大辽贺生辰使萧佑丹再次来到汴京，已是相隔十余年，但州桥投西大街街北的都亭驿，十余年来，似乎并无丝毫变化，拥有数百间华美房舍的都亭驿，在住进上百人的庞大使团后，依然没有半点拥挤嘈杂的感觉。都亭驿对面，还是那间梁家珠子铺，也不知道它是何时开设，竟似个百年老字号一般，长盛不衰。
物虽没有变，但人却变了。都亭西驿的驿吏们都换了面孔，连对面梁家珠子铺好像也换了个少东家。负责接待萧佑丹的南朝官员也变了——萧佑丹十年余前来汴京，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层官员，而如今却已贵为大辽卫王、北院枢密使兼侍卫司徒，深受辽主器重，他不仅在辽国极有权势，在宋朝也是鼎鼎有名。为了接待这位以智谋而闻名的大辽卫王，宋朝派出了翰林学士李清臣亲赴陈桥驿相迎，专责接待。而兵部职方司也出动了在汴京的所有精兵强将，全力保护、监视这位辽国卫王——现在人人都知道，这位卫王殿下同时还掌管着辽国最精干的间谍机构“通事局”。
直到如今，只要提起“通事局”三个字，便恍如在司马梦求与职方馆脸上扇了一记清亮的耳光，但却是兵部职方司自成立以来最大的骄傲——宋朝第一次知道“通事局”，正是因为熙宁十六年职方司在大名府破获了一起间谍案。但此时通事局至少已经成立了三年，而大宋职方馆在辽国的间谍们，竟然一直以为隶属于北枢密院的这个通事局，只是一个翻译文书的机构——而最让人难堪的是，当宋朝处死那几个大名府的辽国细作之后，辽国便迅速逮捕了十余名宋朝间谍，全数处死。职方馆河北房知事便是因为此事而被左迁。职方司与职方馆这两个机构，因为只有一字之差，许多人很容易混淆，但二者之间却绝非如同它们的名字一样亲密，几乎自成立之日起，双方便互相看不起，互相不服气。但不管怎样，职方司的官员们，心里是明白司马梦求手下并没有酒囊饭袋的，而且自西夏事了，职方馆的重点便转到了河北房，对于这个能将司马梦求的部下玩弄于手掌之中的人物，职方司虽然取得过小小的胜利，却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所以，无论辽国如何说得冠冕堂皇，职方司绝对不肯相信萧佑丹以堂堂卫王之尊出使汴京，背后竟然没有别的目的。自从萧佑丹进入宋境的那一刻起，负责接待辽国使者的宋朝官吏将兵中，职方司间谍的身影，便几乎无处不在。
萧佑丹很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些身影的存在。不过，他只是置之一笑。这里是宋朝境内，宋人要做什么，那是宋人的事。他当然不是单纯来汴京给高太后拜寿，而的确另有使命。但他的对手，却绝不是宋朝的职方司。
不待使团人众安顿妥当，萧佑丹便请李清臣相陪，带了副使耶律萌，亲自前往宋朝的往来国信所递交国书，到国信所，萧佑丹赫然发觉，由宦官把持了一百多年的往来国信所，主官竟然换成了士人。他早知南朝之变化，但这变化之大，却犹出他意料之外。原本萧佑丹最忌惮的南朝官员便是石越，而几年前听说石越被闲置，让他暂时放下一块心里的大石头，但此番出使南朝，一路所见所闻，却让他心里又平生忧惧。出了国信所，上马之后，萧佑丹便忍不住感慨道：“方至都亭驿，已有物是人非之感。到了此处，才知梁家珠子铺换了少东家，实不足道也。”
李清臣自是知他话中之意，但听萧佑丹竟连梁家珠子铺的东家这样的小事都留意于心，亦不觉骇然。因勉强笑道：“大王于汴京风物，倒是熟悉得紧。”
萧佑丹听出他话中的警惕，转头望了他一眼，不由淡淡一笑。
在通事局的档案中，有一份宋朝翰林学士李清臣相当详细的资料——萧佑丹知道他是韩琦的侄女婿，他的文章策论，被欧阳修比之苏轼，被韩维比之荀卿，当今的宋朝皇帝曾誉之为“良史之材”。此人早在宋英宗时，便简在帝心，只是因为韩琦当时是宰相，不肯让自己的子侄辈升官太快，才一直被刻意压抑着。李清臣还熟知阴阳五行之说，担任京东路提点刑狱之时，以善捕盗而闻名天下，齐鲁的绿林好汉们畏惧李清臣，听到“李提刑”三个字，双腿都直打哆嗦。新官制之后，韩忠彦以家世，李清臣以文章，分别得到赵顼的赏识，李清臣做过几任侍郎，又拜翰林学士，参与机要，宋廷的许多诏书都出自他手，通事局的官员们，李清臣与韩忠彦，是最有可能进入政事堂，成为宋朝新宰执的两个人选。
所以，对于李清臣，萧佑丹也特别留意，并不将其当成普通的“词臣”或者“馆伴”。
“学士莫谓北朝无人，若论熟知南朝事物，孤是数不上的。”萧佑丹又似漫不经心地笑着说道。离了国信所后，萧佑丹见街边店铺到处都在卖着冥器、靴鞋、金犀假带、五彩衣服等物，又笑问道：“几乎忘了今日是中元节，学士府中想是已买好了盂兰盆？未知今冬是温是寒？”
他说的却是宋朝的一个风俗，中元节是宋人极重视的节日，除了祭奠祖先外，家里的女子会用竹片编成盆状，盛以纸钱，用竹子支承着焚化，看盆点燃后往哪边倒来占卜冬天的气温，若向北面倒，则是寒冬；若向南面倒，却是暖冬；向东向西倒，那便是寒温适宜。这些民间俚俗，原本都是小事，但萧佑丹竟连这些都知道，却更让李清臣平生几分忌惮。因笑道：“冬寒冬温，非由天意。百姓最关心的，其实不是天气的冷暖，而是官府的冷暖。”
“善哉斯言。”萧佑丹赞道。众人骑马缓行，又聊了些宋辽两朝的风俗习惯，李清臣自觉对辽国颇为了解，但相比萧佑丹对宋朝了解之精微入细，不觉也要自叹弗叹，既惭且愧。他正在心里暗暗感叹，却见萧佑丹忽然勒马停在街边的一个肉饼铺，转首望着自己，笑道：“十余年不曾来汴京，忽然食指大动，想叨扰学士一顿……”
李清臣不由一怔，便见萧佑丹朝随从仪卫们努努嘴，压低了声音，笑道：“不瞒学士，我见着这肉饼铺，忽然想起曹婆婆肉饼，竟有些嘴馋了。可若是带着这些人，却没甚意思。倒不如我们几个换了白衣，自去吃个痛快。”
这曹婆婆肉饼原是汴京极有名的店子，李清臣未富贵之前，倒也曾经吃过，但如今位列公卿，自是不再方便去那种地方了。不料萧佑丹竟忽然提出如此要求，他不由大吃一惊，顿时大感为难，迟疑道：“大王千金之躯，若万一有个意外，下官担待不起。若大王想吃甚，只管吩咐，下官叫人送至驿馆，岂不更好？”
“那又有什么意思？”萧佑丹摇头道，“若是怕出什么事，那是绝不用担心的。学士纵信不过我的武艺，还信不过贵国的职方司吗？”
李清臣被他点破，脸不觉一红，连忙笑着掩饰道：“大王说笑了。”
萧佑丹睹视李清臣良久，忽然哈哈大笑。
回到都亭驿后，因为当日奉皇太后诏，京师所有道观、寺庙，皆设大会，焚钱山，祭奠熙宁以来阵亡将士与渭南县死难军民，先贤、忠烈二祠也要举办盛大的祭典，李清臣须得去参加祭祀；而萧佑丹也要会见辽国驻汴京使节，宋朝官员亦不方便在场。李清臣便向萧佑丹告了罪，离了都亭驿。
辽国新盖的使馆，连都亭驿并不远，便在投西大街的街南。当时诸国使馆依然沿袭着旧有的习惯，如高丽使馆便建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附近，那里是原来宋朝接待高丽使节的地方，现在除了接待高丽使团外，偶尔也接待日本的使者；交趾等南海诸国的使馆，则全在怀远驿附近。
按宋辽外交惯例，使团进入对方国境之后，一切接待、安全，便全由东道主负责。因此虽是卫王出使，辽国使馆亦不便前往陈桥驿相迎，只派了人在都亭驿相候，待到萧佑丹递交国书后，正使韩拖古烈方匆匆赶来，正好李清臣前脚方走，他后脚便到了。
韩拖古烈本是渤海人，原来是个奴隶，他幼时不知何故被人抛弃，辽国一家姓韩的贵族在拖古烈捡到，便唤他为拖古烈。因自小聪慧，被主人家挑选了陪少主读书，凡契丹、汉文，过目不忘，被视为奇材。后来辽主耶律濬即位，开科举，韩家便让他替少主参加考试，不料竟得中省元。殿试时，被耶律濬看出破绽。耶律濬不仅没有追究韩家与拖古烈之罪，反为他赎身，赐其姓韩。数年之间，拖古烈便以才智文章，升至北院林牙。两年前，又被委以重任，出任辽国驻宋朝的正使。
拖古烈到汴京后，便以其文章与才华，赢得了宋朝皇帝、士大夫的好感。而其身世之离奇，更为其增添了神秘的光环。凭借着出色的外交手腕，拖古烈为辽国赢得了许多外交利益。而且，在他任上，辽国对宋朝的间谍工作，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凭借着与宋朝士大夫的交游，宋朝每往河北、河东、京东派出重要官员，往往这边厢官员还未离京，其简历便到了辽主御案之前，因为其擅长丹青，有时甚至还附有他的亲笔画像。对于韩拖古烈的才干，辽主与萧佑丹都十分肯定。
这时见着拖古烈进来，萧佑丹连忙起身相迎。拖古烈早已拜了下去，用契丹话说道：“下官叩见大王。”
“林牙不必多礼。”萧佑丹忙上前搀起，亦笑着用契丹话回道，“一别两三年，林牙神采更甚胜往昔。”
拖古烈却不肯起来，又恭恭敬敬地问道：“未知陛下龙体安否？”
“陛下身体极好。”萧佑丹笑着答了，拖古烈这才起身。契丹人没有太繁琐的礼节，先给萧佑丹行礼，再问辽主安否，双方亦皆不以为异。
萧佑丹又打量拖古烈，见他肤色白净了许多，又笑道：“林牙算是得了个好差遣，汴京可是个好地方。”
“汴京的确是个好地方，几个月前，下官见到一大食商人，他说汴京是‘天堂之城’，是天下最繁华的城市，只怕不是虚言。”拖古烈笑着回道，他是萧佑丹的老部下，二人说话便很随便。
“不过，富贵温柔之乡，却不是磨砺人意志的好地方。北方的朔风，才能锤炼出英勇强壮的战士来。”
拖古烈笑着点头，二人正说着，却听门外有人禀道：“大王，李学士派人送来曹婆婆肉饼，还有院街东面熟羊肉铺的羊肉，各色水果点心。”
“先放下吧，无要紧事，休要来打扰。”萧佑丹吩咐一声，门外应了去了。萧佑丹转头见拖古烈诧异地望着自己，因将方才之事说了一遍，又笑道：“林牙以为李清臣如何？”
拖古烈沉吟了一会儿，道：“才智、文章，天下少有，但胸襟器度，却略嫌不足。”
萧佑丹点点头笑道：“若换上石越，他一定便会陪我去曹婆婆处吃上几块肉饼，且看我弄什么玄虚。我不断卖弄，不过是存心试探，他虽然知道心生忌惮，也未必便没有应对之才，却少了担当，再多的才能，也憋死了。”
拖古烈亦不禁莞尔：“擅自陪辽国卫王去吃曹婆婆肉饼，被台谏弹劾失礼，岂不要毁了李学士的大好前程？汴京可都在传言，李学士可能要做刑部尚书的，纵是范纯仁改变主意，最不济也是礼部尚书。”
萧佑丹摇摇头：“似这样的器局，便只能做地方诸侯、翰林学士，不能做宰辅公卿。想他在京东路提点刑狱，何等的杀伐果断。进了汴京城，便前怕狼后怕虎了，连陪我吃块曹婆婆肉饼都不敢了。利禄二字，不知道累了多少英雄豪杰！”
“大王所见极是。”拖古烈笑着说道，却将话题转到正题上来，问道，“大王出使南朝，想来不止是为了贺生辰，大王总理北院军政事务，如何竟有暇为一介之使？”
萧佑丹顿时沉默下来。半晌，他才叹了口气，道：“若非万不得已，我也不会来南朝。我要亲眼见见南朝的局势，见见南朝君臣，才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法。”
拖古烈听他说得郑重，不由肃然：“究竟是出了何事？”
萧佑丹摇着头，叹道：“此事实为古今未有……”
辽朝现在遇到的困难，实与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澶渊之盟以来，宋朝每年给辽国的“岁赐”，虽然对宋朝是屈辱性的，但对于辽国国库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自从宋朝复兴，辽国内乱，强弱易势之后，双方在新的盟约之中，不仅取消了宋朝对辽朝的“岁赐”，反而被迫开放了两国贸易。然而，岁赐虽被取消，但辽国贵族对宋朝绢布与丝绸的需求却并未减少，贵族也不可能真正放弃奢侈的生活，重佛的习惯更需要大量的金银，若再加上对军队、官员的赏赐——对辽国来说，金、银、绢、丝等物甚至可以说是生活的必需品，而这些必需品，或者需要向宋朝购买，或者正在向宋朝大量外流。
宋辽的贸易结构是，宋朝商人不仅向辽国输入大量奢侈品，还有许多是生活必需品，以及介于必需品与奢侈品之间的商品。其中，既有比辽国价廉物美的棉布与食盐、铁器——主要是走私的铁制农具等；也有书籍、瓷器、香料、丝绸、广受欢迎的高浓度美酒、独特的甘蔗酒这样很难说清究竟属于奢侈品还是必需品的货物……除此之外，两国官方进行的军火贸易亦是大宗。而辽国向宋朝输出的，则主要是药材、皮毛、珍珠、公羊、公牛、公马。
这是极不对称的贸易，必然导致大量硬通货外流，而偏偏金、银、铜在辽国本身也是一种必需品，矛盾更加激化。在缺少硬通货的情况下，辽国境内钱重物轻，在贸易上更加吃亏。辽主不得不单方面违反盟约，颁布法令禁止宋朝食盐输入，通过食盐专卖，得到一笔必需的缗钱。虽然在拖古烈的努力下，此事得到了宋朝的谅解。但这却是以辽国百姓吃不到好盐为代价的，而且走私食盐的贸易一直十分猖獗。因此此举只是缓解了辽国的危机，而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而另一方面，宋朝其实亦非是受益者，只是双方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辽国流出来的硬通货，对辽国足以构成重大伤害，对于宋朝却作用有限。
两国贸易额持续下降，辽主虽有意提倡自给自足，但辽国的各阶层却都不同意回到草原生活——即使是辽主也没有这个想法，贵族们要奢侈品，普通民众要更便宜的必需品，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需要宋朝的美酒，以及来自宋朝的香料——没有人不信仰宗教。所以，完全断绝两国贸易，对辽国的伤害将远远大于对宋朝的伤害，这一点，早在几十年、几百年前就证明了。
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钱太少的话，就会导致商旅不通，进一步就会导致百货匮乏，从而使经济凋敝。辽国也不能例外于此。某些历史学家想象中的所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真实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倒是在老子的幻想中曾经出现过。
辽国并不愿意看到两国贸易萎缩，但辽国同样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库之中，自己的国家之内，铜钱成为一种稀缺物品。
但他们面临的困境却是，这两条他们不愿意走的路，他们总要走一条。
辽国君臣称得上君明臣贤，然而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若要选择的话，他们只能选前者——禁止宋朝某些商品在国内流通，对宋朝商品课以高税。而这样做，必然激起宋朝的反制，宋朝很可能干脆关闭边境贸易——对于辽国来说，无论是过分开放的全面贸易，还是完全断绝两国贸易，都是灾难。倘若两国贸易断绝，为了得到某些宋朝的商品，辽国不得不进行抢劫。于是，宋朝不得不进行反击。于是，在中国北方的边境上演过无数次的历史，将再一次重演……
而今日之大辽，今日之大宋，若果然发生这一幕，必然是悲剧性的。
辽国君臣并不愿意看到这一幕，因为他们深知与今时今日之宋朝开战，很可能要冒着亡国的危险，最好的结局，也是两败俱伤。
然而，他们又似乎别无他法。个人的意志，在此时简直是微不足道。
萧佑丹此番使宋，便是肩负着如此重任——他要替辽国，找一条新路。若找不到，那么他也要替辽国找到一个赢得战争的方法。
面对着如此的历史性难题，饶是拖古烈再聪明，也只能措手无策。半晌，他方有点不太相信地问道：“局势真的恶化至此了吗？”
萧佑丹并没有在乎他这话的失礼，只是苦笑道：“平乱时，朝廷收缴了不少贵人的财产。加上榷盐的收入，倒还没到非要马上兵刃相见的地步。但长此以往，总难免有那一日。我们不得不早些准备。契丹人也好，渤海人也好，汉人也好，总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若搞得民怨沸腾，说不得，也只能怪到宋人身上。其实现在已经是民怨沸腾了，朝廷压榨各蛮族，叛乱此起彼伏……”
“若得到宋朝许诺，将两国贸易恢复成有限的边境互市……”
“那也没什么用。”萧佑丹摇摇头，道，“草原上的蛮夷们为什么喜欢打仗？还不是因为做生意的话他们肯定吃亏？朝廷与南朝贸易，规模大吃大亏，规模小吃小亏，总是免不了的。况且我们亦不能指望贵人们节衣缩食过日子，这规模怎么样也小不了。单是贵人们的压力，便已经受不了，何况他们还能打着百姓的名义？平心而论，贸易给百姓还是带来不少好处，但因为金银铜外流得太厉害，这好处转过来又变成坏处——可这番道理，和那些村夫牧民是讲不通的。用铜钱到百姓手中买粮食的是朝廷，给将士们发赏赐的是朝廷，他们只看到同样的粮食卖的钱越来越少，朝廷发的赏赐也越来越少……”
拖古烈不由默然，许久，才又问道：“如此，大王可有良策？”
“禁止入境的货物还要增加几样，关税要提高些——特别是棉布、丝绸等物。这样总能缓解一下。”萧佑丹道，“其实我也没甚好办法，不过南朝多俊杰之士，或许未必要走到那一步。不过……”他压低了声音，道，“皇上与朝中的大臣们，对此其实已不抱希望。”
“啊？！”拖古烈惊声叫了出来，急忙说道，“大王，万万不可开战。断不可因南朝困于益州而轻视之，今日之南朝，实不可轻侮！”
萧佑丹叹了口气，道：“这个道理，我岂能不懂？有石越、司马光在朝中，南朝哪那么好打？不过，不管怎样，此事事关机密，林牙绝不可泄露。君在南朝，要竭力营造两国和好之气氛。”
“大王尽可放心。”拖古烈颔首道，“朝廷果然要战，下官当先为忠臣。”
萧佑丹凝视拖古烈，喟然叹道：“皇上常说拖古烈是国士，可以生死托付之。皇上知人之明，吾所不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