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九日，英国的泰晤士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常凯申遇刺身亡的新闻。除了用简单几句话，描述了常凯申遇刺的消息外，余下的篇幅，则是大段叙述分析着谁是最可能的刺杀常凯申的凶手。
文中犯罪嫌疑人提了好几个：常凯申国内的各个军阀政敌、共党份子、苏俄派出的杀手等等，但若仔细看了这篇文章，读者容易就感觉出，上面提到的这些嫌疑人，全是被拉过来凑数的，因为还有一个嫌疑人最引人注目，那就是日本。
文中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在分析日本现在糟糕的经济状况，不久前在东北发生的中村事件暴露出的其对中国，尤其是对东北的野心，常凯申遇刺给日本带来的种种好处，此外还提到了日本的特产：下层军官“独走”和“天诛国贼”的嗜好。整篇文章，简直就是在拐弯抹角地在告诉读者日本才是刺杀常凯申最有可能的凶手，因为杀了常凯申就可以引发中国重回大规模的军阀内战，好让日本鱼翁得利。
在篇末，文章的作者甚至对中国的局势作预测：常凯申遇刺，只不过是日本发动对华战争的前奏，借机引发中国的新一轮军阀混战。甚至声称，最多只要一个月的时间，大家就会看到日本在东北搅事。
不光是泰晤士报，美国当天的《纽约时报》也有类似的文章出现，只不过作者更加露骨地在文中指出这一切全是日本的阴谋，甚至作者还神经兮兮地赌咒说明，从中国得到可靠的消息，在发现凶器的现场找到了日本特工出没的证据。
法国、德国当天的报纸，同样也旁敲侧击地点明日本是最大的嫌疑人，理由都一致：此次刺杀事件，各国中获益最大的人就是日本。而证据就是，未来的一两个月里，日本一定会在中国尤其是东北挑事动手发动侵华战争。而在中国国内的报纸，也有类似的声音发出。
从一开始，各国舆论就一边倒地指责日本才是最可能的凶手。
报纸上的新闻登出后，全世界一片哗然，正在东北暗中策划关东军“独走”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等人在得到消息后，当时脑海里瞬间有一千头“马鹿野郎”跑过。
石原莞尔愤怒地咆哮着：“巴嘎亚路，写这篇文章的人，才是真正的凶手！”
石原蒂尔纯为咆哮的发泄却在无意中点出了真相。
各国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在影射甚至明着指责日本才是最有可能的刺杀常凯申的凶手，这完全是林汉在幕后策划的结果。早在前往中国之前，林汉就亲自动笔，写好了在美国、英国、法国媒体上发表的关于“刺杀评论”的稿子，交由汉娜代为处理。这些几乎清一色指责日本是凶手的文章，全是在林汉在做幕后推手搞的鬼。
林汉花大力气在宣传舆论上往日本身上泼脏水，原因是他想推迟甚至妄想阻止九一八事件的爆发，尽管他自己心里也认为阻止九一八的发生不可能成功，但不去试试，总是不甘心。
侵华，首先从占领满蒙和东北开始，这是一战后日本的“基本国策”，唯一的争执仅仅是蚕食和鲸吞的不同罢了。
1931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同样波及日本，此时的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日本特色”的“独走”，不过是加快了这一进程。
林汉在国际宣传上来的这一手，无疑给正在策划“九一八”的石原莞尔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但这也只是麻烦。在心里林汉也明白这一点，他玩这一手，最高的期望，也不过是希望能推迟九一八暴发的时间，哪怕是多拖半年或几个月都好。按林汉的设想，日本现在面临着刺杀他国首脑的指责时，对东北的军事行动，也只能暂时缓行。
常凯申遇刺发生后不到一个小时，蓝衣社的特务们就找到了林汉的狙击地点，在那里他们发现了被遗弃的狙击步枪（拆了瞄准镜的）以及林汉留下的各种线索。
林汉的那两枪，第一枪在常凯申的肚子上开了一个穿透的天窗大洞，第二枪击穿他的警卫后才击中他左胸，弹头受到警卫身体的阻碍反而产生了更为严重“弹头翻滚”效应，结果将他的左胸绞得一塌糊涂，中弹的心脏直接被绞得稀烂。
常凯申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下，就当场嗝屁了。事件发生后，整个警备司令部一片大乱。此番“剿匪”，常凯申请来英、德、日三国的军事专家帮忙助阵，结果狙击枪一响，这些人全成了现场的见证人，常凯申身上的那两个大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没救了。现场的英、德、日的军事顾们都是政治嗅觉敏锐的家伙，随即意识到常凯申一死，中国的政治局面要变天了，三个国家的军事顾问们几乎在第一时间通知手下将这消息尽快地传回国内。
而此刻的“剿匪”行营总部，群龙无首，一片大乱。身在南昌的何应钦费了老大的劲才压住局面，而后封锁全城，搜捕凶手的命令虽然下达，但此刻他的心思已全然不放在抓捕凶手上了。
常凯申突然遇刺暴亡，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谁来坐这个位置，无疑是充满诱惑的大问题。国民政府黄埔系中的二号人物何应钦看来，在南京留守的汪精卫汪兆铭，无疑是他登上权力巅峰的最大障碍。
当何应钦动起了小心思时，常凯申手下的实力派军头，各个师长、军长，手中有兵权的那些人，在失去了效忠主子后，也陷入了对前途的迷茫之中。
南昌城搜捕凶手虽然做得声势浩大，大有挖地三尺也要找出真凶的气魄，但实际上南昌城内炮党的高官们，心思全然不放在这事上，大家都在考虑自己未来的前程。对他们来说，是谁杀了常凯申，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谁能接常凯申的班。
“旧王”突然倒下，新主还未上位，该抱谁的大腿，投奔哪位主子，或者自立为王，成为常凯申这一系势力中每一个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不仅是常凯申这一系的人内部大乱，中国各地的实力派军阀，此刻同样开始动起了各自的小心思。他们在心中欣喜若狂之余，一边作“容我露出个悲伤的表情”状，拿出洋葱对着眼睛挤一挤，为常凯申流两滴“难受”（是难受，不是难过）的眼泪，一边却开始联系常凯申手下的掌握兵权的实力派军头，打起了侵吞“常系”军阀地盘的主意。
至于常凯申从前的背景靠山，江浙财阀为首的买办财团们，此刻同样也一片大乱。他们千辛万苦捧起的保护他们利益的“常委员长”，居然被人两枪干掉了，前面的投资尽化水漂。常凯申在刚结束的中原内战中，能力压冯、阎、李三系军阀，不是因为他会打仗，而是因为他有钱，在江浙财团提供的“银弹”面前，各地军阀手下的师长、军长，总是大面积地反水卖主地倒戈。现在常凯申倒下了，他们在“难受”地悲伤之余，也不得不重新物色一个新的扶持对像。
国民政府的上层，因为常凯申的突然暴亡而乱作为一团的时候，位于最前线的各路剿匪大军，此刻也因为失去了后方的统一指挥，更是乱作一团。忙于争权夺利的炮党高层，此时早已无心“剿匪”。
本来在没有穿越者的真实历史里，这段时间正是红军全力反击，几天一口，一口一个地吃掉常凯申的剿匪大军，粉碎第三次围剿的转折点。常凯申一死，群虫无首，已深入苏区的三十万剿匪大军一片大乱，没等总部的指令下来，就本着保存实力地念头不约而同撒腿后撤。
按常凯申喜欢借刀杀人的习性，每次他派出大军进入中央苏区“剿匪”，使用的手法都是“嫡系”中央军压阵，杂牌部队探路前进。以中央大义的名义，驱赶着杂牌军和红军火并，此等做法，大有未来的“皇军进村”的范儿，此次也不例外。如今常凯申暴亡，压阵的中央军人心大乱，无心恋战，地方杂牌军同样也不愿意卖命当炮灰，三十万剿匪大军互不配合，各顾各地一起齐步后撤。恰好遇上红军正要展开全力反击的当口，真是屋漏偏遇连夜雨，撤退很快就演变成了成了无序的败退，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李润石指挥的红军抓紧时机连续追击作战，一口一个，各个击破，八战八捷，缴枪三万余枝，无论是战果还是俘获人数，都超过了原历史位面。
常凯申手下的剿匪部队，本就相互间矛盾重重，有常凯申在上头压着，还能勉强配合，如今光头一去，立刻回复本性，谁还愿意当傻子去和红军拼命？跑不过追击的红军没关系，只要跑得过拖后腿的友军就行。剿共时出发的三十万大军，象赶猪一般地被三万多红军赶出了苏区。终于逃脱红军的追击后，参战各家师长旅长检点各自的部队，个个欲哭无泪，损失最轻的也少了数百号人，丢枪无数。除去被红军围住逃不出被全歼的和重创击溃的，其余的损失，都是在溃退中散落掉的。这过程中散失的军用物资更是无数，喜得身后追击的红军只恨少生了两只手来不及捡漏。
常凯申一去，发生在江西的三十万“剿匪”大军拙劣的表演，在1931年时除了他们自己外，根本就无人重视。此时无论是南昌的剿匪总部还是南京政府，各方势力都忙着瓜分争抢常凯申暴亡后留下的大笔政治遗产。在由常凯申遇刺引发的九月风暴中，江西剿匪前线的战事，被大多数人无视了。
1931年九月八日，常凯申遇刺不过是后面一系列事件的开始，事情才过了两天，关于这一爆炸事件的余波还在荡漾未散的时候，另一件震惊中国的大事也紧跟着发生。
事件的发生地在北京，奉系军阀的年轻少帅张学良府邸，遭遇不明炮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