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平湾的头一年我们吃的国库粮，每人每月四十五斤，玉米、麦子、谷，还有几两青油。老乡们就说我们也都是“公家儿的”。
老乡们常要吃麸子，吃糠，还吃一种叫“叶子”的东西（我至今不知该是哪两个字，查了辞海也无结果，总之比糠还难下咽）；若吃一钡净玉米干粮便如过节般喜庆。老乡说我们：“这些窑里有办法。”“这些的老子都是中央的干部咧！”说的听的都点头，确认我们给公家为儿乃天经地义，每月吃四十几斤好粮无可厚非。
婆姨们常拿着鞋底聚到我们灶房前来纳，赞叹说，“这些吃的好干粮”，“洋芋菜、萝卜菜，浮面常见漂的油”，然后纷纷给我们以指教。北京式的窝头引得他们笑，说“这看糟践成了甚”，玉米面还是要发了蒸“黄儿”才是正道。菜要煮烂，否则岂不是生吃了？白面不如掺了豆面擀成杂面条条，切得细细的，调上酱和辣子，光吃白面能吃几回？我们二十个人，轮流每两个人做一天饭，都叫苦连天，手艺本来不济，被众婆姨一指点就更乱了套路，昏天黑地。这时就有见义勇为者，麻线绕在鞋底子上，挽了袖子下手帮我们做；做一顿好饭比做不上千顿好饭当然多了乐趣。另一个婆姨又帮着烧火，说灶火该整顿了，不然柴就费得厉害，等她家掌柜的山里回来给整顿一下，她家掌柜的整顿灶火有方法。她们都很称赞北京带来的粉丝，比她们漏的粉又白又细。饭做熟了，我们壮着胆子请她们也尝尝，她们都退却，开始骂腿底下的娃不听话；依旧拿起鞋底来纳。我们给几个娃掰一点白模吃，娃的妈眼里亮起光彩，才想起让娃管我们都叫一遍叔叔。女生们没法叫，那儿没有相当于阿姨的叫法。
二十个人都宁可上山受苦，也不愿意做饭。那灶火实在难摆弄，常常天不亮就起来生火，直到太阳很高，仍然是满窑浓烟不见人，光听见风箱拉得发疯似地响。风箱声忽然停歇，浓烟中便趔趔趄趄地跳出两个人来，抹眼泪，喘粗气，坐在磨盘上，蹲在院当心，于朝阳光中和鸡鸣声里相对无言想一阵，又钻回烟中去。
要把煤火烧得旺盛，必须有好柴。譬如狼牙刺，有油性，烧起来火势既猛又耐久。然而这柴砍来费劲。我们先跟老乡借一些，借的次数多了自觉无理，就只好偷一些，反正一样，都不还。偷的次数一多，又觉有违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教导，便终于发现了呐喊山上小庙的门窗和门槛。
小庙不知经历了多少年风雨，残垣断壁，处处长满荒草，几间小殿堂也表示随时要歪倒的愿望。那腐朽的门槛，干裂的窗棂、门框，正是上好的柴。我和金涛有一次到那儿去，先发现了这能源，能源有限，不宜告诉别人。轮到我们俩做饭时，就拿一把斧头去砍一块好柴。先用光了窗棂，又砍门槛。金涛说，这门槛不知是否样林嫂捐的那条。
小庙里几尊泥佛，斑斑驳驳还有些彩饰在身上，中间一尊仿佛观世音。据说每个佛都有一颗心，或者金的，或者银的、铜的。
我们俩在那泥胎后背砍开一个洞，果然掏出一颗心，是木头的。
金涛掂掂那木头心，说这就够做一顿饭了，不用再砍门槛，门槛已经所剩不多。佛像前铺了许多麦秸，时常有些外乡人来这儿过夜。
从榆林来过两个卖艺的，在这庙里住过几天。一个瘸子，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孩子很瘦，头上很多疮在流黄水。两个人来到村于中心的空地上，瘸子就敲起一面小鼓，大喊：“表演一回榆林的硬势子！”
孩子把上衣脱光，显出一串脊椎骨和两扇分明的肋骨，也喊：“操心看下，演上一回榆林的硬势子。”瘸子把一根铁丝缠在孩子胸上，再把鼓敲一阵。孩子憋足一口气，弯腰跺脚就地团团转，想把那铁丝崩断。铁丝没断，孩子直起身惶然地看那瘸子。
瘸子很机灵，冲众人说：“这娃几天没吃干粮了，光喝了一肚子稀米汤。”围看的人都笑。孩子又弯腰跺脚用了一回力气，铁丝终于崩断。然后换了孩子敲鼓，瘸子抡拳摇掌比划了一阵，发出歇斯底里般的叫喊，险些跌倒。
那小庙不知接待过多少流浪的吹手、石匠、说书的、卖艺的。
佛像前总有些新烧就的灰烬。
有一年那小庙恢复了一阵香火。那年到处传说，从黄河东过来了神神，方圆几百里内的寺庙都兴旺了一阵，寺庙的神灵都复活。人们去庙里跪拜、许愿、烧香。那时没有卖香的，便只好用纸烟代替，指定要“延安牌”的，说那是神神看下的牌子，以致“延安牌”烟脱销了很久。呐喊山小庙的门框和门槛都被补上，窗户用席遮住，观世音后背的窟窿填满泥，刷了白灰。殿堂里光线昏暗，烟雾缭绕，人声嗡嗡。有病的求神神给些药，没儿的求神神给个儿子，缺粮欠债的求神神保佑年年风调雨顺且公粮不要收得太多。瞎老汉烧了一包烟，求神神帮助随随娶下婆姨；那时随随还是单身。明娃还在世，明娃妈卖了一罐青油，差疤子去百十里外的一个大庙去磕头。据说那庙神灵大，有求必应。县里、公社里都出动了人，把跪拜的人群驱散，挑几个不大顺眼的绑走。黄河东的神神也才回了黄河东。疤子失魂落魄地跑回来，说花了十几块钱，“咳呀——，险忽儿叫捉去”。明娃死后，明娃妈仍对那神神抱着希望，认为这下明娃转世要有好光景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