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不去敲盆敲罐；也许是不那么信奉神灵，也许是受惯了生活意外的掠夺。他们大约更相信，只要出力气，随时也能得到上苍的恩助。河岸上站了村子里最精壮的男人们，拿着叉、耙、长把镰刀，呼唤呐喊着捞河柴，呼喊声和浪涛声交融在一起，想让掠夺着留下买路钱。
栓儿四十岁，个子不高，却很壮，胯阔腰圆，小腿肚子上的肌肉隆起来像一盏灯笼。你不由得要想，他凭了什么能从糠麸掺半的食物中榨取这么一身筋肉？你就想想牛吧，牛从柴禾一样的干草中能提炼出多少力气。栓儿端着长把镰刀立在河岸上，两眼盯着上游的浪峰。他指望捞一根圆木。他看不下那号绒柴，多一把柴烧顶球个甚？一根圆木能换回几斗麦！已经有两根圆木从靠近对岸的地方漂走，几个壮汉瞪眼看着，骂爹骂娘，像一群背运的强盗。栓儿身旁站了另外两个男人，每人也端一把长镰刀，三个人说好，得了圆木三家平分。栓儿实在不情愿同旁人合伙。但要想捞到大根圆木，至少得三个人，圆木像一匹野兽从上游横蹿竖跳地奔过来，三把镰刀得一头、一腰、一尾同时剁上去。一个人不行，圆木会把人也拖进洪流。据说栓儿被拖走过一回，那回他拦住了一根合抱粗的大圆木，镰刀剁得很深，他拼死力往岸边拉，圆木被水冲得横过来，拖着他往前跑，众人喊他放手，合抱粗的一根杜梨木呀！他舍不得，再说也不能就这么倒赔了一把镰刀。圆木把他拖进河心，他撒手了镰刀，攀住圆木，就那么让浪头挟裹着，摔打着，漂了几十里，没死，也没放手那圆木，清平河一个急转弯把人和木头一起扔上了岸，只是浑身被水中的沙砾、树枝拉挂得鲜血淋淋。那样的事只可做一回。那时年轻，又没有婆姨娃娃牵挂着。
栓儿的力气是全村第一。栓儿的饭量全川第二。都说上川的贾家坪有个人更是好吃法，一顿吃过二十几个白馍，一顿吃过一簸箕油团团儿。有年八月十五，那人割了八斤大肉，放在锅里煮熟，婆姨捞一块切一块，那人吃一块，吃了一程儿那人说：“对球了，也给你们娘儿几个留些儿。”婆姨再去捞时，净撂下一锅汤。在山里受苦时，老乡们总爱讲这个故事，讲得有板有眼，语气和表情都掌握得恰当。单是肉的数量一节，常常引起争论。“不止八斤咧，八斤了，我吃着也老消停！”“怕够十斤哩！”“噫——，十二斤也够！不信咋？！”
说十二斤的人脸也红，脖子也粗，青筋暴涨，仿佛受了许多年冤枉。其实没有人压制他，众人都情愿信任他，就像情愿信任老天爷是有眼的。说十二斤的慢慢平定了情绪，沉思着点烟。众人也都静静地追忆或畅想，气氛异常和睦起来。这故事我听人讲过不下十次，肉的数量最高到过十六斤，只有“放在锅里煮熟，婆姨捞一块切一块，那人吃一块”这一情节不变，而且讲的时候音调温柔得如嫩柳轻扬。我渐渐醒悟，那是一个美好的传说，若长久地饥饿便能长久地流传，最终如灶王爷、城隆爷、赵公元帅一般，又生出一路神仙，主管人间吃肉的事务，保护众生吃肉的权利。
栓儿是全村第一个好受苦人。别人担两趟粪，他只用一趟，一趟把两担粪全担上山，剩下的工夫可以整自留地，可以鼓捣他的小铁匠炉。他有一套铁匠的家具和一份打铁的手艺，能打除拖拉机之外的一切农具。他还是个不坏的木匠，手艺当然比不上宝生，宝生是专业木匠。但要是破木方、立柱架梁，人们宁愿请栓儿。宝生专做细木工，而且老了。但那时只有上山受苦算社会主义，担个铁匠挑子去揽活做就不如直接去县大狱。县里、公社都有铁匠铺，没有木器加工厂，因而宝生获准可以出去揽营生，但每日所得要全数交到队里，队里给宝生记十分工。即便如此，栓儿还是羡慕宝生，一天三顿饭吃在雇主头上，省了自家的粮。在栓儿眼里，天下幸福者莫过于宝生。还有榆林、绥德下来的那些匠人，出了力就能见到钱，钱是旱不死冲不走的。大约榆林、绥德有另外的政策，我们这地方穷得还不够。有年冬天，栓儿半夜起身，冒了大雪，担着铁匠挑子偷偷离了清平湾。婆姨只对人说他是去串亲戚了。那一年是遭了旱灾，家家囤子都见底，再看看栓儿的铁匠家具全不见了，谁还解不开他做什么去了？栓儿出去了一冬，回来时一根粗绳等着他，五花大绑被请到县大狱去。那些年，人们渐渐不把坐大狱看成太可怕的事。犯人亦可谓“公家儿的”，遭不迈灾都有饭吃，监狱以外的人倒难免吃糠、挨饿。乡下人也不在乎什么档案不档案，想不出将来会有什么好事要受档案影响。栓儿在狱里养了几个月，白白胖胖地放回来，庄里人都说：“咳呀——，做得了嘛！”
译成北京话就是“赚啦”或者“不亏”。只是亏了窑里人。栓儿婆姨挺着个大肚子正在地里锄豌豆，听说男人回来，慌慌地往回跑，见了栓儿眼泪汪汪坐倒在窑前。当夜又为栓儿生下第四个儿。
栓儿在队里受苦再不多出力。只是譬如捞河柴的时候，他才又绷紧了浑身的筋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