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九年底回北京探亲时是二十个人，在家住了两个月，过了春节又回清平湾的只有十七个了。男生里有两个转到河北老家去落户，一样是插队，平原上的日子总比山里好过，又离北京近。女生中是刘溪，随父母去了干校，在南方。
又要回陕北了，母亲为我收拾行装，无论什么都嫌带得太少，挂面、红糖、荤油，想尽办法往提包里塞；一会又跑到商店去，捧着抱着回来：罐头、奶粉、麦乳精……“行啦，带多少也不够一年吃。”我说。她又在行李的缝隙间塞上巧克力，东一块西一块。
“带这么多这个干嘛！”“在山里干活饿了吃一块。”逗得我直笑：“您真该去接受接受再教育。”母亲误会了，说：“也给贫下中农尝尝嘛。”我拍拍她的肩膀，歪着头看她：“行。不会有人怀疑您的阶级感情。”“别跟我贫嘴。多带一点儿又有什么关系！”“关系是没有，可下了汽车全得我自己扛。”母亲不言声了，记起了有三十几里山路要靠腿走，她又把不要紧的东西往外掏，掂来倒去，偷偷地抹眼泪。
离京的前一天，我们还不知道刘溪转走的事，袁小彬还很快活。
“嘿驴奔儿，你不如去问问，没准儿刘溪她们愿意跟咱们一块儿走。”
“高！大包儿小包儿的，路上帮人家扛着点儿，你那么壮。”我们实在不完全是开玩笑。我们又都长了一岁，十八了，心底的那种愿望大约也长大了，有点要暴动似的。但是那愿望还必须以开玩笑式的语气表达，以便需要时可以声明“我不过是开开玩笑”。
第二天我们在北京站的大钟下集合。李卓来得最晚，嘻嘻哈，哈了一阵子，忽然对小彬说：“哟，对了，听说刘溪跟她们家去干校了。”
小彬先还不信，见李卓确乎一本正经，便“刷”地一下把脸色弄白。
“你听谁说的？”我问。
“郭大脸。”那家伙脸长得大，和我们一个公社插队，不在一个村。
“说明白点，”仲伟说：“是去了就不回来了吗？”
“废话。不信你们去问郭大脸。”
“他怎么知道的？”小彬强作镇静，脸上的肌肉已经绷紧了。
“他舅妈的姐姐跟刘溪的二姨在一个教研室。要不就是刘溪她舅妈的姐姐跟郭大脸的二姨。我没记清楚。”
“什么时候？”
“什么什么时候？”
这时候大喇叭里开始“请到太原去的旅客上车”了。那回我们走山西，先要经过太原。车票都是家里逼着买的，我们本打算退几张，每人一张车票实在花钱太多，结果让刘溪的事给搅得上了火车才想起来。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昨天晚上。”
“你去郭大脸那儿了？”
“他来找我。”
“还说什么？”
“什么还说什么？没说什么了。”
小彬无心再问，再问也是枉然。
残冬未尽，火车在光秃秃的原野上走。铅灰色的天空正酝酿着一场春雪。
大家一致认为刘溪太不像话，继而又认为这人本不怎么样，长得也不过一般，个子虽然合适，可太瘦，皮肤也白得太过。“像她那样儿的多着呢。”“比她强的有的是！”
小彬呆坐着，像是没了魂儿，一会又附和着我们笑，笑得驴唇不对马嘴，以报答我们的好意。
“这事也不能怨刘溪，”有人说了句公道话。“刘溪知道什么？”
沉默了一下，大家又都埋怨小彬了。“让你早点儿给她写封信，你不写。”“我都说给你送去，你都不写。”“那回捞河柴时，刘溪直要跟小彬说话，这小子什么也看不出来，光顾着拽那只死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