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在做这种思考的时候，都是理智占上风的时候，自己的感情已经是排到了最末位，或者在末位以外。但理智能压倒感情，并不等于理智也能扼杀感情。一旦感情占了上风，马上又克制不住地想见陈大龄，或者听听他的声音。有好几次拨通了电话，一听见陈大龄那边“喂”一声，又不知为什么，赶快就挂上了。
开学后，杨红教的是走读部二年级。开始还以为系里看重自己，一上去就教二年级，去了以后才知道，走读部收的都是不到分数线但有后台的头头脑脑的小孩，成绩不好，还特别挑剔。杨红才上了一次课，就被学生联名写了一封信告到系里，要求把她换了，说她太年轻，没经验，他们的钱不是白交的。
系主任就把杨红叫到他办公室，很严肃地说:“这是你的头三脚，一定要踢好。你假期中可能没有好好备课。别人反映你跟数学系一个老师关系暧昧，有没有这事啊？”
杨红的第一感觉，这是周宁在搞鬼，知道她最怕组织了，就把组织搬出来吓唬她。但她又想，这些天，周宁跟她寸步不离，应该没有机会找系里，而且他那种爱面子的人，恐怕还是趋向于自己拿刀解决问题。到底是谁这样恨她，恨到要置她于不名誉的地步呢？
“我跟人无冤无仇，不知道谁会这样乱讲。”
“别人向系里反映，是为你好，不忍心看一个有前途的青年毁在作风问题上。”
系主任说，“我们有组织原则，不会告诉你是谁反映了情况。谁说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人民教师，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为人师表。你现在因为第三者插足，跟周宁闹矛盾，这事要是让学生知道，影响很坏。”
杨红只觉头皮一炸，一个“第三者插足”，把她轰得目瞪口呆，惴惴不安地说：“根本不是什么第三者，是我跟周宁感情不和。”
系主任打断她的话:“不要拿感情不和做借口。当初你申请结婚时，我们就警告过你，说周宁跟你不合适的，他成绩太差，我们不会让他留在系里的。那时你不是很坚决，为了感情连留校都差点放弃了的吗？现在说跟周宁感情不和，怎么样讲都是没道理的，才两个多月，感情就没了？这是典型的第三者插足。听说还是副教授，这样的人留在讲台上，对学生起什么影响？杨红啊，你年轻，不懂事，他这种伪君子，就专门找你这种人下手。”
系主任看杨红眼泪汪汪，好像急于辩白什么，又接着说:“杨红啊，你留系，我是冒着风险为你说话的，我相信，你是共产党员，业务水平高，为人正派，是一棵可以造就的好苗子。现在你弄成这样，叫我在大家面前怎么交代？我们准备联系一下数学系，让他们那边调查一下，作出严肃处理。”
杨红听到这最后一句，已经吓傻了，慌忙说:“请你们千万不要联系数学系，这事跟陈老师没关系的，都怪我经常去找他，给他惹了这些麻烦。我保证把这事处理好。”
杨红从系里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想跟陈大龄打个电话，警告他一下，但这一次，不知道该警告他防范谁。手持菜刀的周宁好防范，这个空泛的“系里”、“院里”、“别人”，是防不胜防的。杨红知道如果把这事告诉陈大龄，他肯定要把一切揽到他头上，结果是把两人都赔了进去。如果不吭声，再也不去找他了，这些闲话就不攻自破了，反正自己也是决心对他放开手的。
晚上，杨红到楼下食堂的热水房打水的时候，看见陈大龄正端着个碗，站在食堂门外。看见她，就笑吟吟地走上来，跟她打招呼，又像以前那样，帮她装满一桶热水，问她:“今天上课了？还顺利吧？”
杨红惊恐地四处张望，唯恐有认识的人看见她跟陈大龄在一起，怎么看都觉得不知什么地方就藏着几个周宁的心腹在暗中监视，又或者是系里派来监视她的，反正人人可疑。
“让我自己来吧。”杨红说着，就去抓桶，又责怪地问，“你怎么会在这里？”
“知道你都是这时候来提水……”
杨红见有人正朝这边走来，小声说:“别到这里来了，别人看见就麻烦了。”
“五区那边没食堂，我不能过来吃饭么？你这么害怕，是不是周宁威胁你什么了？”
杨红低声说:“他那个人，你还不知道么，那次没事都闹成那样，要是知道我跟你在一起，那还不闹翻天？”
陈大龄爱怜地看了她一会儿，说:“你自己提，就不能装这么多了，让我给你倒掉一些，免得洒出来烫到脚。”他慢慢往外倒水，叹口气，“这种事情，光害怕是没有用的。真的到了需要的时候，可以求助法律的。你害怕成这个样子，我真的不放心你还跟他待在一起……”
“你别担心，他不会伤害我的，我是怕他……”
“伤害我？早就跟你说了，他不能把我怎么样的，你不用为我担心的。”陈大龄又叹口气，“就是怕你这样高风亮节，为了保护我就舍了自己。周宁也算把你摸透了，知道你们这些共产党员，不怕死，为了救群众，是会自我牺牲的。”
杨红撅起嘴:“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陈大龄帮她提着桶，走到她楼下:“你不能一辈子生活在害怕之中，谁威胁你，你就怕谁，那只能是助长他们的暴虐。你这点又不像共产党员了，共产党员是敢于跟困难作斗争的……”
杨红看见楼下的小龚也提着桶走过来，赶紧从陈大龄手里接过桶，说:“我上去了，你保重。”说完，就匆匆忙忙上楼去了。
接下来的几天，杨红为了挽回学生的心，每天花很多时间仔细备课、做实验。这样的忙乱也帮了她一个忙，胡思乱想的时间明显减少了。
有一天，她听到校广播电台说九月十号教师节那天学校要为讲师团将士饯行，心里突然一紧，知道陈大龄马上就要下乡去了，好像陈大龄此去就不会回来了一样，想都没想，就骑车到滨湖路上的一个电话服务点给陈大龄打电话。
拨通了电话，杨红又有点希望陈大龄不在家，也许那样更好，能跟他说什么呢？听到他的声音，自己所有的决心都会灰飞烟灭。但事与愿违的是，她听到了电话线那端那个她想听又怕听到的声音:“喂？”杨红又呆在那里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陈大龄轻声问:“是杨红吧？你怎么样？没事吧？”
这句平平常常的问候却让杨红喉头发紧，好不容易说了一句“我挺好的，你呢？”就说不下去了。
陈大龄那边听出了她的哽咽，急切地问:“你没事吧？有事一定要告诉我，周宁没把你怎么样吧？”陈大龄等了一会，听不见杨红的回答，又问，“杨红，你还在听吗？不要挂断，你这些天没消息，我一直都不放心……”
杨红听见他温柔的声音，关切的话语，眼泪突然涌了上来，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抽泣起来。陈大龄听见了，焦急地说:“杨红，你在哪里？告诉我，你是不是在滨湖路上？不要离开，就等在那里，我马上过来。”杨红听见这话，自己也不知是为什么，马上挂了电话，逃一般地离开了电话服务点，连钱都忘了付。
教师节前一天，系里给杨红一封学校的邀请信，让她代表系里参加学校为讲师团组织的饯行，说必须参加，在进门处要登记的，不能缺勤。别的老师告诉她，这是为明年选派讲师团做准备，被邀请的人都是明年应该去的人，像你这样没下过乡的，肯定要去。杨红本来是想躲避一切能碰见陈大龄的机会的，但系里说了，又觉得从道义上得到了一个借口，就理直气壮地去了。
地点是学校的工会大礼堂，杨红去的时候，发现在进门处真的有人叫她在一个本子上登记，还发给她一张进餐券和一张舞会入场券。杨红进了礼堂，就找个不起眼的地方坐下，四处张望，想看看陈大龄在哪里。
礼堂里有很多人，各个系都有代表上去表演。一直到陈大龄上台去演奏小提琴时，杨红才看见他。他拉的是《梁祝》里面那一段，杨红听着听着，就黯然想到，难怪有人愿意一起化了蝶，飞离人世。死了，就没有伦理道德责任义务这些约束了。可是自己好像连死的权利都没有，死了，周宁怎么办？父母怎么办？而且，拉着陈大龄一起去死，不是害了他吗？
陈大龄拉完了一曲，下面鼓起掌来，要求再拉一曲。陈大龄就说下面我拉一首自己写的曲子，叫，副标题是“不能言说的爱”，只是表达自己的一点感受，也希望其他人永远不需要体会这样一种爱。这番话说了，礼堂里变得鸦雀无声，不知道是大家都体会过这种爱，还是这番话本身就有震慑人心的力量。
陈大龄演奏的时候，杨红就像每晚从录音机里听这个曲子一样，觉得自己又轻轻地飞起来了，飞出自家的窗口，飞过月光如水的校园，飞到陈大龄的家，轻轻地落在他的窗台上。不过这一次，陈大龄没有在床上，她知道他飞去了她的家，他们俩在路上错过了……
进餐的时候，杨红看见陈大龄就在她旁边的一桌，陈大龄也看见了她，走上来跟她打招呼，问她拿到舞会入场券没有。听说她拿到了，就嘱咐说:“待会儿吃完饭别走了，在舞场等我，我有话跟你说。”
杨红乖乖地点点头，心里却一直在猜测陈大龄要跟她说什么。不过，不管他说什么，她都愿意照办，如果他要她跟周宁离婚或者要她跟他私奔，她也在所不辞。她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帮她作决定，因为她知道自己无论做什么决定，以后都会后悔。她也知道自己的这种思想，近乎于推卸责任，但有时候，一个决定太重大，以至于当事人宁可借助他人甚至非理性的力量来做这个决定，因为决定带来的痛苦已是难以承受，如果再加上对自己错误决定的悔恨，就必然要被压垮了。杨红甚至想过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自己的取舍，但抽来抽去，每次都觉得应该再抽一次。
饯行宴的菜很丰盛，但杨红没有心思吃饭，只不时地看陈大龄，每次都会跟陈大龄的目光碰上，好在大家都忙着吃菜闹酒，没有人注意到。她见他那桌的人不停地敬他酒，就很担心，怕他喝醉了。吃到一半，杨红觉得陈大龄已经有点喝多了，虽然他只是两颊上染上了一层桃红，但杨红知道，喝酒不上脸的人更容易醉。再坐一会儿，杨红实在按捺不住了，就走到他那桌，说:“陈老师不能再喝了，我替他喝了吧。”
众人见一员女将横刀破阵，都来了兴趣，吆吆喝喝地说要敬陈老师的女朋友一杯，杨红也不申辩，随便他们怎么想，能在别人误会中做一回陈大龄的女朋友也是一种幸福。
一桌的人都一个接一个地上来敬酒。陈大龄急得直拉杨红的手，杨红对他笑笑，说:“你别担心，我先天性不醉酒。”就毫不客气地一一饮干了，饮一杯，就看陈大龄一眼，见他担心地望着她，就对他笑一笑，无声地说一句“我不会醉的”，心里却想一醉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