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还没等到杨红问起有关彼得的事，海燕就问：“昨天你没打电话来叫我接你们，是柯克送你们回来的吧？”
“是他送的。你知道柯克就是彼得吧？”
“那还能不知道？我是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的嘛。”海燕笑着解释说，“我跟柯克以前是同学，都在东亚中心做博士，我因为要养家糊口，中途转了专业，他拿了博士学位才离开。我们一直是好朋友，这次他在东亚中心的这份工作，就是我为他联系的。怎么啦？要指控我知情不报，还是要吃了我？”
“哪里，只是很奇怪，为什么我提到彼得的时候，你没说他在A大。”
“我哪里敢说？你一来就言必称彼得，完全是彼得综合症的典型症状，我还来加重你的病情？”海燕一本正经地说，“我这是为你好嘛，你是有丈夫的人，又是宁死不离婚的那种，不想搞得你恨不相逢未嫁时嘛。”
杨红被“恨不相逢未嫁时”弄得一惊，不过马上想到这句也算名言，人人引用得，就淡淡地说:“你说什么呀？我跟他绝对没那个可能。不过我有个朋友，倒是对他感兴趣，正在打听他的下落呢。”
“那我不管，反正我没把你跟彼得两个凑到一块，是你自己撞上门去的。”
杨红知道她在开玩笑，就一笑置之，抽空给特蕾西发了个电邮，告诉她彼得在A大。
只一会儿，特蕾西就回了一个电邮，只有很简单的几句：
“谢谢你与我分享彼得，我他妈太忙了，以后再谈。”
大姑妈又写来一封电邮，说她已经把探亲表用快件寄出去了，估计再过几天丈夫女儿就可以去签证了。大姑妈现在正在找工作，已经向两个地方申请过了。然后又问杨红探亲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杨红想把丈夫儿子一起办来，但周宁说两个人一起办，签证官会认为有移民倾向，会搞得一个也签不到。再说儿子签出来，如果没幼儿园上，就得有个人在家看着他，那不是明摆着该我待在家里看小孩？不如放在国内，要么晚点办出去，要么就在国内待半年。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谁谁谁母子俩一起去签，到现在没签出，而谁谁谁先签老婆再签女儿，两个都签到了。
问题是儿子留在国内谁带呢？杨红想把儿子送到老家让妈妈带，周宁不同意，说那还不让你妈把他惯坏了？周宁要把儿子送回自己的老家，杨红又不放心，说你妈带小孩像喂猪一样的，儿子放那里不是活受罪？为这事打了几次电话了，每次两个人都弄得气鼓鼓的。有几次杨红听见周宁那边把电话都摔了，本来也想把电话摔了，举起电话又忍了，因为电话是海燕的。
打完电话，杨红就觉得很烦闷，两个人都不喜欢对方的母亲，也不喜欢对方家里的其他人。夫妻是同林鸟，夫妻与对方家里的人，同林鸟都算不上。看来“血浓于水”这话不错，夫妻不是血亲，而是姻亲，跟对方和对方家里人像油和水一样，永远都不可能融合在一块。
杨红记得哪本书上说的，幸福的婚姻都一样，不幸福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她不知道幸福的婚姻到底什么样，但她看见的不幸福的婚姻，倒差不多是一样的。她自己的婚姻一塌糊涂，但却经常为别人的家庭矛盾做调解人，因为她是院党委中为数不多的女干部之一，遇到院里教职工有家庭矛盾的，很多时候都是叫她去做工作。
可能真是旁观者清，杨红看别人的家庭矛盾，倒是心明眼亮的，也许因为不是自己的事，看明没看明都无所谓，糊涂官断糊涂官司，因为夫妻吵嘴、婆媳不和这种事，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少能分出个谁是谁非。杨红的绝招就是绝不发表个人意见。丈夫说完，就叫他站在妻子的立场想一想；妻子说完，就叫她站在丈夫的立场想一想，说到夫妻两个没大事了，就脚底涂油——溜了，等他们到床上去解决余下的矛盾。
俗话说，医者不自医，说人前，落人后。这些话应验在杨红身上了，她能调解别人的家庭矛盾，却不能调解自己的家庭矛盾。懂道理不等于讲道理，讲道理不等于时时处处讲道理。道理都是绑在刺刀上的——专对别人，不对自己。
做了这些年调解工作，也在自己的婚姻里趟了这些年混水，杨红有一个体会，就是如果婚姻只有夫妻两个人参与，还可以少吵几架，吵了架也比较容易和好，像俗话说的，两口子打架不记仇，晚上共个花枕头。但一旦有双方的家人参杂其中，事情就很麻烦了，夫妻两人常常有个站什么立场的问题。媳妇跟公婆不合，丈夫在中间难做人；女婿跟丈人丈母闹矛盾，妻子在中间难做人。根据杨红的观察，如果夫妻两个是同一条战线的，小家庭还能飘飘摇摇地挺过去，如果妻子或丈夫是跟自己的父母一条战线的，那小家庭就十分危险了。
杨红知道系里有个女老师，平时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但一跟婆婆吵架的时候，就敢骂婆婆“老不死的”。好在她丈夫是向着她的，总说自己妈妈不对。老人忍得住，就跟儿子媳妇在一起待几天，忍不住了，就逃到女儿那去，女老师跟她丈夫仍然是一个坚固的家庭。
但杨红和周宁就不同了，两个人都是向着自己父母的，周宁觉得婆媳矛盾都是杨红不对，杨红觉得翁婿矛盾都是周宁不对，所以每闹一次矛盾，隔阂就加深一次，夫妻之间的距离就拉大一次。
杨红跟周宁的父母语言不通，也不爱上他家去，去了想叫声“妈”，总也叫不出口，就那么支支吾吾地混过去。公公婆婆都觉得这个儿媳妇搭架子，没有另外三个儿媳孝顺懂礼。不过婆媳矛盾不那么明显，除了生小孩时公婆到h市住了几天外，杨红一年也就见公婆几次，还没发生过重大纠纷。
周宁跟岳父母呢，就比这糟一百倍。周宁的矛盾主要是跟岳母之间的，因为岳父修养好，道行深，对什么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得江湖深，给它个不吭声，而且从来不插手家务活。不干活的人一般只有一个毛病，就是不干活。那些干活的，毛病就多了，菜可能炒咸了，汤可能熬浓了，跟其他人之间的矛盾也就多了。
周宁跟岳母的矛盾很深，但起因却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吐痰。
周宁经常咳咳吐吐的，走到大街上，不管你是哪条街，哪条路，照吐不误。杨红一跟他上街就胆战心惊，怕被人抓住了罚款，又丢钱，又丢面子，但你怎么劝，他都不会听，“你没听说不吐不快？你不让我吐，让我吞下去？”
周宁就真的可以咳一口痰在嘴里，不吐也不吞，就那样含在嘴里跟杨红说话，说得杨红汗毛倒立，细胞跳舞，鸡皮疙瘩乱冒，直犯恶心。
杨红说你可以找个垃圾桶吐，或者吐在纸里。周宁就抢白她:“哪里有垃圾桶？吐在纸上包回去？你别恶心我了。”
周宁因为吐痰，被罚过好几次款，但那并没有吓倒他，只不过让他在有人执勤的地方少吐几口，在没人执勤的地方多吐几口罢了。
你总不能为这样的事跟他离婚吧？填写离婚理由的时候，你写什么，写因为他随地吐痰？你又不是居委会抓街道卫生的老奶奶。杨红想，如果我院里哪对夫妻为吐痰的事闹离婚，我肯定有一百条理由把他们两个劝得不离了。
就为个吐痰的问题，周宁跟岳母就结下了不解之仇。周宁在家里倒是不随地吐痰，他比较爱护家里的小环境，不太在意外面的大环境。大环境你怎么爱护？你不吐，别人也会吐的。少你一口痰，大环境也不会就好了起来，何必把自己憋得难受？
但家里地上铺了地毯或者瓷砖，吐在上面连周宁都觉得实在是难看。在外面吐一口，没人看见，就没人知道是谁吐的，没人知道是谁吐的，就等于你没吐。但家里其他人不会随地吐痰的，如果地上有痰，肯定是周宁吐的。这不一下就查出来了吗？所以周宁一般是吐在厕所里或者厨房的水池里。杨红为他吐痰在厨房的水池里，不知跟他作过多少斗争，但都是吵起架来，他不吐，架吵完了，他又开始吐了。
后来杨红的妈妈来看杨红，在她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见周宁随口就把痰吐在厨房的水池里，想到洗碗洗菜都是在同一个水池里进行的，有些担心，忍不住就批评了几句，哪知这下却伤了周宁的自尊心，觉得岳母在嫌弃他，马上就把脸拉长了，再不跟岳母讲话。这事在杨红看来，完全是周宁不对，自己就算昧着良心，也没法跟他站在一边，所以忍不住要把周宁批评一通，但杨红的介入只使得周宁与岳母的矛盾更深。
周宁虽然已经在h市扎了根，但心里一直觉得别人是把自己当周家冲的人的，所以只要有人提到“乡下人”“农村人”，他就像有人摸了他的老虎屁股一样，要跳起来为乡下人和农村人鸣冤叫屈:“乡下人怎么啦？乡下人不是人哪？你们的祖先不都是从乡下出来的？”
为这事，杨红不知对他解释了多少遍，陪了多少不是，说我自己也是从一个小镇上来的，我妈妈现在还在小镇上，大家都是所谓“乡下人”，没有谁在歧视你、看不起你。但周宁不信这种鬼话，他把杨红和杨红的家人一律划在歧视乡下人的城里人中，几乎每一件事都可以上纲上线到城乡矛盾上来。
周宁的不做饭，已经被杨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认可了。自从搬出集体宿舍，杨红也不硬性规定他洗碗了。自己单家独户地住在一套房子里，门一关，就是一个独立的环境，没人看见，没群众监督了，还要他洗碗，做给谁看呢？所以杨红宁可自己三下两下就洗了，免得叫周宁去洗弄出更多麻烦。但父母来了，杨红就像一个闭关锁国的政府突然迎来了联合国调查团一样，就有点在乎形象了，至少让父母看见周宁还是做一点事的吧？不然父母不是要大担其心，觉得自己的女儿在受苦受难？
杨红就跟周宁商量，可不可以在父母来的这几天，由他来洗碗？周宁还是识这个大体的，知道杨红爱面子，就一口答应，只盼岳父母不要长年累月地住在这里就行。
岳母已经觉察到女婿不是那么听女儿话的，而且也不喜欢听批评，为打麻将的事说到周宁没把碗洗干净，或者还剩下了锅瓢盆也没洗，岳母也不在周宁面前提起，怕他生气，就趁周宁不在时把它洗了，也算帮帮女儿。不过大家住在一个屋顶下，保密工作也不可能做得那么好，有几次，岳母正在洗周宁落下的锅盆，就被周宁看见了，周宁立即就火了，冲冲地说：“妈，我是乡下人，做事不如你们城里人过细，您嫌我洗得不干净，您就直说，叫我重洗，不用这么偷偷摸摸地帮我，让杨红看见，又该骂我了。”说着，就抢上前去，把岳母推开一边，叮叮当当、磕磕碰碰地洗将起来，把个岳母撂在那里，脸上讪讪的，下不来台。
杨红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小事，会使周宁生那么大的气，而且使他从此改变对妈妈的态度。到最后，但凡岳母来的时候，周宁就整天整夜在外面打麻将，算是躲着岳母。不需杨红问起，就自动解释说:“我跟你妈处不好，她在这里，我就不想待在这个家里。你不愿意我出去打麻将，你就叫她少到这里来。”
讨厌彼此的家人，也许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周宁已经敢大张旗鼓地讲出来了，这说明他已经不在乎杨红知道了。那含义就是：我就是讨厌你母亲，你能把我怎么样？这一点常常使杨红感到透心凉。
想到这些，杨红不禁长叹一声。杨红想，我和周宁对彼此的家人一个个都是讨厌仇恨，对彼此的处事为人，一举一动都看不顺眼。既然对这个人的一点一滴、一亲一戚都否定了，那不是把这个人也否定了吗？但两个人全盘否定了对方，又还是守在一起，煞有介事地扮演着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