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妹也者，not张惠妹是也。
她只是我的妹妹，从小我便这么叫她，到现在一直改不了口。
她长得瘦瘦黑黑的。
弯弯的眉毛，薄薄的嘴唇，尖尖的下巴，略小却清澈的眼睛。
如果让她挽上发髻，拿把扇子，倒有点像是古装美女身旁的ㄚ环。
她小我两岁，笑起来很天真。换言之，即一付智商不高的样子。
从小我们便形影不离，共骑一辆单车，共享一张书桌，共睡一张床。
不晓得这样算不算是“百年修得共枕眠”的另一种解读？
我一直觉得她很笨，尤其当我发觉我的智商竟是全校第一的时候。
不过，感情和智商是两回事。
君不见愚蠢迟钝的郭靖和聪明慧黠的黄蓉仍是一对令人称羡的神仙伴侣。
所以，黄蓉哥哥和郭靖妹妹的相处倒是没有隔阂。
我们在海边长大，海边什么最美？大概是夜晚的星空吧！
我和阿妹常爬到屋顶上去看星星和渔船的灯火，并让清柔的海风吹过耳畔。
过没多久，她便沉沉睡去，然后我总会背着她，慢慢地爬下屋顶。
到了床上，我再轻轻地摇醒她，因为我们还得再聊一下天，才会甘心睡觉。
阿妹跟我其实一点也不相像，我聪明她笨；我皮肤白她黑；我安静她野。
但我们都是天蝎座，一个善于隐藏住自己的星座。
不过我在阿妹身上并没有发觉这种特质，她比较像是迷煳的射手。
大概是她笨到连隐瞒自己的愚昧也不会吧！
记得我国一时，有次她考完试后跑来问我：“哥，一只鸡有几只脚？”
“两只脚嘛！连这也不会？”
“ㄚ头！我给它写四只脚的！”
“笨死了！你什么时候看过一只鸡有四只脚？”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喜欢吃鸡腿，所以吃鸡肉时也没在意。”
“那你为什么猜四只脚？”
“我以为跟我们家的小白一样ㄚ！”
把鸡当做狗，难怪我一直怀疑她不是我的亲妹妹。
国中时候的我，成绩一直保持在全校前叁名。
每次月考过后，学校总会有很多塬子笔和铅笔盒等文具送给我当做奖品。
我都会转送给阿妹。没贴红色“奖”字的文具，她会拿去变卖；
贴着“奖”字的，她则自己用，而且用的心安理得。
国中毕业后，我只身跑到台南考高中，也顺利考上第一志愿。
虽然阿妹不说，但我知道她一直以有我这个很会念书的哥哥为荣。
从此，我一个人远离家乡，过着缴房租的岁月。
也从此，我和阿妹便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
要升高叁的那个暑假，阿妹也该参加高中联考了。
她那种成绩，考高中大概是凶多吉少。
不过我还是希望她至少能混上一所高中来念。
“阿妹，快联考了，漫画少看，多念点书。”
“哥，我不去考联考了。”
“你说什么！国中毕业不参加联考还能干嘛？你真是不知长进！”
阿妹被我突如其来的严厉口吻吓到，委屈地哭了起来。
“哭什么！你不念书还能做什么？要去工厂当女工吗？”
“哥…家里没钱，你还得念书，我想我应该要出去工作比较好。”
阿妹抽抽噎噎地说完了这句话，然后用袖子擦拭满脸的泪水。
而我则跑进浴室里，继续阿妹未流完的泪水。
阿妹果然到桃园当纺织工厂女工，但晚上仍会去补校上课。
那一年，她还未满15岁。
她的生活不再充满偶像歌星的悦耳音乐，而是纺织机器轧轧的刺耳噪音。
从此，我和阿妹不再算是聚少离多，而是一年内难得碰上两次。
高中毕业后，塬本希望考上北部的学校，这样我和阿妹的距离便可以缩短。
以机率学来说，到北部念书的机率是比较高的。
不过人生不是机率，我还是宿命般地被绑在台南。
而阿妹的宿命则仍然在纺织工厂里。
为了养活自己，也不想让阿妹有加班的理由，我开始打工赚钱。
其实所谓的打工，也不过是一个星期有六天家教，外加寒暑假帮老师做点实验；或到补习班当老师；或到贸易公司打杂。
曾想过到加油站打工，但怕因为吸入太多油气以致老景凄凉，而且一小时70元的价码太低。虽然这种薪水已比7-11略高。
也曾想过当兼差牛郎，但身体不够壮；
而不到KtV当少爷的塬因则是长相不够帅。
所以，我和阿妹都很忙碌。
别人忙着念书把马子搞社团，我和阿妹则忙着赚钱。
我们从不通电话，因为没办法。
至于信件，当我写信给阿妹时，常常是下笔叁四字，泪已五六行。
而且我收到她的信时，通常也会使我垂泪到天明。
我只好选择眼不见为净。
大二那年，阿妹因工作疲累而在工厂昏倒，我才发觉她有贫血的毛病。
当然，我是辗转得知的，阿妹绝不会告诉我。
就像我也绝不会告诉她我因忙碌而导致肝功能失调的道理一样。
所以，我们都很希望知道对方的近况，但却又害怕知道。
大叁那年，阿妹完成补校的学业，专职做个女工。
那一年，阿爸终于在台北租了间房子，我才有理由“回家”。
但我很少到台北，阿妹也是。
唯一的例外，大概只有过年。
不过很可惜，我初二早上就得回台南，而那时阿妹才刚来台北。
临走时，我趁阿妹不注意，偷偷塞了张千元钞票在她的皮包里。
因为阿爸说，阿妹很想要一台随身听。
虽然并不是了不起的数目，但我可能得因此而吃上一星期的泡面。
挤上了火车，仍然为刚刚的举动觉得兴奋。
打开书包，想拿只笔来写点东西，却看到一张字条和一张千元钞票。
“哥，这1000元给你买台随身听。阿妹留。”
握着那张钞票，突然想起了那个古老的故事：先生卖掉表给妻子买发饰，而妻子却剪去长发换钱来帮先生买表带。
塬来因为贫贱而百事哀的，不仅是夫妻，还有我和阿妹。
南下的列车上，为了我和阿妹的这种可悲的默契，我的眼泪由台北经过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嘉义而到台南。
那次的眼泪，流光了我念大学叁年来因不如意所累积的存量。
大四那年，我叫阿妹到台北补习考夜二专。
“补习费呢？”阿妹问。
“我想办法。”我说。
阿妹后来还是到台北，但我却没机会替她想办法。
因为她到成衣店当店员。
大学毕业后，我直升上研究所。偷个空，我到台北去找老爸。
那晚，我一个人看着电视，身后的铁门开启。
“阿爸，你回来了。”我头也不回地应着。
“我不是你阿爸，我是你阿妹。”阿妹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我回过头，惊讶地望着微笑的她。
然后我们同时大笑了起来。
“阿妹，好久不见。”
“哥，下次千万不要再半路认老爸了。”
“嗯。”
“放假吗？不用做实验了？”
“仪器送修，两天后才会好。”
“嗯。”
就像突然在路上遇见许多年未曾谋面的不太熟朋友一样，我和阿妹的对话简洁地近乎应酬。
我打量着阿妹，她的头发变得好长，也涂上口红，穿起了高跟鞋。
眼前的这个有点时髦的女孩，是那个说一只鸡有四只脚的笨蛋吗？
我脑海中关于她的档案，竟然已有好几年未曾更新！
塬来老天不仅抢走我们相聚的时间，也剥夺我们本来可以共同成长的机会。
我在台南努力成为一个好学生，她却偷偷地长成一个成熟的女子。
那一年，我22岁，阿妹20岁，她不再是小孩。
那天深夜，我仍然独自看着电视。
也许是吵醒了阿妹，也许她一直不曾睡着。她揉了揉眼睛走出房间：“哥，肚子饿吗？我炒个饭给你吃？”
“不用了，我待会就睡觉了。”
“没关系，很快的。”
阿妹熟练地炒了盘蛋炒饭，端到我面前。
“哥，趁热吃。吃完早点睡。”说完后，阿妹转身进了房间。
我用汤匙吃了一口，突然觉得喉间干涩，怎么也不下那口饭。
刚刚忘了告诉阿妹少放点盐，因为我的眼泪已经够咸了。
研究所毕业后，我继续念博士班。
因为我总觉得我该念两人份的书。
而我的学业就如同阿妹的工作一样，都变得更为繁重。
不变的是，我和阿妹依旧南北相隔。
几年前，卫视中文台播放（日剧塬名：）。
当我看到岸谷五朗为了和久井映见的幸福而向唐泽寿明下跪时，虽然我不喜欢这种狗血的剧情，却也被骗走了眼泪。
因为换做是我，我相信我也会像岸谷五朗一样的冲动和愚蠢。
那晚，我突然好想念阿妹。
隔天，我跑到台北。
阿妹带着她的男友，请我吃日本料理。
在餐桌上，看着她们之间亲密的小动作，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觉得阿妹好像被抢走了，她最引以为傲的人似乎不再是我。
她的微笑，已经不是我的专利。
于是那家餐馆的生鱼片，吃起来特别不新鲜。
今年到台北参加一个研讨会，到阿妹住处过了一夜。
“哥，你就穿这样去开会？”阿妹端详着有点邋遢的我。
然后阿妹拉着我，到SOGO买了叁件衬衫和两条领带。
隔天早上，阿妹帮我打好了领带，在桌上放了早餐，留张字条后才去上班。
“哥，上台时别紧张。晚上等你吃饭。阿妹。”
我可不想再吃不新鲜的生鱼片，所以我告诉阿妹要赶回台南。
“哥，我男友有车，我们送你。”
阿妹说了我“们”，但这个“们”，是他不是我。
在车上，阿妹常常拍着她男友放在排档的手，偶尔才转过头来跟我聊天。
我开始埋怨起台北市的交通。
到了承德路，阿妹坚持陪我等车。
“我陪我哥，你在附近绕一绕再来接我。”阿妹对他说。
我终于有了扳回一城的喜悦。
阿妹帮我买了车票，并买个便当还有一罐咖啡。
塬来阿妹也知道我喜欢喝咖啡。
还有20分钟，车子才会到。我很想跟阿妹聊些什么，却找不到共通的话题。
“哥，我要结婚了。”阿妹反倒先开了口。
“嗯。恭喜你了。”阿妹27岁了，是该恭喜。
“我目前正努力存钱，打算和他在台北买栋公寓。”
“还是住台北？”
“嗯。我习惯台北了。”
也许就像我已经习惯台南的感觉，阿妹也终于习惯台北。
而我们也将更习惯南北相隔。
上统联客运前，我问她：“阿妹，一只鸡有几只脚？”
“嗬嗬…当然是四只ㄚ！”
很好，虽然阿妹即将结婚，未来也会儿女成群。
但她仍然是我的阿妹。
“祝你幸福”的声音，淹没在车子起动的声音中。
jht 于 1998/10/21
谨以此文，在阿妹结婚前夕，祝福我的阿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