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O年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时零四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大步登上天安门广场南端的点火台，在红地毯上用取自念青唐古拉峰下的火种，点燃了第十一届亚运会的第一支火炬。
随着生理和心理的发育，一个以前被忽略的问题出现在杨帆的意识中。他思考了许久，终于在一次晚饭后开了口，问杨树林，咱们家是不是少点什么？
杨树林收拾着残羹剩饭说，别着急，等年底奖金发下来，加上以前攒的，就能买一台单开门的雪花冰箱了。
杨帆说，我说的是有生命的东西。
杨树林说，你想养猫还是养鸟。
杨帆说，我说的是人。
杨树林大吃一惊，心想，杨帆不会这么小就让我给他娶媳妇吧，都怪自己平时没有对杨帆进行正确的思想教育。
杨树林说，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杨帆犹豫了一下说，我妈呢。
杨树林如实招来：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杨帆说，别人都两个家长，我怎么就你一人。
杨树林看出杨帆对家庭成员不足而产生了疑问，之前他忽视了向杨帆解释这一现象的必要性，不过杨帆自己提出问题更好，这样才能加深对该问题的认识。
杨树林说，你知道什么叫离婚吗。
杨帆摇摇头。
杨树林说，离婚就是离开了婚姻，就是分手，相当于你和小朋友闹矛盾了，谁也不理谁了，我和你妈就是这样。
杨帆说，你俩都是大人了还不知道互相谦让，还要闹矛盾。
杨树林说，大人之间的矛盾更是不可调和的，国家之间的矛盾都能导致用飞机大炮打来打去。
杨帆说，那我就永远见不着她了？
杨树林说，不好说，就看她愿不愿意见你了。
杨帆说，也不知道她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杨树林说，你想和她一起生活吗。
杨帆说，你要对我不好，我就跟着她过。
这次谈话过去不久，在上个问题的基础上，杨帆的问题升级了。他问杨树林：我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
杨树林说，你妈的肚子啊。
杨帆说，谁把我放进去的。
杨树林说，我啊。
杨帆说，你怎么把我放进去的。
杨树林一时语塞。如果如实回答，他张不开嘴，也怕杨帆过早接受这些信息后沉迷其中而耽误学习。如果随便编个理由搪塞过去，怕杨帆从此愚昧无知下去影响人类文明的整体进程。
杨树林故弄玄虚，说，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你现在好好学习，等考上了大学，我详细给你讲解。杨树林知道，不用等到杨帆上大学，过几年他自己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杨帆和杨树林对于薛彩云的到来都没有准备。一天吃完晚饭，杨帆出去玩，杨树林在家看《新闻联播》，听见敲门，窝在藤椅里喊了一声：进来。
但是敲门的人没有进来，继续敲门。
杨树林趿拉着拖鞋下了地，拉开门。门外站着一个烫着头发一身时髦装束夜色也无法遮盖其浓妆艳抹的女子。杨树林友好而礼貌地问，您找谁。
女子张开被口红覆盖的嘴唇说，我是薛彩云。
杨树林在记忆中搜索了这个名字，当这个名字渐渐清晰的时候，杨树林又试图在眼前这个女人身上寻找曾经熟悉的东西，最终定格在左耳垂的痦子上。这个信息证明女人没有瞎说，杨树林有些惊慌地伸出右手：你好。
女人也伸出右手，在杨树林的掌心里搭了一下便收回去，以一种听不出语气的语气说：你好。
杨树林让开身：快屋里坐。
薛彩云跟着杨树林进了屋，杨树林搬了一把藤椅放在薛彩云面前，然后去拧电扇，让它对着薛彩云吹。
杨树林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去给薛彩云倒水。薛彩云说，你还是先把衣服穿上吧。
杨树林进了里屋，套上件背心，倒完水放在薛彩云面前，说，你还能找到这里。
薛彩云说，还怕你搬家了呢。
杨树林问，挺好的你。
薛彩云说，还行。
杨树林找不到要说的话了，坐在一旁很尴尬。
薛彩云说，这次我来是和你商量件事儿。
杨树林说，别客气，需要帮忙尽管说。
薛彩云说，我想把杨帆接走。
杨树林说，接哪去？
薛彩云说，加拿大，那里的教育好，我在那边定居了。
杨树林说，不行。
薛彩云说，为什么。
杨树林说，他是我儿子。
薛彩云说，他也是我儿子。
杨树林说，当初你扔下他就走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他是你儿子。
薛彩云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杨树林说，我要以史为鉴，再说了，杨帆现在跟着我生活得挺好。
薛彩云说，他人呢。
杨树林说，出去玩了。
薛彩云说，现在正是学东西的时候，整天在外面瞎玩能学到什么，大好时光都耽误了，到了加拿大，我让他学钢琴。
杨树林说，那得看孩子自己愿不愿意，在这边一样能学，他要想学音乐了，回头我给他买个口琴。
薛彩云说，口琴怎么能和钢琴相提并论。
杨树林说，为什么不能，都能吹出叨唻咪发唆拉嘻叨，学好了都是艺术家。
突然间，屋里一片漆黑。薛彩云从藤椅里蹦了起来，发出一声尖叫。
杨树林拉开抽屉，拿出手电，说，别害怕，可能是保险丝又烧了。
杨树林检查保险丝，果然烧了。没找到备用保险丝，便去王婶家借。
借来保险丝，杨树林站到藤椅上，薛彩云一手扶着藤椅，一手拿着手电，配合杨树林工作。这一幕，曾经在十年前出现过，那时候杨树林还是薛彩云的丈夫，现在，杨树林是薛彩云的前夫。
重焕光明后，杨树林把剩下的保险丝还回去，留下薛彩云一个人在屋。
杨帆推门而入，见一个陌生的女人在屋里坐着，拿着手电，便上前问道：阿姨，您是来收电费的吗。
这时候杨树林回来了，为杨帆和薛彩云做了介绍。
杨帆得知面前这个女人的身份后，表现出来的态度比对一个收电费的还冷漠，哦了一声，便进了里屋。
杨树林叫杨帆出来，杨帆不听，往床上一趟，说累了，要睡觉。
薛彩云起身进了里屋，问杨帆上几年级了，想不想去国外上学。
杨树林跟进来，说薛彩云想杨帆了什么时候来都可以，这里的大门永远向她敞开，但是让杨帆跟她走是不可能的。
薛彩云让杨帆自己决定，并把出国后的美好前景描绘了一番。薛彩云说，每年秋天，那的大片大片的枫叶林就会变红，可好看了，这个国家的国旗就是一片枫叶。
杨帆说，红叶香山也有，我秋游的时候就看过了，没意思。
薛彩云继续动员：到了那边你能学一口流利的英语。
杨帆说，我更愿意有一口流利的汉语。
薛彩云说，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国家。
杨帆躺在床上，脱掉背心，拉过毛巾被盖上说，我宁喝社会主义的粥，也不吃资本主义的肉。
这时候院外传来汽车的喇叭声，薛彩云看了看表，对杨帆说，再好好想想，过些天我还来。
杨帆说，不用想了，你的到来不会打破我和我爸的平静生活。
杨树林把薛彩云叫到屋外，问她为什么想把杨帆带走了。薛彩云说因为年龄大了，觉得还是身边有个孩子好，况且客观地讲，去加拿大上学肯定比在国内更有利于杨帆的成长。
杨树林说，你可以再生一个，年龄还不超标，人力物力也具备。
薛彩云说，我丈夫生不了孩子。
杨树林笑了：男人都生不了孩子。
薛彩云说，我的意思是，他不能让我生孩子，去年查出来的，治了一年，不管用。
离婚后，杨树林曾经对薛彩云的生活做过种种构想，基本上都是想她如何衣食无忧，如何不必奔命便能享受生活。现在看来，他过高估计了薛彩云的幸福，薛彩云并没有逃避掉各式各样的家庭不幸。
汽车喇叭又响了。薛彩云说，他在外面叫我呢。
杨树林说，我怎么没听见有人说话。
汽车的喇叭又响了两声。
薛彩云说，听见了吧。
杨树林说，原来是你们的暗号，搞得这么神秘，跟地下党似的。
杨树林没有挽留薛彩云，把她送出门。一开门，正撞见王婶。薛彩云一愣，倒是王婶反应迅速，说，彩云回来了，不多坐会儿了。薛彩云缓过神来，叫了声王婶，说不了，今天还有事儿。王婶说，你可越来越漂亮了，在哪发展呀。说着拉住薛彩云的手，大有长聊下去的趋势，像记者一样，在阴暗心理的驱动下屡屡发问，为茶余饭后的新话题积累素材。薛彩云则像个大牌明星，抽出手，留下一句：改天来看您，便扬长而去。
王婶望着薛彩云的背影叹了一口长气，对杨树林说，人家现在和咱们不是一个阶级的了。
杨树林说，一直也没在一个阶级上同患难过。
王婶说，我找你就是要给你介绍个既能有福同享，也能有难同当的姑娘。然后又补充说，当然，曾经是姑娘。
然后王婶告诉杨树林，有个离婚的女性，三十五岁无子女，往上倒腾五代的话，和王婶能扯上点关系，想开始自己的第二个春天，找个被窝里说话的人，要求不高，杨树林基本吻合，王婶觉得杨树林不妨一试。
杨树林说，我没有那个闲情逸致，还得照顾杨帆呢。
王婶说，你怎么死心眼儿啊，真要是好上了，以后你们就可以两个人照顾杨帆了，总比你单枪匹马好吧。
杨树林说，她愿不愿意照顾杨帆还不一定呢。
王婶说，说到这里，我得说说你了，为什么你就抱着杨帆死死不放呢，他又不是外汇券。
杨树林说，谁让他是我儿子。
王婶说，树林，别自欺欺人了，你能拍着胸脯说杨帆是你儿子吗。
杨树林说，您这是什么意思。
王婶说，树林，当初我就怀疑杨帆是薛彩云和那个男的的，现在人家回来要人了吧。
杨树林说，不可能，那个男的被检查出来生不了孩子。
王婶说，杨帆是十年前出生的，那个人是去年才查出来的，有可能就是这十年里那个男的犯了病，你瞒不住我，刚才你俩的话我都听见了。
杨树林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耳朵怎么一点儿不背啊，您以后能把在别人家窗户低下逗留的业余爱好换成别的吗。
王婶说，我要不听，我还不知道真相呢，有些事情大妈能帮你分析，你毕竟年轻。
杨树林说，别人家的事情您还是少管，雷锋精神也得适可而止。
王婶说，没办法，身不由己，眼里容不得沙子。
杨树林说，就算杨帆不是我儿子，我乐于助人行吧。说完就要进门。
王婶一再嘱咐：回头跟我说的那女的见见，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人家挺喜欢孩子的。
杨树林为了摆脱每天晚饭后都要饱受王婶二十分钟到两个小时不等的骚扰，答应了见面。地点定在中山公园，接头暗号是手里的《北京晚报》。
第一次见面，杨树林还是迟到了。当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指定长椅时，一位少妇正焦急地拿着报纸左顾右盼。杨树林走上前亮出报纸：我是王婶介绍来的。
少妇有点儿抱怨：怎么才来啊，我都把报纸上的小说连载看五遍了。
杨树林说，不好意思，报纸卖完了，跑了好几家报摊，还坐了两站车，才买着。
少妇笑了：买不着报纸你就把我一人撩这了？
杨树林说：那倒没想过，不过我会锲而不舍，直到买着为止，晚点儿见面总比张冠李戴好。
少妇对杨树林的第一印象不错，伸出手，大方的说，我叫马艳丽，在服装三厂上班。
杨树林和她握了手，说，我叫杨树林，在一机床厂就职。
随后双方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是马艳丽问，杨树林答。马艳丽对杨树林的回答基本满意，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神情。又问了几个家庭中容易出现的矛盾，杨树林解决矛盾的态度让马艳丽喜出望外，她兴奋而急迫地说，我看就一拍即合吧，我们都不年轻了，抓紧时间吧，夜长梦多。
杨树林说，太快了，得有个过程吧。
马艳丽说，事不宜迟，试用期就省免吧。
杨树林说：容我再想想。
马艳丽说，不用想了，你是男的，肯定吃不了亏。
杨树林说，你真的了解我了吗。
马艳丽说，八成了吧。剩下那两成坏也坏不到哪儿去。
杨树林说，可我还不了解你。
马艳丽说，日后有的是时间，我会不断给你带来惊喜的，到时候我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杨树林说，可是我不想要了。
马艳丽说，为什么。
杨树林说，两个孩子看不过来。
马艳丽说，我没说生俩啊，咱们遵守国家政策，只生一个好。
杨树林说，我已经有一个了。
马艳丽瞪大眼睛：什么？
杨树林说，我已经有一个儿子。
马艳丽感觉自己受到凌辱：你为什么不早说！
杨树林说：我以为你知道了呢。
马艳丽说：知道我还能见你！你这个骗子！
说着就要上前厮打杨树林，这时潜伏在不远处暗中观察以期能发现更多故事的王婶急忙挺身而出，及时制止了一场斗殴事件的发生。
马艳丽像饱受三重大山压迫的农民见到红军一样，一头扎进王婶的怀里，哭诉万恶的杨树林。
王婶安慰马艳丽，让她不用太往心里去，反正她条件出众，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听了这话，马艳丽破涕为笑，说，没错，幸亏没成，要不我亏大发了。然后擤了鼻涕，拿着晚报回去了。
杨树林质问王婶：你不说她喜欢孩子吗。
王婶说，是喜欢，她喜欢自己的孩子，不喜欢别人的。
杨树林说，既然你知道她不能接受杨帆，还让我显什么眼来啊。
王婶说，我当初说的是你的条件基本吻合，我可没说严丝合缝。
到了四年级，杨帆有了作文课。他很不喜欢这门课，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造的句子被老师一一否定。老师让他用尴尬造句，杨帆造了一个：老师让我用尴尬造句但是我不会。老师说不对，尴尬是形容词，造的句子应该表传递出这个词的意思，而不是把尴尬作为名词用。杨帆没听明白，老师就给杨帆示范，可以这样造：我回答不上来老师的问题，全班同学看着我，我很尴尬。杨帆说，什么叫尴尬啊，我尴不尴尬你怎么知道。结果弄得老师很尴尬。
没过几天，老师为了让杨帆尴尬一下，又让他造句，用天真。杨帆听着窗外的知了叫，想了想说，天真热啊。老师无话可说，觉得自己从事的人类最伟大工程的道路上充满了艰辛与坎坷。
一次杨帆在家写作业，遇到难题，让用老师、学生、园丁、花朵这四个词造句。杨帆拿着作业本去找正在洗菜的杨树林。杨树林放下手里的萝卜，开导杨帆：如果把老师比喻成园丁，那么你们是什么？
杨帆说不知道。
杨树林循循善诱：园丁对什么关怀无微不至？
杨帆说，他儿子。
杨树林说，除了他儿子呢？
杨帆说，他媳妇。
杨树林拿起洗了一半的萝卜说，这是什么？
杨帆说，萝卜。
杨树林说，明白了吗？
杨帆说，明白了，原来园丁也爱吃萝卜。
杨树林摇摇头，逆向开导：如果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无私浇灌你们的是老师，这时候老师可以比喻成什么？
杨帆说，粪汤儿。
杨树林说，往人那想。
杨帆说，人的粪汤儿。
杨树林说，你怎么就不说园丁呢。
杨帆说，噢，知道了，是园丁的粪汤儿。
杨树林觉得让杨帆增加阅读量很有必要。四大名著里，文学地位最高，而且书中大量的儿女情长可以对杨帆进行一下那方面的教育，于是给杨帆买了一套，一套十六本的小人书。
看完这套书后，杨帆思想上有了一些波澜。
一天杨树林听见杨帆和几个小朋友在胡同里玩的时候喊了一句话，这句话杨树林记得应该是：赐予我力量吧，我是希瑞！可是从杨帆嘴里喊出来的却是：赐予我希瑞吧，我是力量！这无异于盼望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杨树林觉得杨帆出现了思想问题，有必要对他的思想动态进行一下检测。于是检查了杨帆的日记，除涉及对学校公共厕所的卫生提出需要改进的建议，对女生动不动就拿自动铅笔扎男生过线的胳膊表示了不满等内容外，并未发现蛛丝马迹，但不能掉以轻心，第二天便去书店给杨帆买了少儿版的《红岩》和，并督促阅读，布置了两百字读后感。
看过几本书，杨帆在行文造句有了很大进步，已经到了能把瞎话说清楚的程度了，但还没到把瞎话说得跟真话似的境界。
一次在老师让他念日记，杨帆站起来高声朗读：11月3日，星期一，晴。今天，我爸给我带回来一只小花猫，身上雪白雪白的，可好玩了。
老师问杨帆，能把你的猫带来看看吗，我想看看浑身雪白的花猫。
杨帆琢磨了一下，说，今天早上那只猫未经许可离家出走了，能不能回来还不一定呢。
老师说，写日记的目的是锻炼观察和思考生活的能力，要记录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而不是无中生有。
但是越让杨帆写身边的人和事，他越觉得没什么可写，为了交差，第二天他又编了一篇：11月4日，星期二，阴，今天我爸给我带回来一只鹦鹉，听说鹦鹉会说话，我就教它说你好，可是它比我还笨，直到我睡觉，它还只会叽叽喳喳地叫。
在上学的路上杨帆就想好了，如果老师让他把鹦鹉带来，他就拎个空笼子来，告诉老师路上鹦鹉飞走了。
老师听完日记，没让杨帆把鹦鹉带来，而是预祝杨帆早日教会鹦鹉说瞎话。
杨帆以为老师没有识破他的谎言，便更加大胆地杜撰了第三天的日记：11月5日，星期三，晴转多云，今天我爸给我带回来一只小狗，据说它的父亲曾经在派出所上过班，后来在和犯罪份子作斗争的时候壮烈牺牲了，听完这个事迹后，我立即对这条小狗肃然起敬了。
老师看过后，问杨帆，你爸天天往家里带动物，他是在动物园上班吗。
杨帆为了不让老师说自己虚构，就说是。
老师说，正好，咱们学校组织去动物园春游，问问你爸能不能给门票打个折。
第二天杨帆向老师汇报：我爸说行，但动物不干。
后来这次春游由学校组织去看电影《焦裕禄》，老师说票钱学校出，但看完后要交给学校一份观后感，六年级六百字，五年级五百字，以此类推。
看电影那天，全校师生在操场整装待发，校长一声令下，一年级率先出发，二年级跟着，六年级断后，一条队伍蜿蜒曲折，浩浩荡荡穿行在大街小巷，当地百姓还以为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赶紧去买《人民日报》看。经过十分钟的长途跋涉，当一年级已经进电影院坐下的时候，六年级才刚出校门。
杨帆在路上就想，那四百字的观后感可怎么办。这个念头一直在杨帆脑子里打转，开演半天了，他眼前出现的也不是焦裕禄的光辉形象，而是写不出观后感将要面对的老师的严厉的嘴脸。
直到坐在杨帆旁边的冯坤说了一句话，才让杨帆忘记了那个念头。冯坤在黑暗中悄悄对杨帆说，告诉你一个秘密。
银幕上李雪健用钢笔顶住犯病的肝，额头上渗出汗珠。
杨帆说，什么秘密。
冯坤说，知道吗，咱们美术老师被体育老师性交了。
杨帆说，什么叫性交。
冯坤说，我也不太懂，反正不是好事儿。
杨帆说，那谁吃亏啊。
冯坤说，当然是女的了，这事儿男的都占便宜。然后把杨帆留在幻想刚刚听到的那个词汇描绘的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儿的场景中，独自看起电影。
杨帆在心里反复叨念着这个词，这时银幕上的焦裕禄说话了：不把兰考治好我就不姓焦。
杨帆心想，那件事儿真的这么重要吗。
后来报纸上说这是一部感人肺腑的电影，在艺术上具有很高的成就，也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是近年来少有的国产好电影。但杨帆出了电影院便把刚才演了什么忘得一干二净，倒是从冯坤嘴里蹦出的那个词在他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那段时间学校组织看了很多次电影，《开天辟地》、《开国大典》、各种各样的《大决战》以及以多位领导人名字命名的影片，能在杨帆心中留下特殊印象的寥寥无几。在他看来都是一个样子，一群条件艰苦一点儿的人在炮火纷飞中跑来跑去刀枪不入，总能把条件优越的一方打垮，但是在全面胜利前，总会有一两个无关紧要的人物死掉，临死前要说很多话，听他说话的人一定会泪流满面，然后掩盖好他的身体，擦干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打不了多一会儿，敌人就溃不成军，红旗就迎风飘扬了。
杨帆倒是对自己买票看的《霹雳舞》印象深刻，一群美国黑人不分场合，欢蹦乱跳，跳得比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好看多了，一会扫地，一会擦玻璃，在劳动中就把舞跳了，连在地上打滚都那么好看，这部电影杨帆看了好几遍。那时候票价便宜，几根冰棍钱就能买一张，还是进口片儿。十几年后，几十根冰棍钱才能买一张国产电影票。
那些动作很让杨帆痴迷，在生活不自觉地模仿起来。做值日的时候，他拿着扫帚像喝多了一样，从这边扫到那边，弄得教室里尘土飞扬。本来不脏的玻璃，被他一擦，也都是手印。
老师把杨树林叫到学校，说杨帆上课的时候跟个竹节蛇似的，脑袋一晃一晃的，好几次把老师吓一跳，让杨树林带杨帆去医院瞧瞧。
杨帆不去，说自己没病。
老师认定有病，至少也是多动症。
杨帆说自己什么病也没有，那是跳霹雳舞呢。
老师问什么叫霹雳舞。
杨帆带上露出手指头的手套，扭了一段。
杨树林说，我说家里那几副线手套怎么都没手指头了。
老师说这不叫舞蹈，这是下流动作。杨帆说美国人就这么跳。老师说那是资本主义，你是社会主义的小学生，你跳就有伤风化，有损校风校纪。并命令杨帆写一份检查。
杨树林领着杨帆回到家，没有批评杨帆，只是让他以后别再剪手套了，在学校的时候不要做这些动作，然后替杨帆写了一份检查，大意是要远学小萝卜头，近学赖宁，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侵蚀，争做社会主义的好儿童。
准备做饭的时候，杨树林发现煤气没了，就带杨帆去外面吃。来到什刹海，杨树林在路边的小吃店要了一盘炒田螺，俩人坐在湖边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风一吹，杨帆有点儿冷，杨树林脱下外衣，让杨帆穿，杨帆穿上像披了一件戏服。
杨树林嘬着田螺，望着什刹海湖水，喝了口啤酒，对身边喝着酸奶的杨帆感叹道：生活就像就一池湖水，谁也不知道它的深浅。
这一幕，被一个摄影爱好者拍了下来，发表在一个星期后《北京晚报》的读者来稿上，题目是《爷儿俩》，得了二十块钱稿费。
杨帆在杨树林的关怀下，比较顺利的长到了十二岁。
十二岁，在中国城市就决定了杨帆该上初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