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今的父亲岑之，成名是因为笔杆子，倒霉也是因为笔杆子。岑之的一支笔，把自己写上了“青年作家”“获奖作家”的宝座，也把自己写进了“右派份子”的泥坑。
当年，年轻气盛的岑之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用自己写小说写诗歌的笔，写下了几篇向党提意见的文章。这在他也算是屈尊俯就了，因为他原本是不屑写那些非文学的东西的。
反右运动一开始，岑之就被揪了出来，戴上了“右派份子”的帽子，被发配到一个边远的小城市E市，在第三中学当了一名教师。
岑之的到来，算得上E市的一大新闻，因为E市离省城有几百公里，交通很不方便，坐车坐船要花上一两天时间，所以E市很少有人去过省城。现在有个从省城来的右派，曾经是大作家，出过书，文章上过报刊杂志，那可真是非同一般啊。
但岑之的到来使三中领导大大地头痛了一番：能让这个省城来的右派份子教什么课呢？
岑之自告奋勇要教语文，说这是自己的本行。但学校不敢让岑之教语文，怕他向学生灌输右派思想。那就教历史吧。
不行，教历史太容易借古讽今了。
教音乐？
更糟糕，公开向学生传播靡靡之音？
多次讨论的结果，岑之成了一名“劳动课”教师。
以前三中的劳动课是由各班的班主任上的，也就是带着学生去打扫操场，挖坑种树，侍弄学校的几块菜园子，为学校食堂砍柴买煤之类。现在有了岑之这个专职劳动课老师，班主任们就解放了，轮到哪个班上劳动课，就该岑之去上，带领学生劳动，自己也从劳动锻炼中改造思想。
三中这个做法在当时还绝无仅有，一下就在E市传开了，三中校领导为此还受到上级嘉奖。
但岑之就倒霉了，一辈子都没干过体力活，真正是“肩不能扛，手不能拎”，现在不得不带领学生劳动，不仅自己要身体力行，肩扛手挖，还得维持纪律，防止学生打架闹事发生工伤事故，可把岑之累坏了。
浑身布满了作家梦基因的岑之，被发配到这么一个小地方，沦落到干体力活的地步，而且没有一丝一毫重返省城重当作家的可能，自觉已到了人生的终点，了无生趣。
听说岑之那时经常在河边、池塘边和粪池边转悠，拿不定主意跳哪个可以死得更快更彻底。
那时E市的自来水还不普及，就是学校和工厂里有自来水，居民吃水都到河里去挑，岑之觉得跳河不保险，很容易被挑水的男人看见，搭救上来，前功尽弃，还会罪加一等，叫做“畏罪自杀未遂”，今后的日子更难熬。
跳池塘吧，又怕被洗衣服的妇女看见，一顿吆喝，被人从池塘里扯出来，还是前功尽弃。
跳粪池倒是没人会下去搭救，但眼耳鼻喉里灌进屎尿的滋味，想必会很难受，而且死得那么肮脏，想投胎转世当作家都没指望了。
正当岑之濒临绝望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寄自省城的书信，称岑之为“吾师”，落款是“一个敬仰你的文学爱好者陶今芬”，内容全都是鼓励的话。
岑之绞尽脑汁，都没想起这位陶今芬是何许人也，他把自己珍藏的小记事本找出来翻看，也没看到“陶今芬”的名字，而那些写在上面的名字，都成了往事，人家早已不跟他来往了。他撕掉了那个记事本，找出一个新的小本本，在“姓名”栏里恭恭敬敬写下“陶今芬”几个字，在“关系”栏里感激涕零地写下“救命恩人”几个字。
岑之很谨慎地回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在努力进行思想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
陶今芬很快又来了第二封信，这次就没那么多客套了，在“吾师”这个称呼后面加了个“吾爱”，并直截了当地倾诉了自己对“吾师吾爱”的爱慕之情，感情真挚，文笔优美，岑之看得醉醺醺的，恍如梦中。
直到这时，岑之才想起一个模糊的脸相，陶今芬应该是那个脸色有点苍白的小姑娘，看上去比那群女文青都小很多，不像大学生，倒像一个还没发育成熟的中学生。他对陶今芬有那么一点儿印象，也是因为她的尚未发育，他当时以为是哪个女生的妹妹。
他万万没有没想到，陶今芬那小小的身躯里，竟然蕴含着这么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在所有的人都不敢跟他来往的时候，这个小女生却这么大胆地向他倾诉了心底的爱情，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即修书一封，倾诉衷肠。
作家是很容易将想象与现实混淆的，岑之写给陶今芬的第一封情书，不像是写给一个脸相模糊尚未发育成熟的小姑娘的，而像是写给一位自己渴慕了多年的情人一样，厚厚的一叠，热烈而浪漫。
从此岑之不再孤独寂寞，身体的劳累也变得可以忍受了，空虚的生活也变得充实了，他的业余时间全都花在写信上，像写小说一样，有时几易其稿，有时一气呵成，每封都写得极具文采，两人谈文学，谈戏剧，谈艺术，谈绘画，凡是与柴米油盐不相关的话题，他们都谈。
但他不敢谈未来，知道自己不配。
陶今芬几次问到他对自己的未来有何打算，他都支吾其词，混过去了。
后来，陶今芬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请“吾师”指正。
小说写的是两个俄国青年，男的是被列宁称为“贵族革命家“的“十二月党人”，在推翻沙皇的起义失败后，被流放到寒冷的西伯利亚，他的未婚妻抛弃优厚的贵族生活，追随心爱的人来到西伯利亚，两人在冰天雪地里结为夫妇，终生不分离。
岑之看了陶今芬的小说，不仅感动于字里行间流露的坚贞爱情，也惊讶于她的文笔。陶今芬说曾经给他寄过自己的习作，请他指正，怎么他一点没发现这么好的文笔呢？是不是当时寄习作给他的人太多，他看都没看就扔进字纸篓了？
如果他当时看到陶今芬这篇小说，一定会惊为天人，马上向编辑推荐，把这篇小说发表出来。现在发表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不仅因为现在他的推荐不值一文，还因为他在反右运动中擦亮了眼睛，知道这样的小说很可能会被当成影射文字。
他没有马上回信，但他心里一刻也没停止思考，两天三夜之后，他将“指正”过的小说寄回给陶今芬。
小说的前半部分保留了原样，但结尾被改动了，那位十二月党人的未婚妻没有追随到西伯利亚去，而是听从父母的安排，留在了生活舒适的彼得堡，嫁给了沙皇的卫队长，过着优越的生活。
若干年后，那位年轻的十二月党人已经老朽了，于是被沙皇特赦，离开西伯利亚，到彼得堡来寻找他心爱的女人。他每天冒着风雪在街头行走，终于看见了他当年的未婚妻。她仍然年轻美丽，坐在豪华马车里，身边是魁梧的丈夫和娇嫩的孩子。
他走近马车，她没认出他来，但很仁慈地给了他一些钱。
马车在清脆的铃声中远去，马蹄激起的碎雪被凛冽的寒风吹起，扑进十二月党人的眼睛。
他倒在了雪地里，脸上是幸福的微笑。
这封信寄出去之后，陶今芬回信说“感谢吾师指正，正在写二稿，完成后即送交吾师大笔斧正”。
这个“二稿”，很久都没寄来。
夏天到了，学校放假了，岑之不用上劳动课了，但校领导给他分配了任务：负责学校那几块菜地，说暑假有些外地老师不离校，仍然吃食堂，不能断了蔬菜供应。
这显然是额外的工作，但岑之不敢吭声，于是岑之变成了菜农，每天忙碌于几块菜地之间，松土，浇水，施肥，治虫，十分劳累。
身体的劳累，他基本习惯了，但感情上的空虚，却加倍煎熬。品尝了陶今芬的爱情与敬仰之后，突然掉回到人人白眼视之的境地，岑之的生活更没意义了。他又开始到处转悠，看看怎样了断更具诗意。
有一天，当他给学校的菜地施完肥，高卷着裤腿，满身粪臭地回到自己的陋室前时，正在开门锁，就听身后有个女声叫道：“岑老师，你终于回来了！”
他回头一看，是一个年轻姑娘，从树荫下走出来，脸儿红扑扑的，手里拿着一条小手绢，不停地扇风。
“你是。”
“吾师不认识学生了？”
“你是陶。”
“怎么？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我印象里，你是很瘦小的。”
“不兴人长大？”
陶今芬是真的长大了，胸前鼓鼓的，腰肢细细的，白皙的手臂像莲藕一样，碎花的连衣裙，腰间系着同色花纹的腰带，把她身体的凹凸都很微妙地显现出来，脚下是白线袜黑皮鞋。
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岑之这个大文学家的脑子里却冒出一个家乡的土词：紧箍紧扎的。
他脑子昏了，只能想到这样一个形容词。
这也是岑今听爸爸讲自己的恋爱故事时，必然会听到的一个词。
“紧箍紧扎”的陶今芬看到“吾师”晕头转向的狼狈模样，很是开心，调皮地问：“老师屋子里是不是藏着一个师母啊？”
“没有，没有，我都没结过婚，哪里有什么师母？”
“不结婚也可以有师母啊，未来的师母吗。”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没有师母就好，如果有师母，我就不便打扰了。”
“呃，快进来坐，我刚浇完粪，浑身脏死了，我去水库洗一下。”
“我也跟你去。”
“你。”
“我也刚到，走得浑身是汗，我也去水库洗洗。”
父母那天在水库干了什么，岑今就不知道了。
父母讲这段历史给她听的时候，从来都是讲到这里就打住，跳到“后来”去了。她长大后，也曾涎着脸问过妈妈，但妈妈说那次什么也没干，那时的人，很规矩的，不领结婚证，不办婚礼，是什么都不会干的，顶多拉拉手，接个吻。但那天是父母第一次单独见面，谁也不敢造次，所以两人去了水库，也是各自躲在一个对方看不见的地方，擦洗了一下，就回家了。
那个暑假，妈妈就住在学校给她安排的临时住处，是一个教室，几张桌子拼成的床，妈妈在上面垫了棉絮，铺上自己的粉红格子床单，顶上还吊了个蚊帐。
而爸爸仍旧住在他那间十平方的陋室里，两条学生上课用的板凳，上面放一块门板，就是爸爸的床。
爸爸的蚊帐很旧了，已经破了洞，爸爸每天被蚊子咬。是妈妈从爸爸的旧汗衫上剪下几块布来，补在蚊帐上，爸爸才没有向蚊子“献血”了。
小的时候，岑今听到这里，总是问爸爸：“那蚊子有没有咬我呢？”
爸爸笑微微地说：“那时还没你呢。”
“怎么会没有我呢？”
“因为爸爸妈妈那时还没结婚呀。”
“你们怎么不结婚呢？”
“那时正放暑假，学校领导都不在学校，怎么结婚呢？”
“为什么学校领导不在学校就不能结婚呢？”
“因为结婚要学校领导批准了才能去登记啊。”
“不登记就怎么样呢？”
爸爸郑重地说：“不登记？不登记就不能结婚，结了也不算数。”
后来的事实证明，结婚算不算数，不是看你登记没登记的。没登记的婚姻，可以算数；登了记的婚姻，也可以不算数。而这个算数不算数，直接影响了父母和岑今的一生。
但当时的岑今并不懂得这些，她只是很好奇，怎么不登记的婚姻就不“算数”呢？那是不是就成了“语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