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今在红星中学待了几年，完全长成了一个野孩子，成天赤着脚，跟那群农村孩子东跑西跑，打猪草，偷黄瓜，爬屋上墙，样样来得。
可以说她在大多数方面都没受到歧视，有些方面甚至具有领袖地位，但就有那么一方面，成了她的软肋，那就是她没爸爸。那些小孩打击她的唯一武器，就是拿她没爸爸说事，而一旦说到这事上，她就很心虚，虽然面子上还强撑着，但心里十分窝火，回到家就问：“妈妈，爸爸他到底去了哪里？”
“他回老家了。”
“他的老家在哪里？”
妈妈说了个地名，告诉她：“很远的，在外省。”
“我想去看他。”
“你不能去，那么远的路，你一个人怎么去得了？”
“你陪我去。你不想去看爸爸吗？”
妈妈无语，良久才说：“你爸爸早就不要我们了，他跟他那个乡下老婆享福去了。”
她按照自己对“享福”的理解，追问道：“他是不是天天吃肉？”
“天天吃肉倒是不太可能，但他跟老婆儿子一起生活，喝水都是甜的吗。”
她于是有了爸爸每天喝糖水的印象，觉得爸爸的确是在享福，她和妈妈半年才有一斤糖供应，不可能天天喝糖水，每次煮糖水蛋，妈妈都舍不得多放糖，说一下放完了，下次就没有了，结果搞得每次都不甜，等于一次都没放糖。
过段时间，她又问：“妈妈，我想去看爸爸，还有我的哥哥。”
妈妈吓一跳：“你什么哥哥？”
“你不是说爸爸在乡下有个儿子吗？那不就是我的哥哥吗？”
妈妈咕噜说：“你还挺会攀亲呢，连你爸爸都不敢肯定那是他的儿子。”
“妈妈，哥哥长什么样？”
“我只看见过他一次，就那次公判大会的时候，后来就没见过他了，哪里还记得他长什么样？”
“我知道哥哥长什么样，跟卫哥哥一个样。”
“你又没看见过他，你怎么知道他长得跟卫国一个样？”
“我知道，哥哥都是那样的。我想去找我的哥哥玩。”
“他比你大那么多，会跟你玩？”
“会的，他是我哥哥，应该陪我玩，不陪我叫爸爸打他。”
再过一段时间，她又问：“爸爸他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们了？”
“他只是不要妈妈了，你他还是要的，因为你是他的女儿，血缘关系不是说不要就不要的，他就算走到天边，都是你爸爸。”
“那他怎么不来看我呢？”
“他被赶回乡下管制劳动去了，那就跟坐牢一样，走到哪里都有人监督，怎么能到这里来看你？再说，他都不知道我们调到这里来了。”
“你没有告诉他？”
“他没跟我们写信，我告诉他干什么？”
她哭了：“爸爸他是真的不要我们了。”
妈妈也跟着掉眼泪：“今今，记住，男人都是靠不住的，你为他牺牲了一切，他也不会感动，更不会回报，他永远都是只为他自己活着。”
有一年，妈妈终于答应了她的请求，让她到乡下去看爸爸。
那年暑假，她和妈妈坐了很久的长途车，来到爸爸所在的那个县城。妈妈找了个旅馆住下，陪着她走了很远的路，来到一条河边。
妈妈指着河的对岸说：“你爸爸就在河对岸那个生产队，但我不知道他具体住在哪里，乡下没有街道名，房屋也不排号，要一家一家问。我现在不能陪你往前走了，你自己去坐船过河，下了船，自己去问路，我先在这边等你，如果你问不到路，或者不想去了，就赶快坐船回来，我们回旅馆去。如果你问到路了，就朝我这边挥挥手，我就知道了。”
她问：“妈妈，你真的不跟我一起去看爸爸吗？”
“他是你的爸爸，但他早就不是我的丈夫了，他有家有口，我去他那里算个什么？怕别人不骂我破鞋？”
她一个人去乘船，是一种很奇怪的船，平底的，不是用桨划，而是用手抓着一根横在两岸之间的粗绳子，一把一把拉过去。船上有一个中年男人，大概是负责摆渡的人。她上去之后，那个男人就开始用两手一把一把拉那根粗绳子，船就一点一点向对岸移动。
她觉得自己终于看见了那根横在空中的铁丝，原来不是她小时候乱想出来的，而是真有这么回事，不过不是“外吊”用的，也不是“吊动”用的，而是拉船用的。
过了那条小河，下了船，她看见一个妇女在河边洗衣服，就上去问路：“请问您认识不认识一个叫岑之的人？”
那个女人直起腰来，擦一把汗水，问：“你找他干什么？”
“我是他女儿，我来看他的。”
那女人上上下下打量她一番，说：“你跟你爸爸长得还挺像的呢。”
“您认识我爸爸？”
“认识，认识，我带你去找他。”
她向河对岸的妈妈挥挥手，表示问到路了，但她看见妈妈还站在那里，可能要等她走得看不见了才会离开。
那个女人提起装衣服的篮子，带她去找爸爸，边走边问：“你叫什么名儿？”
“陶红。”
“你改了名儿，不跟你爸爸姓了？”
“嗯，我跟我妈姓。”
“快别告诉你爸，他每天都在念叨你，要是他知道你连他的姓都不要了，不知道多难过。”
“你怎么知道他每天都在念叨我？”
“我怎么不知道呢？我是你大妈呀。”
“我没大妈。”
“你怎么没大妈呢？你爸爸妈妈没告诉过你？你爸爸先娶的我，后娶的你妈，你应该叫我大妈。”
她大吃一惊，这就是爸爸的那个重婚？人长得不丑，就是有点显老，再就是乡下人的打扮和作派。
那女人倒很大方：“你不想叫我大妈，那就叫我姑姑吧，我叫潘秀芝，我带你去见你爸爸。”
她跟着潘秀芝左拐右拐，在一间间土墙屋之间穿来穿去，看到几个光屁股的小孩子在地上爬，还有猪羊到处乱窜，最后终于在一间相当破旧的土墙屋前停下了脚步。
潘秀芝说：“我进去看看他在不在家。”
过了一会儿，潘秀芝走出来：“他现在不在家，在队里谷场上赶雀仔，我带你去找他，你可以把东西放他屋里，你走累了要歇歇脚也可以。”
“我把东西放这里吧，太重了。”
她跟着潘秀芝走进那幢黑乎乎的屋子，潘秀芝介绍说：“正屋是顺发一家住的，你爸爸住在那边的偏屋里-”
她跟着潘秀芝来到偏屋，所谓“偏屋”，就是傍着正屋的一面墙搭出来的一个小棚子，屋顶是斜的，很低矮，所以叫“偏屋”。
她走进爸爸的屋子，天啊，那哪是人住的地方啊！又矮又黑，床都没一张，就是在地上用土砖垒起一个尺把高的台子，上面垫了些稻草，铺上一床又破又黑的棉絮，再铺个破床单，就是爸爸的床了。
她还看到那床水绿的被子，已经烂得丝丝挂挂，但还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土床的一角。
锅盆瓢碗都放在一张又矮又破的桌子上，墙角有个土砖垒的灶，把那半个屋子的墙壁都熏得黑黑的。
屋子里唯一的亮点，就是墙上挂着的一个镜框子，里面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合影。她那时还很小很小，抱在妈妈手里，眼睛睁得大大的，嘴角好像在滴哈喇子，胸前戴着一个围嘴。爸爸那时好英俊啊，留着分头，很浓的眉毛，很亮的眼睛，穿着有口袋的制服。妈妈那时好漂亮啊，梳着两条长辫子，很大的眼睛，很直的鼻梁，小嘴抿着，很矜持的样子。
她把带来的东西放在爸爸屋里，空手跟着潘秀芝去找爸爸。
又是七拐八拐，左弯右弯，终于来到队里的打谷场，看见一个佝偻的老人，坐在树荫里，脖子上搭一块肮脏的毛巾，头上戴一顶破草帽，过一会儿就“哦呀”叫唤一声，大概是在吓唬麻雀。
潘秀芝向那个老人走过去，说了会话，那个老人就向她走过来了。快到跟前了，那人站住了，不再往前走，站在那里，用肩上那个乌颜皂色的毛巾擦眼睛。
她问潘秀芝：“这就是我爸爸？”
“是啊，怎么不是呢？你连自己的爸爸都认不出来了？”
她走上前去，把爸爸擦眼睛的手拉下来，仔仔细细看了一下，的确是爸爸，只不过比她印象中的爸爸老多了，脸很瘦，身上也很瘦，背很弓。
她问：“爸爸，你不认识我了？”
爸爸哽咽着说：“认识，认识，我的今今，我怎么不认识呢？我到队里去请个假，回家做饭你吃。”
爸爸走进打谷场旁边的那幢土墙屋，她也跟了进去，看见爸爸正点头哈腰地跟一个十分干瘦的中年男人说话，说女儿来了，要请假回家。
那个干瘦男人向她这边望了一下，很大方地挥挥手，大约是准假了。
爸爸连忙叫她：“今今，这是队长，快叫队长好。”
她从来不爱跟陌生人套近乎，但看到爸爸那卑躬屈膝的样子，知道爸爸很想讨好这人，只好无奈地走上前去，叫了声：“队长好！”
队长咧嘴笑着，露出很黑的牙：“好，好，你好，你来看爸爸呀？”
“嗯。”
“好，还挺孝顺呢，那你跟爸爸回去做饭吧。顺才，你下午就不用上工了，陪陪你女儿。”
爸爸又是一阵点头哈腰，然后转过身，跟她一起往外走。
潘秀芝跟爸爸低声说了句什么，爸爸说：“不用，不用，我能行。”
等潘秀芝走了，她问：“爸爸，刚才那个人叫你什么呀？”
“刚才那个人？哦，他叫我顺才。”
“他怎么叫你顺才？”
“我以前就叫岑顺才，后来才改成‘岑之’的。”
“顺才不好听，你叫他们别叫你顺才了，要叫你岑之。”
爸爸苦笑着说：“这哪里是由得我的？我在这里是受他们管制的，还不是他们想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想叫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
她觉得爸爸太窝囊了，比她小时候在红姐姐他们面前还窝囊。
爸爸问：“今今，你一个人来的？”
“嗯。”
“路上怕不怕？”
“不怕。”
她在爸爸那里待了三天，有时陪着爸爸在打谷场上赶雀仔，有时在村里逛逛，还跟爸爸一起，到潘秀芝家里吃了两顿饭，见到了那个据说是同父异母的哥哥。
那个哥哥叫岑永革，长得比一般农村人秀气，白白净净的，上过中学，在村里小学教书，放暑假了，就下地劳动。
哥哥比她大很多，完全像个大人，似乎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妹妹觉得很陌生，听她叫“哥哥”，只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没应声，也没叫她“妹妹”，夹了几筷子菜，就端着碗跑到外面吃去了，理都不理她，令她大失所望。
她衡量了一下形势，知道叫爸爸打哥哥是不太可能的事，哥哥不仅比爸爸长得壮，气势上也比爸爸强大，爸爸对哥哥也像对那个队长一样，点头哈腰的，让她非常失望，这像个什么爸爸？看人家卫国的爸爸，多威风啊，想打儿子，就可以打儿子，不像这个爸爸，这么窝囊。
每天晚上，她都和爸爸到小河边去乘凉，爸爸就一点一点问她和妈妈这些年的生活，她就一点一点讲给爸爸听，什么事都讲，包括她当“小偷”的事。
爸爸似乎对她讲的每件事都很担忧，她和卫国去工厂拿冰吃，爸爸听了很担忧；卫国帮她打红姐姐那帮小孩，爸爸听了很担忧；卫国为她偷香蕉，爸爸听了担忧得要命；她对那些小孩子讲偷香蕉给毛主席吃，爸爸听了简直就吓懵了，连声嘱咐她说：“今今，这个话可说不得，当心被人告发，会判你反革命罪，抓你去坐牢的。”
她觉得爸爸太胆小了，像是吓破了胆一样，见到队干部，就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还要她也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见到生产队的社员，也是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还要她也点头哈腰，卑躬屈膝；房东顺发是爸爸的远方堂兄，但爸爸对顺发也是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还要她也点头哈腰，卑躬屈膝。
她觉得爸爸的背可能就是点头哈腰给弄弯了的。
她不肯对那些人点头哈腰，总是直直地站在那里，顶多问个好。
爸爸私下劝说她：“今今，这些都是管制我的人，你在他们面前可别大拿拿的。”
她回嘴说：“他们管制你，又不管制我。”
爸爸再不敢劝她，好像怕她生气了会跑掉一样。
她没想到爸爸会变成这样，心里很失望，她心目中的爸爸，是一个连拷打都不怕的人，连水库都敢跳的人，怎么现在变成了这样？这个“管制”是个什么玩意？怎么这么厉害？一下就把爸爸变成了个胆小鬼。
晚上，她就睡在爸爸那个土砖垒出来的床上，爸爸在地上睡。刚躺下的时候，爸爸坐在床边给她打扇，半夜的时候，她听到爸爸在帮她打蚊子，她问：“爸爸，你一点儿都没睡？”
“睡了，睡了，我看到你在蚊帐里翻来翻去，知道有蚊子咬你。”
她问起爸爸这些年的生活，爸爸总是说：“我什么都好，就是想你和你妈妈。你回去告诉妈妈，我从回到这里起，就一直是一个人住在一边的，我没有跟潘秀芝在一起，她一直很照顾我，但我不爱她，我只爱你妈妈。”
“你们离婚了吗？”
爸爸摇摇头，无奈地说：“离不掉，队上不批准。你妈妈她跟那个军代表结婚了吗？”
“没有。她说她不会给我找后爸爸。”
爸爸沉默了一会儿，擦擦眼角，说：“今今，你回去后告诉你妈妈，叫她遇到合适的人了就再结婚，我是没指望的了，就算离掉婚了，我戴着这么个帽子，窝在这个山旮旯里，也不能连累她。她那么聪明漂亮，再找个人容易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