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一个被称为樟坂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最大特点就是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城市一个样。也许这会被指责为不负责任的说法，却是事实。抵达樟坂的时候正值初夏，从火车站走出来一眼见到这个城市的时候，竟有一种故地重游的感觉：和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城市一样，你首先会看到大量由白色瓷砖粘贴外墙的建筑物，它们都是呈现一种盒子的形状，毫无章法地堆砌在一起，仿佛一个醉徒随手码放的积木。火车站外面无一例外是大量的三轮摩托车，这种被称为摩的的简易交通工具，蝗虫一样乱窜，发出隆隆的声音。使人很难想象周边的居民如何入眠。在樟坂个人隐私得不到尊重，但也不会引致太大的争议，因为这里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即有关生存权大于其它一切权利的观点。严重的噪声理所当然地被划入生存权的合理代价的范围——这可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还有更重大的问题，比如在樟坂的成功广场是不允许人们长时间逗留的，据说这会影响其他人的逗留，如果发现同一个人在一天内三次进入广场，或者连续在广场滞留半天以上，则有可能视为可疑的人，被维持治安的警察劝离，这是被称为“柔性驱离”的作业。据说是为了行人的安全。这项规定虽然有诸多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但它一直在樟坂实行着。是一种不成文的习惯。
有一个成功大学的客座教授，比利时人，叫麦尔斯，拍摄了一部樟坂的纪录片，名字叫《瓷砖》。影片描述了充斥这个城市的建筑外墙的瓷砖的印象。这似乎给人一种懒惰之城的感觉。影片理所当然地遭到谴责，纪录片作者被描述为一个对樟坂一无所知、忘文生义的人。关于樟坂人懒惰和毫无想象力的评价遭到反驳，实际上瓷砖对于樟坂是一个好东西，一个县级市里居然挤着相当于大市的人口250万，这是一个可怕数字。这些人首要的权利是生存权。所以某些讲求效率的作法得到推崇，比如往建筑物上贴瓷砖，以便保持它的新颖度以及易于施工和清理。
本文要讲述的那个惊天大案就发生在这个城市里，无论该城的警察如何用心地维护社会治安，案子还是发生了。在樟坂住过一段时间的人会感觉到这座城市和其他城市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警察的人数。在一些大型集会上，有时会出现令人奇怪的场面：到场的警察比集会者的人数还多，但这种做法并没有给人带来安全感，反而叫人心惊肉跳，因为这让人产生大难临头的感觉，仿佛有什么重大事件即将发生，这种预感是很折磨人的。在樟坂，市民居然害怕警察，这不能不说是市政的一个失败。
不过，习惯往往可以超越恐惧。在樟坂，人们掌握着一些能使自己免于恐惧和无聊的有效方法，这些方法可能是传统的一部份，所以根深蒂固。比如用铁笼子把建筑物框起来，虽然在视觉上有些不舒服，但是个一了百了的办法，这就是樟坂效率的含义：时间就是金钱——不会让所谓美感损害安全——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在樟坂，你看不到历史，这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城市的古城墙在三十年前拆除了，因为人口的激增，城建扩充到外城，古城墙由于通过性不足而被拆除。当时有过是否拆除城墙的争论，但保护历史的观念立刻被刷新，某种以为看到城墙就能看到历史的观念遭到嘲笑，这种僵化的认识论的遗毒，很快让位于新的历史观：历史其实存在于人的意识深处，樟坂人用习惯来记忆历史，比如下面举到的例子。
这个让人免于恐惧的办法源于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说，当你坐的飞机下降时，你如果听到哗哗的麻将声，你就知道自己已经到了樟坂。用麻将赌钱是习惯和传统，在几百年前的美国西部，从樟坂出去的华工每到傍晚时都会聚集在一起，这使得那些借酒浇愁的洋人很费解，他们听到华工们大喊“卡西诺”然后聚集在一起，玩一种用牛角做成的玩具。今天的国际赌场通用的名称“卡西诺”据查就是樟坂土话“开始了”的意思。
另外，信仰是一种遗忘的好办法，或者干脆说信仰就是遗忘。在这个城市要找到信仰的踪迹是困难的。这也许只是一些外乡人的想法。其实樟坂到处都供奉着神祗，往往在一桌麻将的旁边，你就会看到用砖砌成的小小庙宇，这些充斥樟坂的袖珍庙宇供奉着许多不同的叫不出名字的神祗，分别管理着樟坂人的财产、婚姻、健康、事业和生育。甚至有专门分管厨房事务的神明。这和樟坂市政的机构相类似，这个县级市一共有九个副市长，管理城市的各种事务。同时，还有九个副书记分别对应这九个副市长，从党务的角度介入城市管理。这种分工的细致也是一种习惯。
因此人们有理由蔑视外地人对于樟坂人懒惰的说法。这是不负责任的指责。樟坂人既不懒惰，也不吝啬，反而讲究排场。他们会在结婚时花上大笔金钱来荣耀自己。每到这种时候，街上出现长长的婚车车流，每辆车的门上都挂着红色气球，在空气中瑟瑟发抖。然后前往樟坂的著名酒楼饱餐一顿，樟坂人在吃的方面出手大方，在著名的红楼就有一桌吃掉十万元的纪录。他们觉得婚姻是一生中的大事，在这种时候如果吝啬，是连神明都不许可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