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个瞎子过河。
搀着的，扶着的，背着的，拄着拐棍的，摸着石头的……
真是这样的吗？
她常常做瞎子过河的梦，醒来一身冷汗。
不，这不是梦！她走到哪里，那里就有这幅画。在街上，在本站，在办公室，在图书馆，在食堂，在宿舍，到处都是过河人。
她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天花板上也是跋涉在湍湍激流中的人群。
这是一间很窄的单身宿舍。两张床，当中一个三屉桌。两盏台灯，分别照着两个单身女人。那一位比她大十岁，校对科不爱说话的李索玲。
都说李索玲很怪，很少被人知道。记者部的人，十个有九个不认识她，尽管她到报社八年了。正是这位记者们不认识的女人，校对过他们所有人的稿子，改正过他们许多错别字，能辨出那些龙飞凤舞或狗爬式的字体出自谁人之手。她像蝙蝠，别人上班她下班，别人睡觉她起床。记者们可想不起认识她，她是校对，幕后的人不上台。
如果不是分到同一间宿舍，方芳也不会认识她。虽说平时难得见面，星期天节假日总在一起。她们也曾交谈过，总是方芳的话像扔在水里，连个响儿也听不见。一年多的友谊，方芳才得到几句话：“我插过队，待过业，结过婚，离过婚。爱过也恨过，现在不爱也不恨。”遇见这样脾气的人，采访学上教的也不灵。
这个怪人，此刻也同方芳一样，正躺在床上。不一样的是，她的眼睛没盯在天花板上，而是盯在一本书上。她总是看书。晚上看稿子，白天看书，总不让眼睛闲着。有一次方芳问她：
“你老看书，眼睛不累吗？”
“不看点什么，眼睛就闭上了。”
接着又去看她的书。
她看书也有个怪癖。每一本书都包上封皮，不让人看见是什么书，就像把自个儿包起来一样。不着了就把书锁抽屉里，就像把自己也锁起来一样。
方芳的眼睛从天花板挪到李索玲身上。她捧着一本书，斜躺着一动不动。她结过婚，有过家庭。她离过婚，家庭散了。他们没能过去。跌倒了，跌散了，跌疼了，不想再过了，再也过不去了。他为什么不扶住她？她为什么不扶住他。
刘述怀的一句话，仿佛给了她一把万能的钥匙，供她去打开千家万户的小门。她觉得自己长大了，成熟了，再也不会为写不出大稿子哭鼻子；再也不会费心去收集那些不着边际的择偶标准变化之类的材料；再也不会把什么“离婚难”等等别人写过的题目当成宝贝。她觉得有了新的高度，仿佛自己正站在大河边的悬崖上，正俯视千千万万个家庭在她的脚下一步一步走向河心。
这是一幅多么壮观的图画，壮观得令人心惊肉跳，壮观得令人晕眩，想闭上眼睛。不，她要睁大双眼，她要把握细部。她要观察那一个个过河人的外部特征、内蕴心理、命运遭际。
面前就是一个掉在河里的人！这诱惑对她是太大了，她憋不住。
“索玲，别老看书了好不好？我想跟你谈谈。”
“谈什么呀——”书没有放下，脸没露出来。
“谈谈你。你为什么结婚？为什么离婚？”连自己也吃惊，方芳，你怎么敢向她提出这样的问题。
书，没有放下。很久很久，才从书的背后冒出一句话来：
“出于好奇吗？”
“不是。”
“那你为什么问我？”
“我正在研究家庭问题。我真的很想知道，家庭的和睦和家庭的瓦解，有什么规律？”
“没有规律。”
“可是，任何事情都是有规律的？”
“没有规律就是规律！”
“我不懂你这话？”
“以后你就懂了。”
“前几天，我采访了一个人。他说，千万个家庭就像瞎子过河——自个儿摸着慢慢过。”
书，从李索玲手上掉下来，直掉到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上，方芳看到一张煞白的脸，一双惊恐的大眼睛。
“说这话的，是个什么人？”
“一个很普通的男人。”
李索玲弯下腰去，慢慢地把书取了上来。另一只手撂了撂遮住脸的长发，重又躺下身，把书放在眼前。
不知为什么，方芳觉得她并不在看书。
“你说，这人是不是真有体会？我想再采访他一次。”
“我劝你不要去。”
“为什么？”
“你会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