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本来就最为漫长，而这天夜里对我尤其显得漫长。因为妻陪同老倪去医院后，背着在医院陪床的吴锦和倪红，偷偷打回来一个简短电话报危，说是心肌梗塞而引发的“室性心律失常”。我说无论如何要倪翔活下来，在劳改队他冲过了一道道鬼门关，他是强者，恳请医院能千方百计进行抢救。妻子似无时间听我梦魇般的孟浪，电话断了。
电话听筒中的盲音，已经响了半天，我还呆傻地没有放下话筒。那盲音挺刺耳的，它在我头脑中迅速幻化成矿山的警报声，劳改矿山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倪翔当时正在井下担任矿车调度。
井下调度室离爆炸的煤巷比较远，他得以死里逃生。尽管他活了下来，但那迅雷不及掩耳的火焰喷射，还是燃着他的工眼，一度窒息了他的呼吸，后背和臀部留下一块块烧伤的疤痕。
从兴凯湖撤到矿山后，焦离开孟，孟离开焦；我和他分在两个队，监舍隔着三排窑洞。当他离开矿山医院，我去他的监号偷偷看望他时，我惊异地发现了这呆子还有一双巧手——他斜靠在墙角，正用井下放炮崩断的一根根彩色雷管线，编织着赤、橙、黄、绿、育、蓝、紫的七色鸟笼呢！
“哟！你还有这手艺？”
“我喜欢兴凯湖的林木，偏偏把我弄到这个山顶上没有一棵树的煤矿来（是矿山，山上都是无树的——笔者注）。闲得难耐，找点事儿干干好消磨时间。”他头也不抬地回答，“其实人手万能，这只能算是雕虫小技，无师也可以自通。”
我顺势坐在窑洞的炕沿上，把七色鸟笼仔细地端样了一番，笼内安装了鸟儿站脚的横杆，笼上嵌进去鸟笼的弯钩形提手。整个鸟笼流光溢彩，真可以和精致的工艺品相媲美了。
“这提手是哪儿来的？”。
“反正不是偷的。”他头也不抬地说，“跟扒窃们吃一个大锅里的饭，流氓行话学了不少，只是远没学会‘三只手’：”
我摸了摸那黄铜把手：“我猜到了，你是卸下了蚊帐上的钩子。”
“你很聪明，给你的智商打100分。”
“值得吗？大花蚊子要向你轮番吸血怎么办？”
“既然进了这鬼地方，就得练就‘金钟罩’‘铁布衫’的硬功。”他说，“从科学的角度上去解析，我也不是坟子吸吮血浆的对象。你知道蚊子吸血有什么重要依据吗？”
“扯淡——”我嘲笑着他的茶傻，“蚊子吸血还有什么条例可依，把针状的嘴巴往皮肉里一扎，只管吸进它的肚子就是了。”
“你智商满分，知识只配得零分。”他直视了我一眼，这是他轻蔑别人时的一贯表情，“我给你上一堂蚊子课，让你开开窍吧。蚊子分雌雄两种，雄性只会像飞机一般在空中嗡嗡乱叫，只有母蚊子才有吸血本领呢！你想想着，像我这种瘦竹杆，哪位女纹子同志会感兴趣？她们要是‘搞对象’，也首先选择你这样肥头大耳。有血可吸的人！”
我笑了——笑得忘记了身边的大墙和岗楼以及荷枪的士兵。这是我头一次发现劳改矿山中头号傻瓜的超级黑色幽默。在我朗声地大笑时，他没有任何一丝笑意，待我从无拘无束的境界回到这严酷的监号中来时，他阴郁的脸上，却绽出一点点酸楚的笑纹：“记得曹孟德在《赤壁赋》中，写下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悟人生的佳句。‘几何’二字在文学上讲颇有‘来日苦短’之意，我则常把‘几何’ 二字，当成数学中的“解析几何’。你和我都在圆周上爬行——像牛、像猪、像蚯蚓、像蜗牛，想爬到原来的定位点去，可是——”
我说：“你原地一二一地踏步未动，爬圆周的动物是我。”
“此话怎讲？”倪翔放下手中鸟笼，神情十分认真。
“我变得能适应环境，随遇而安了。可你没变。”我说，“就以你编织的这个鸟笼为例，你的思维还常常在鸟类王国里穿梭飞翔，你在我和我们的那些‘同类’ 中间，可谓‘蝎子拉屎——独（毒）一份。”
“是不是我有毛病？”他像自问，又像是问我，“我难忘那只羽毛如雪的打更鸟儿，我编的这只彩色鸟笼，或许就出自于那个梦——那个难圆的梦：”
记忆使我失眠。
往事使我心酸。
此时此刻，不但那只鸟儿被送进古币中的钱眼之中，连倪翔在劳改矿山编织的鸟笼，也当了殉葬品，连同那只鸟儿也一块‘死了’，倪红——那个当年衣衫褴褛如同小叫花子般的孩子，贪婪到不如花脚蚊子，因为按照倪翔的逻辑，花脚蚊子是不吸吮瘦骨嶙峋人的血液的。
我意识到这种感叹纯属浪费时间，而抢救全命垂危的倪翔，需要的就是争取分分秒秒的时间，除了科学的医疗抢救之外，还有一个感情上抢救的措施——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补，只有弄回那只有着三个不同姓名的鸟儿——娃娃鸟、打更鸟、苦寒鸟。我想，倪红看见她爸爸已经到了阴阳界的十字路口，或许能有犹大对耶稣的忏悔，那还可以弥补倪翔的感情于万一。
出租车是难叫的，因为此时已是凌晨两点三刻。我骑上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奔赴妻子所在的医院。在急诊室我匆匆地凝视了两眼昔日“同窗”，首先把吴锦叫到医院甬道上来。她听了我的陈述，开始时连连点头，说倪红为此事已哭得泪人儿一般，估计不成问题；待我真要和倪红去摊牌时，吴锦又神色恍惚起来。她说：“这样一来，会不会砸了小红饭碗，外国老板把她炒了鱿鱼？”
“容不得考虑那么多了。”我提醒婆婆妈妈的吴锦，“你把小红叫出来，我跟她说。”
两眼哭得像桃子一般的倪红，从急诊室里走出来，坐在我对面的长椅上，两眼呆呆地望着水泥甬道地面。
“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情。”
她没有抬头，似在揣摸着我的来意。
“你能不能把那只鸟儿再买回来，这对你爸爸十分重要。”我开门见山，语锋十分凌厉。
“德国人是最恪守信用的。”她双手托着脸腮低声地说，“我今后还能在那儿工作吗？”
“跳槽到别的单位不行吗？”我提示她说，“现在条条道路通罗马，你能运用三种语言，伯伯为你去另找工作。”
“哎——”她长叹一口气，“该怎么对您说才好呢！”
“说吧！你爸爸正挣扎在死亡线上。”
“我……我……我爸妈都不知道，我正在和他谈恋爱哩！伯伯，我今年已是三十七周岁的老姑娘了。”倪红对我袒露她的心声说，“他是个伟岸的男子汉，慕尼黑大学金融学博士，我怕为此而失去了他。真的！”
“如果真是这种关系，为什么中间还存在着交易关系？你不是说那只鸟儿卖了一千五百马克吗？”我对倪红提出了质疑。
倪红的回答十分得体：“您去过西欧，一定知道西方世界婚姻、恋爱有时和金钱联系得很紧，有时又各自独立。何况，现在我们还没走到结合的地步，他付给我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当然，我带他去鸟市，本身就是出于对金钱的欲求。”
“那么，我就不难为你了。”我叫倪红告诉我这位先生的电话和地址。
倪红抬起头来，看了看我：“您去？”
“你爸爸一只脚已经踏进丰都城的门坎了。快——”
倪红虽不十分情愿，还是把这一切告诉了我。第二天早上八点整，我准时给这位德国老板拨通了电话，他说一口标准的中国话，声音有点像经常在中国电视舞台上露面的“大山”：“那您九点一刻到我的公司来吧，我等候您。”
为了尊重德国人的习惯，我提前十分钟到了天涯饭店，在楼下商品部消磨了几分钟时间，然后乘电梯准时去按响他的办公室门铃。迎接我的是个金发碧眼留须的中年男子，他说他就是我要找的Ｄ先生。
没有客套和寒暄，他接待我的最高礼仪是一杯咖啡，并询问我是否要加糖块。我说，“我喜欢苦，苦可以提精神，我已经一夜未睡了。”
“就为那只鸟儿？”他十分好奇。
“是的。”
他说刚才倪小姐已经给他打来过电话。一是因父病危向公司请假，二么告诉他她父亲的一位朋友要来跟他谈鸟事。至于我为什么要为这只鸟儿来找他，她说在电话中无法说得清楚，我会代她说明白的。
我空腹灌下一杯热咖啡，当真有了些力气。按照欧洲人的礼仪，喝咖啡要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品味，不能喝出响儿来。我此时已经顾不上这么多，喝咖啡的劲儿像在劳改队“嘿喽嘿喽”地喝菜汤一般。然后，我向他道歉，表示自己今天是知礼而非礼，实在是出于心情之焦躁干渴。
他很欣赏我的真诚，马上拿来咖啡壶又给我续上了一杯，并拿来一块三明治为我解饥。我是在边吃边喝中，对Ｄ先生讲述了倪翔的往事的。Ｄ先生双手手指交叉在一起，听得十分认真，待我用一刻钟的时间，把倪翔的命运和这只鸟儿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阐述得一待二楚之后，Ｄ先生显得十分惊奇：
“您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我只好道白：“我们是一起走过这段风雪交加的泥泞道路的。”
“您不是在编小说吧？”他诙谐地耸耸肩膀，“倪小姐告诉我，说您是位作家。”
“对您说的不是小说，但是我要把倪君写成小说的，因为在中国知识分子群落中，良莠混杂，具有倪君这种精神的，为数不是太多！”
Ｄ先生异常激动，听我叙述倪翔在“太阳岗”的归途上跌落雪谷以及在矿山编织鸟笼的往事时，几次从沙发上站起，走向从屋顶垂落到地面的茶色玻璃窗前，遥望光怪陆离的街市以及街市上潮涌般的人流，当他最后一次回过身来，慢慢踱步回到沙发旁时，严肃而真诚地对我说：“非常感谢您给我上了一堂中国的历史课。我向倪君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致敬！”
“感谢您的理解。”我看看手表，借以暗示时间对倪君之宝贵。
“跟我去提鸟儿吧！鸟笼挂在我公寓的阳台上。”Ｄ先生穿起一件黑色风衣，整了整喉结下的领带，便和我一起走出天涯饭店。
不一会儿，我俩就坐进“奔驰”车里。他亲自开车，我坐在他的旁边。
“叶先生，我能不能向您问一个问题？”他沉郁地看了我一眼。
“当然可以。”
“倪红小姐作为他的女儿，理应比您更理解她的这位可敬的父亲，是吗？”
“我想是的。”
“但是……但是……为什么她不顾她父亲的感情饥渴，而把这只鸟随随便便卖给——不，送给一个外国朋友呢？”
我一时被Ｄ先生问哑了。
“当然，在我们西方世界，金钱无疑在生活中是重要的，但是有良知的德国人，还是把感情视若金筑王冠上的宝石。您认为这种比喻，符合中国人的生活观吗？”
我敏感地意识到Ｄ先生的话锋，是对着倪红行为而来的。我立刻为倪红解释道：
“倪小姐对她父亲的过去，知道的没有我多。我和她父亲‘同窗’二十年……”
“您在为她辩护。”Ｄ先生淡淡一笑，“这么一位可敬的父亲，作为女儿的倪小姐，不但应当引为光荣，而且该百般爱护他的一切。倪小姐此举，显得太轻率了。一个能亵渎父亲感情的女孩子，也能戏弄别人。”
我当真是无言以对了。因为Ｄ先生对感情世界的悟觉，与我有着绝对的近似和相同。可是出于保护倪红的本能，我还是为倪红进行了申辩：“能不能用心理学上的‘情移说’来解释她的行为呢？比如：有一种东西占据了她心中更为重要的位置，使她在失控的状态下，发生了重心的倾斜，而做出这桩荒唐事来，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
Ｄ先生眯眼对我一笑：“您有资格当律师了，但我要对您说，我原来的妻子，就是把我一只叫‘威廉’的爱犬不经我的同意，馈赠给她的一位亲友，而导至我和她分手的。何况我还不是从事狗学研究，而倪小姐的父亲正是以研究鸟类为生的。这非常残酷！非常残酷！”
我还想说什么，Ｄ先生的“奔驰”车戛然而止。他指了指十字路口的红灯，储蓄地对我说：“您看它朝我亮红灯了。红灯是危险讯号，我必须把车子停下来，否则就是对人对己都缺乏责任！”
我沉默了，因为我听出来Ｄ先生的话是一语双关，我再作任何努力，都属多余和无趣。因而，当十字路口亮起通行的绿灯时，我放弃了辩护律师的角色，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位惯于理性思考的人。
Ｄ先生见我久久缄默无语，由于缓解车内的沉闷空气之目的，对我讲起了那只鸟儿：
“它的啼叫声挺悲凉的。”
“嗯。”
“我回忆起来了，在德国和瑞士的边界阿尔卑斯山上有这种鸟。性喜寒冬冷雪，人们管它叫命运鸟。”Ｄ先生说，“如果您今天不来，我也会把这只美丽天使送人的，因为我忍受不了它的夜啼。”
我想这第四个鸟名，倒挺符合倪翔的生存实际的。命运！命运！难道冥冥天穹之下，真有不可知的命运在主宰人生于命运鸟在追随着倪翔的踪迹而鸣？深层次地想一下，倪翔生命本身不就是这样一只鸟儿吗！二十几岁就想追随鸟类世界飞翔的，硬是被捆绑起翅膀来，投入并非鸟笼的囚笼，Ｄ先生听见的断肠夜啼，等同于倪翔咏叹调式的自自……
“快要到了。”Ｄ先生说。
“越快越好。”我从痴迷的幻觉中回到现实中来，“必须叫他能看见这只他的属相鸟。”
Ｄ先生不懂“属相”二字，我无心为他解释中国的十二生肖。Ｄ先生见我不想说话，便向我说了两件事情：一、那一千五百马克算是我馈赠给倪翔先生的营养费用；二、虽然倪红小姐的轻率，使他十分费解，但她聪明、能干，是公司里不可取代的角色。待倪翔病势稍好之后，公司希望她立即返回她的岗位。
我没有为倪翔推辞，这是出于我对Ｄ先生诚挚的确信。使我尤为振奋的是Ｄ先生对倪翔的吉祥预卜，因为他的这番话中没有一句对死亡的预感。
但是当车子开到Ｄ先生的公寓时，我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发生了：倪红像根木桩一般站在公寓门口，当车子缓缓停下，她立刻对Ｄ先生说：快——我爸爸已经昏迷不醒了，他在弥留中不断呼喊着“苦寒鸟——娃娃鸟——打更鸟——”
Ｄ先生是陪同我和倪红一块到医院的。他说他之所以到这个十分不愿意来的地方，完全是出于对中国知识分子品格的崇敬。
迟了！
太迟了！
死神已经把和我同窗甘年的倪翔抱到了太平间。当我们在医护人员的怪异的目光中，提着装苦寒鸟的彩色鸟笼，走进4号停尸房时，吴锦正伏在一张遮尸的白布单上嚎啕大哭……
我们没有惊动吴锦。倪红用哆哆嗦嗦的手，把鸟笼挂在太平间的窗棂上；在我和Ｄ先生站在倪翔床前，向倪君精灵垂首默哀时，倪红呜咽地喊叫了一声：
“它已随爸爸而去——这鸟儿死了！”
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