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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改队纪事(1)-从“土城”发配塞外(下)

作品:走向混沌 作者:从维熙 字数: 下载本书  举报本章节错误/更新太慢

    卸完行李,站队点名经过检查没有发现有一个逃号,那“杨子荣”冰冻的脸上露出一丝温意,并在队列前,对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训导。他说:“凡是跟我来营门的,都是有福分的。这儿是劳改矿山,下矿井的壮劳力每月粮食定量52斤;此外还要发工作服和柳壳帽。”每月52斤定量,在饥荒年间确实是个十分诱人的数字,不要说那些“盲流”和扒窃犯,就连我都为这个数字而心动。在饥荒席卷中国的1960年量器秤杆脱销,除了特权和社会上层“不知饿汉饥”之外,几乎家家买了秤,每顿饭都计算下锅的米。我住家里的外院有五六家,家家都这么干。至于“天府之国”四川以及产粮区河南也饿死数以万计老百姓的小道消息,已是乌鸦满天飞。“瓜菜代”年月应运而生了一批丧尽良知的谎言家,在报纸上硬是把“人造肉”说得和猪牛羊肉含的热量差不多。既欺人,又欺己,这一切仅仅为了符合形势需求。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每月能有52斤粮食进肚,当然又是一张最大的安民告示,因而当这位“杨子荣”训话之后,在岗楼下的空场上,竟然爆发出一阵炒豆般的巴掌声。掌声过后,又引发了“土猴”们一阵哄笑,这是因为他自报姓名时,他也姓杨,因而当真落了个 “杨子荣”的绰号。

    劳改铁矿的矿长姓什么,我已然记不清了。只记住管教股长姓严,他有着知识分子的脸型,但语锋尖刻犀利如刀。还有一个小个子,人长得黑不溜秋的,姓王。给我留下深刻而难忘记忆的,是那位曹队长。他中等身量,一只眼睛略略大于另一只眼睛,每逢在队列前训话时,那只略大的眼睛里,常常坠下一两滴泪水——那叫风泪眼。害这种眼症的人,一遇风就落泪,而塞外的风一年四季很少有间断的时候。

    从地铺搬到了大土炕,从吃窝头变成偶然吃上白馍。生活上浮了一个等级,多少给人带来一些快慰。但精神上那根囚绳扣儿依然系得紧紧的,集合、站队、出工、学习、训政,此外就是吃喝拉撤睡。睡,还是几十个人睡在一条大炕上;吃,虽然口粮定量提高,但其中有一部分是高粱面,使不少人患了便秘症。矿山医务室没有医治便秘的药物,使人苦不堪言。我到矿山不久,就得了这个病。在大便坑蹲上半个小时,用劲用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大便也排泄不出。记得有一次,出工在即,我双脚蹲麻了,还是拉不出屎来,没有办法,只好用手指抠肛门,把那硬硬的屎团,从肛门中抠出来。留在手上的除了粪渣还有鲜血——那是我把肛门抠坏了。收工回来一看,裤权上留下一片紫黑色的血斑。由于矿山常常吃高粱面,这种令人作呕的抠屎动作,便周而复始地循环,好在大家都这么干,在群丑当中也就不觉得自己丑了!

    仔细分辨一下,害这种病的多属于知识分子,在土城领着大伙唱《东方红》的右派徐恭谨,一机部的俄语翻译右派程海炎,还有和我同时被送往土城的北京日报的编辑赵筠秋…… 可能由于知识分子消化系统细嫩之故,简直对高粱面窝头望而生畏。后来,东北来的小盲流那德广(和我分在一个班),出于对我的同情,积攒下玉米面窝窝头和我交换高粱面窝窝头吃,以解我之危。像在土城一样,这种交换只能秘密进行,不然就会被指责为“彼此拉拢”。按照改造规定,这里的人只有彼此监督互促改造的关系,而不许有任何友谊来往。我实难揣摸这个小盲流究竟有多大的肠胃,我和他每次交换,都是以多换少,而他总是像饿死鬼投生的一样,把窝窝头风卷落叶般地吞下去;还嫌不饱时,便抢起小铝盆咕嘟嘟地喝下半盆水,弄上个水饱。

    这种饥饿症的表现千奇百怪。用舌头舔净粥碗的声响,前文已经写过这里不再赘叙;他们有的人还把在院子里拾到的小木屑,在砖上磨出木刃来当小刀使,把窝窝头切割成指甲大小的小方块,再用小木刀刀尖挑起,一小方块一小方块地往嘴里送。好像这是生活中的最大享受,消磨的时间越长,心理上越感到满足似的。按照物质不灭的学说来解释,无论大口吃窝头和慢慢品味指甲盖似的小块窝头,到肚子里总量是等同的;但饥荒给社会底层留下形形色色的扭曲症,导致了精神变态。这种变态在劳改队有极大的感染力。小盲流那德广也很快学会了品味窝头的“慢动作”,他那双巧手把碎木片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刀叉,用这个插一小块,再用那个插一小块,一顿中饭或晚饭,能品味上一个钟头。

    最初,我对这种病态表现,投以鄙夷的目光。后来见的多了,也就不觉其怪了。可是令我不解的是,监房里还不断出现偷窃食物的行为。52斤口粮,按说是能吃饱肚子了,但食物丢失的红灯不断报警。一大早晨,起床的哨子刚刚响过,躺在大炕最头上的“天津卫” (我记不起他的姓名了)便用拐弯的天津腔骂起来了:“我×他八辈祖宗,谁他妈的把我油炒面给偷走了?我×他妈的,家里从天津往这儿寄这玩艺儿容易吗!”

    大伙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阵,把疑点集中在一个姓傅的中年汉子身上。据说,他是个惯窃,专门在大轮(即火车)上作案。当天正好是个雾雪交加的天气,劳改队长担心有人借大雾逃号,便歇工半天,召开这个贼的批斗会。

    在土城我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先在那汉子脖子上挂上四块红砖(一边两块),然后责令他跪到地当中来。没有任何论证之前,几个“氓爷”就上前一阵拳打脚踢:

    “臭贼!是你偷的不是?”

    “说!”

    “别死鱼不张嘴!”

    “爷儿们哥儿们可有办法撬开你的铁嘴钢牙!”

    那汉子铺位在对面炕上,和我的铺位正对门。初来矿山那几天,由于他患有二度浮肿,走路还要扶着炕沿,看他行动不便,我曾帮助他端过一回洗脸水。他脸色虚黄如纸,两腿粗肿得像发馒头用的面肥。他每天挣扎着去出工,是为了那52斤粮食(病号口粮28斤)。有一次在集合出工时,队长曾强令他留下,他还是偷偷地尾随在队伍之后,跟着大队伍去出工干活。这样一个病号,此时跪在两炕之间的走道上,脖子上还坠上沉沉的砖,引起了我的极大同情。扭头看着那位劳改队长,不知何时他已经离开了监舍,后来才知道每逢遇到类似的事情,队长都退避开去,没看见打人,不算他的过失;看见施刑,而不加以制止,那是违反政策的行径。留下“五毒”们“以毒攻毒”,队长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说得更直接一点,有的劳改队长就是有意纵容罪犯自己惩处自己,相信拳打脚踢对改造囚犯的特殊效能。

    可是这个汉子是不是真的偷吃了“天津卫”的油炒面,却几乎没人问津。

    几个耳光打过之后,那姓傅的浮肿号嘴角便滴下血来了。这时,才有人提出,留他一口气,但必须让他承认是他偷的。因而武斗的间隙,审讯并没有停止:

    “说,是不是你偷吃了?”

    那汉子声音极低:“不是!”

    “再给他加温!”

    于是脖子两边的绳头上,变成了六块红砖。

    “说!”

    “我没偷。”

    再打下去那汉子就该归西了,这场无端殴打和无端审讯只好收场——仅仅因为他的前科是个窃贼。如果他确实偷了油炒面,那是因为饥饿,他浮肿的身体需要大量的营养补充;如果他确实没有偷,那“天津卫”因为两三斤油炒面而动怒,也是因为他自己需要补充营养。至于那些“氓爷”对一个浮肿的同类,大打出手,除了产生于本能的职业病之外,就是饥荒年代的歇斯底里病的大发作了。

    由于上述的种种缘由,家属来矿山送食品的很多。政策规定每次送来的食品不得超过二斤,但是那个劳改队长对数量检查也不那么认真。所以,如何把带到监舍来的食品,确保吃进自己的肚子而不被窃贼偷吃,就成了一桩大事。最原始的方法就是出工时把食品背在身上,收工后搂在被窝里;有的人夜里上厕所也要带上,以防眨眼的工夫食品丢失。老母亲给我邮寄来的食品,因夜间我在厕所抠高粱面屎球的时间长了一些,一盒“桃酥”被连窝端了。我很难过,因为这个贼咬噬了一颗老母亲的心;我没敢声张,因为那种武打的场面令人心悸。

    我没有浮肿,身体在“五毒”中属于上等货色。平日沉默寡言,干活却很卖力气。到矿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任命当了劳改组长。营门依山,我们干的营生多是和石头打交道,不是修砌“溜子”,就是在井上搬迁送往井下的机械设备,间或也带着十几个组员,挥锹往卡车上装炼铁的矿石——延庆有个劳改钢铁厂,营门铁矿就是为这座钢铁厂的吞吐而开掘的。

    与我同组的成员,能记下名字的已经寥寥,只有其中的三个,我难以忘却。一个名叫周林,他原是门头沟的一个理发员,因男女关系构成的罪过进土城来营门的。到营门后继续干他理发行当,并为我理过发,因而我记下了他。第二个组员叫李玉铭,之所以历经三十多年的风雨蚕蚀,而不忘他的名字,因他家住在北剪子巷,和我家住的魏家胡同只有寸步之隔。正是由于地理关系上稍近,在组内他常以“氓爷”的横劲为我撑腰。他的口头禅是:“咱们谁也不能欺侮老实巴交的‘吃屎分子’,想耍胳膊根的,是骡子是马先和我过两下手!”第三个就是前文提到过的东北小盲流那德广,这个刚满18岁的大孩子,不但生就一双能把木屑雕刻成刀叉以及各种小工艺品的巧手,还长就一双飞毛腿。有一段时间,我们组干的是从山下往山上运料石的活儿,百十斤的重量压在背上,已使人喘气都感到困难,加上山路崎岖,每背一趟料石上山,两腿都会酸软如泥。这小家伙的腿,仿佛是铁铸的一般,经常是我们背一趟,他背两趟。在下山时跳蹦着若同一只轻猿,嘴里还哼哼叽叽地唱着东北小调,但就在小组里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表扬时,一天中午收工不见了他的踪影——这小子摸准了岗哨的换岗时间,借警卫交班时溜号跑了!

    中午,大值班传话叫我去中队办公室。半路上,我心跳如击鼓,脑子里编织着自己的失职检查。主管我们中队的曹茂林队长,站在向阳的房檐下,听完我的叙说后并没动肝火,而是宽慰我说:“这是警卫人员的失职,你用不着给自己上纲!”

    我十分惊愕地望着他,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这样的盲流耗子,鬼着哩!铁丝网是圈不住他们的!”他说,“他背石头爬山爬得那么快,就是想躲开你们的目光,寻找逃跑的机会哩!”

    “噢!”我恍然大悟。

    “我干了几年派出所工作,了解这些‘大眼贼’!”他说这个形容词时,脸上没有憎恶的表情。“其实,这孩子素质不错,只是当浪儿当得野了性子,成了标准的‘飞鸽’牌!”

    我没敢点头,也不敢摇头。一个劳改干部对一个逃号如此宽容,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我甚至怀疑他这番话是个诱饵,在暗暗审查我的思想,我最好的态度就是缄默,像哑巴那样一言不发。

    “你写过几本小说?”他突然改变了话题。

    我更加不知所措:“三本!……我攻击了党的三面红旗,不然……”

    他打断了我的自卑而廉价的检查,问道:“你爱人也跟你一样进了土城?”

    “是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她去了哪个劳改支队?”

    “不知道。家里来信没提起她。”

    “她叫什么名字?”

    “张沪。”

    “行了!你可以走了!”他说。

    归途上我的心失去了平衡。凭着我的直觉,这个一个眼大一个眼小的曹队长,对我并不带有审查之意。我甚至觉得他的许多潜台词,都是没有办法破译的密码。有一点似乎可以断定:他是个十分宽厚而富有同情心的劳改队长。我特别注意到一点,是其他劳改干部从干部食堂吃饭回来,快要走到办公室的时候,他才中断了和我谈话的。

    谜。

    从这天起,这个谜就不断困扰着我。也许是创作这个职业病的缘故,我本能地留意起曹茂林队长来了。他在队列前讲话,声音不高,但面孔严厉,特别是剖析起那些刑事罪犯对社会的危害时,他的声音是颤抖的。他很少严厉地训斥“思想犯”,顶多说上几句“思想反动”这个流行字眼,显得空泛而无内容。只有一次他对一个右派发了脾气,那是他看见一个原大学助教,在厕所后面的垃圾山上捡烟屁股。他咆哮如雷地吼叫着:“你还算知识分子哩?简直是自甘堕落!几年下去,我推断你会变成地痞流氓!无耻!无耻!”是牵动了真情,还是他迎风站在院内的缘故,此时他那只患有迎风落泪症的大眼睛,滚动下一滴一滴的泪珠(1986年我写中篇小说《风泪眼),是从他那只滴泪的眼睛上得到某种悟性的启迪)……

    曹茂林的形象顿时在我眼睛里高了许多。他这几句话讲得十分深刻,使我铭刻在心。劳改队里集结了三教九流,说它是个大染缸并不过分,他及时提示知识分子们要警觉,不可随波逐流。几天之后,我们在搬送石头的料石场休息,他走过来把我叫到一旁,我以为他要布置什么学习任务,他却告诉了我一个消息:“我打听了一下,你爱人已经不在土城收容所了,估计是女的都去了清河农场。”老实说,前两天的谈话,我只当他是随便问问,事后也就淡忘了;他却当成了一件事情,特意来告诉我。他是专政干部,我是被专政的对象,能够如此真诚相待,使我十分感动。掐指算算,在我20年的改造生涯中,我历经了几十位劳改干部的管教,但真正以诚待人,并对我和妻子流露出同情的不过三四个人,曹茂林算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第一个。记得当时,他还告诉我可以让我老母亲来这儿看看,从西直门乘火车到康庄下车!矿山每天有车往返于营门——延庆——康庄之间,和司机师傅说两句好话,一直能把老母亲拉到矿山来。“儿女都是父母身上的肉,看你活得挺健康,老人夜里睡觉也就踏实了!”这几句富有人情味的闲话,说得我泪眼模糊。

    够了。

    他对我的情谊是够了。五七年反右之后,开始了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人们说点违心话,必要时把人生当成舞台演演戏,都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对劳改干部而言,他们在监督改造罪犯,而上层也在审视监督着他们。他们最容易因犯“划不清界限”的罪过而失足落水。不是吗?!(因而在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阅读苏联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以主观上强烈的爱憎,取代了劳改队的客观现实。他只写了残酷压榨的一面,这是真实的;但生活中存在着的另一种真实,却被他的憎恶吞噬了。有恶无善或有善无恶,都构不成一个社会的总体。而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总要审慎地认识这个总体中的个体,特别是在那样的宏篇大著之中,索氏把一部分个体生活内容抽掉了,把憎恨宣泄到了极至的地步,这不能不被视为政治扼杀了他的某种文学真诚。这是题外话)。

    井下需要壮劳力,我被从井上调到了井下,并被曹茂林任命为大组组长。这个差事本是可以东溜西看不参加体力劳动的。我没有自寻解脱,因为劳动可以麻木人的中枢神经,人在紧张的劳动中可以忘却烦恼。矿井里一片幽暗,几盏照明灯悬在立柱上,可以使人麻木到动物的程度。营门铁矿出产的又是红褐色的矿石,每天被开掘矿石的风钻震得两臂发麻,以致在夜里都感到大炕在身下颤动,就若同地震一般。进井脸是白的,出井后个个成了红脸关公,红矿石的褐色粉尘染红脖子和脸,涂红了你的眉毛,并被你呼吸到肺部。劳改队发的纱布口罩,只是一种装饰品,繁重的采矿石劳动使人汗流浃背,井下没有一个成员是戴口罩干活的。

    铁矿石开掘不比煤矿开掘。它的岩层结构坚硬如铁,风钻钻头顶在石头上打眼,溅出一串串闪亮的火星。而大部分人手中没有风钻,要从事原始的开掘方式:一把大锤,一根铁钎,一个人手扶铁钎,另一个抡锤击铁钎。钻出孔眼来装上雷管炸药,然后引爆放炮。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日子,是和歌唱家徐恭瑾配套干活。他抡锤时我扶铁钎,我抡锤时他扶铁钎。在空旷阴暗的矿井下,两个老右派到一起,自然是倾吐苦水的最好时机。他在社会上留下妻子和小女儿,既担心妻子跟他离婚,又怕小女儿有了继父,因而话题不是他的歌唱业务,就是感叹人的命运蹉跎,间或在劳动休息时,看看队长不在身边便唱起催人泪下的苏联古老的民歌:

    草原望无边

    路途遥又远

    路上一车夫

    饥寒快死去

    告诉我老婆

    再不能相见

    结婚的戒指

    请你送给她

    矿井拢音,歌声雄浑,沙哑而悲壮的回声,经久不散。我常常在他的歌声中潸然泪落。紧闭双目,靠着凉冷的井壁想自己的心事:母亲额头上的皱纹,小儿子的笑靥,妻子因消瘦而塌陷的两腮。曹队长的消息当然是可靠的,但她究竟到哪儿去服劳役呢?她那弱不禁风的身体,又能干些什么活儿呢?我不存在徐恭瑾的犹豫,我们俩双双身陷囹圄,命运像一条苦藤把我俩紧紧地捆在一起,在整个北京市也算绝无仅有的一对苦瓜了。

    “你的命运比我强一点,到底是一个人进来的!”我说。

    徐长叹一声:“各有各的难处!”

    “你妻子不是没提出离婚吗?”

    “还没到那一天,那一天一定会来的!”

    “她善良吗?”

    “就是她有菩萨娘娘的心肠,在这个年代也会变得冷酷起来。”他说,“到那一天,我不会怨恨她。时代每天制造着生离死别的悲剧。”

    “你没死,你说得很好。”我内心充满苦涩地为他解忧。

    “好?谁知道这纤夫的纤绳要拉到哪年哪月!”

    “唱支《船夫曲》吧!”

    于是“用力拉,使劲拉”的宽阔而深厚的歌声,从他喉问喷发而出。我嗓音不好,但酷爱音乐,陪他一块儿唱这首歌。每当此刻,我就觉得自己真像是一个背纤的纤夫,拉着一条沉重的木舸,在积满泥沙的古老河谷弓背弯腰而行。古俄罗斯的纤夫还有伏尔加河为他抒解忧闷。古老黄河的纤夫每天还能听黄河的一路诗歌。这儿无曲无歌。由于埋有矿藏的山皆为秃山,因而这儿没有一棵绿树,山上也不长青草,春日到来之际,难以觅到任何一朵报春的野花。有的只是岗楼、铁丝网和到处书写着的“认罪守法前途光明”一类的标语。每每从岗楼下经过一次,都要先笔杆条直地站好,向持枪警卫的士兵喊一声:“报告班长。”然后说明通过岗楼的原因:我去打饭。我去队部。我去打水。我去取劳动工具。我去……

    八个小时钻在山洞里抡锤打眼,头上不见青天,洞内尽是龇牙咧嘴的石头。有一次,我和徐恭瑾钻石打眼,由于采石的角度需要铁钎自下向上倾斜,因而铁锤也要由下向上击打。他扶铁钎,我抡大锤。这是一种高难度的劳动技能,我一锤打上去偏离了钎帽,铁锤一下子打到徐恭谨的额头上,鲜血顿时淌了下来。他面色苍白地倒在石壁上,我先是用手绢为他捂住伤口,然后叫几个人来架他上了医务所。医生给开了工伤假条叫他休息几天,他硬是头上缠着绷带,重新返回井下。

    矛盾!劳改队的知识分子几乎都陷入这种矛盾之中:一方面觉得自己冤枉,是政治高压把自己送进了大墙;另一方面在劳改中又显出极度的虔诚,想争取提前走出大墙,幻灭感常常上升为一种希冀,希望早一天从专政对象还原成公民。我自己也不例外。我有脚气病,一次在赤足装卸木料时被病菌感染,一只脚肿得像大馒头一样。医生给我的肿脚涂上药膏,缠上绷带,我便拄着一根木头棍子,一步一挪地走上了劳动工地。曹队长逼我回宿舍休息,我就是不回。几十年后回首当年的这种现象,既有50年代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潜影,更有几千年知识分子传流下来的奴性思想基因的影响,总是想通过”逆来顺受”,而最终达到解脱痛苦的目的。

    知识分子大脑是发达的,而对迷茫的现实,常常不如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氓爷,更能剖析现实。他们常常对我们的这些痛苦挣扎流露出鄙薄的神态,并编出顺口溜,讥讽我们说。

    好好干

    闲扯淡

    你有千变万化

    不如政策一变

    意思是说,政策不改,你就是肝脑涂地去苦熬自己,也是白搭。如果政策变了,你就是随大流,也能坐上“解放”牌大汽车。这种“反改造”的顺口溜,不久便得到了证实。我至今仍记得,那大会的召开是在1961年的5月25日的上午。全体成员集合于队部前的一块空地上。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会议,但是那阵势显得与往常集合不同:矿长来了,管教股长来了,劳改队长来了,内勤干事来了……矿长的开场白告诉我们:今天是对全体犯罪分子,宣布劳教期限。

    平日集合,喧闹不止;今日开会,鸦雀元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条例规定,劳动教养属于最高行政处分。行政处分这个词汇,在哪个国家都和法律这个字眼无关,但铁丝网、岗楼、刺刀,从押送地土城一直到营门,紧随我们形影不离。因而,在这里服劳役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词儿名实不符。犯人进监时要蹲下,我们在土城就学会了蹲下;犯人都称代号,我的代号是273,犯人见战士要喊“报告班长”,我们也是照方抓药;犯人监号夜里不闭灯,我们也不闭灯……难道“行政处分”的内涵,应该是这些吗?当然,“劳教”和“劳改”形式上还是有表面区分的,一不强制你剃光头,二每月零用钱比正牌劳改多上十几块,这些都是表层上的差异,而骨子里却和劳改划了等号。偶然碰到来矿山的老乡,他们直率地叫我们“劳改犯”或“二劳改”。

    尽管如此,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劳动教养”期限短一些。所以,肃静的会场上,都在倾听着命运的宣判。宣判期限的干部是管教股王股长,他宣布的顺序是半年、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半年为最短期限,三年为最长期限。半年、一年的名单很快就念完了,还没有念出一个右派的名字。到此,营门的十几个右派面面相觑,都知道自己是获得最长劳改期的人了。这真是“好好干、闲扯淡”的具体验证。特别亵读法律的是每个人的劳改期都从即日——5月25日起计算,那么在“土城”和在营门服劳役的半年时间,算白搭。噢!原来法律是根儿童玩耍的猴皮筋,愿意拉长则拉长,而这些据说是经政府政法部门审定了的,由执行法律的劳改干部宣布它,简直是那个年代一幕最荒诞的政法界头头们强奸法律的恶作剧。

    我们这些沉沦社会最底层的右派,本来已被五七年的政治愚弄了;到了底层,又被权法合一的所谓法律,再次强奸。可悲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悲凉,还幼稚地推算着:三年,不过1095天。苦苦熬过这些日夜,就可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了,就可以从另册公民还原到正式公民了。这真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无知,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的人们一经有了“前科”,就别做再想回到伊甸园的梦。那“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将永远把“另册”人员打入地狱。

    会后,几个老右偶然在厕所或工地相遇,一边抨击已服劳役的时间没被算到三年期限以内违反天理,另一面又庆幸到底有了个盼头,觉得这是“无期变有期”,谁能想到诡辩术还能把“有期变无期”呢!

    老家在上海的右派程海炎,当时正好收到上海寄来的食品邮包,在星期天休息时便叫上我和徐恭瑾到一个背人的墙角去“聚餐”,糕点很少,我记得每人吃上几口就吃光了。但在那个年月,仅此一点已经属于违反改造条例的“彼此拉拢”了。

    程海炎生性浪漫,他对形势分析说:“三年后,我们单位可能派人把我接回去!”

    “是不是用小卧车?”我挖苦他。

    “部里工作需要我!”

    “你比彭德怀还重要吧!”徐恭瑾持悲观调子,“别说缺了你一个翻译,就是缺了谁地球也照样转,小道消息说彭德怀倒了大霉,中国这列火车不是也没翻车脱轨吗?”

    “党的政策明明白白写着‘既往不咎’么!”程海炎仍然固执地申辩,“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写在《人民日报》社论里的!”

    “借你的吉言吧!三年后,但愿我们都划到可以团结的范围以内!”

    三个老右不能在一起久聚,程海炎把点心渣子往嘴里一扬,我们各回各的宿舍去了。劳改队的星期天是最最无聊的时日,没有书看,没有棋下。年老一点的多在炕上缝穷,把衣服补丁补得层层叠叠,因为天天跟矿石打交道,费衣服费鞋;年轻的“哥儿们”,则躺在土炕上侃大山。内容不出两个内容:一吃——聚在一起精神会餐,从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到西四牌楼的炒肝、东四牌楼的豆腐脑,一边谈着一边蠕动着喉头,把馋水咽下肚子去似乎也是一种精神享受;二色——流氓对女性的专称为“圈子”,他们谈女人的胸脯、屁股、大腿……语言下流淫秽,不堪入耳。所以每到星期天,我常常坐在房檐外,眺望铁丝网外的青山,如果是晴天,从这里南望,能迷迷蒙蒙地看见长城。往西看是山,往东看是山,往北看还是山,使人倍感天空之大,生存空间的狭小。据这里的一个老号告诉我,在劳改部门,他到过一个特殊角落,那儿是男囚和女囚的精神病院,里边关着一些男疯子和女疯子。有一度他曾在那儿值班把门,一天管女疯子的女劳改队长跑来求援,她说有一个女疯子用扫帚沾上黄屎,满院子追打同伙,连女队长也不敢接近她。这个老号进了院子就吓了一跳,原来这个女疯子浑身一丝不挂,高扬着手中的屎扫帚,追打着犯有精神病的同伙。见此情景,他退了出来,但女队长对她无奈,还是命令他去把她逮住,这老号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去干这份差事。几经折腾,那女囚虽然抹了他一身臭屎,但他终于从身后拦腰抱住了这个犯有疯癫症的女囚。那女号自己也弄了一身黄屎,她被几个人强按住,穿上了精神病患者穿的紧身衣,绑在特制的床板上了。她叫着。骂着。当她折腾得没劲的时候,就反复唱那支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这时,那女劳改队长才告诉他:“甭理她,这是个极端反动的臭右派。你的任务完成了,可以走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讲的那个疯癫了的女右派,使我本能地想到了妻子张沪。还没有被送进“大墙”时,她已经自杀过一次,她能经受得住劳改队的种种精神煎熬吗?!

    直到夏天,母亲拐着那双缠过足的小脚,带着刚满四岁的小孙子,来营门探望我时,才带来我妻子给家里写的信:她被送往天津北茶淀(即清河)农场去了,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无力出工干活,每月吃21斤口粮,在病号组养病(见她发表在《人民文学》1988年3期的小说《曼陀罗花》)。她不知道我去了哪支劳改队,要家里转告她我的劳改地点。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笔画绵软无力,看到这封信我的眼睛立刻涨满了泪水。再看看老母亲脸上的尘土汗痕,泪水立刻夺眶而出。小儿子对这些一无所知,连连叫着:“爸爸!爸爸!我可想你啦!”我抱起他来亲他脸蛋时,竟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不是指我而言。我懦弱,我善良,我不是铮铮男儿汉。老母亲和小儿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使我的理智堤坝完全崩溃。

    陪她一起来的是我的姨兄,他叫张玉华(1985年被一辆拖拉机碾死),共产党员,北京市的劳动模范。从我和妻子划右派后,他就成了我母亲的生活拐棍,这天他背着大包小包的衣物和食品,陪我母亲到营门。他们是按曹队长告诉我的那条路线来的,康庄下车就遇到了往返于营门铁矿的矿石车,好心的工人师傅体谅这一老一小的艰辛,把他们让进了驾驶室里,并一直送到了矿山的招待所。

    当时正值中午收工时间,我身穿工服,头戴柳帽走进了接见室。内勤干部严队长看见我进屋,先来了一段开场白:“你母亲和表(姨)兄来探望你了。第一,食品带得太多,每人限二斤,他们带来有十多斤,要动员他们带回去一部分,这是纪律要求;第二,要向家里人汇报你的改造成绩和不足,让家庭也督促你尽早地抛弃反动的右派立场,成为自食其力劳动者中的一个分子!”

    接见的屋子是里外套间,严队长坐在外问屋的一条长凳上,面孔严厉地监视着母子的会见。当他听到我抱起小儿子“哇”的一声哭了,便从凳子上站起来训斥我说:“这叫什么话,你哭什么?哭就表示你感到委屈,是不认罪的表现。再哭!停止接见!”

    我老母亲忙向队长解释:“他想小儿子了!”

    “这话没有阶级观念。”

    我姨兄忙上前打圆场说道:“队长说得很对,接见是喜事不能哭。姨弟,给你——”他塞给我一块手绢,强作欢颜他说,“三姨,你看维熙劳动半年多,脸胖了,身子骨儿可结实多了!”

    多亏这时候曹队长来了。他让严队长去吃午饭,他顶替了严队长的角色,进到屋来就喊了声:“大娘!您这么远路来看儿子,可辛苦啦!您孩子在这儿表现很好,用不着挂记他!”我母亲的神情还没从严队长的训斥中解脱出来,曹队长摇摇桌子上的暖壶空空如也,便说:“这么热的天不喝水还行!你先去打一壶凉开水来。”

    奔向锅炉房的路上,我长叹了一口气。我骂我自己确实太缺乏男人气了;当着那位黑脸阎主,一个男子汉应该把眼泪咽下肚子,把感情的寒暑表,降到零下负数。我没能做到,结果招来一场他对老母亲的训斥。我感到自己又做了一件有愧于苦命母亲的事情。

    打水归来时,曹队长已然不在屋内了。不一会儿,一个勤杂工端来几个馒头。一筒打开的肉罐头(当时矿山干部吃这种肉)。一大海碗菜汤和四个饭碗。我心里明白,这是曹队长吩咐下来的。我见过来这儿探亲的家属,吃的倒是干部灶伙食,但需要自己到食堂去买。除非是公安局、劳改局出差的来营门,才能受到如此的待遇。

    这是我在半年多的劳改生活中,第一次和家里人吃的一顿团圆饭。四缺一,少了我妻子张沪。饭罢,严队长再没有到这个接见室里来。因而我母亲来探视我的时间,得以延长到下午出工。哨声响起之时,曹队长又来到了接见室,告诉我两件事:一,超规定的食品不必叫老母亲带回去了,省得伤老人的心;二、老母亲来一次不容易,叫我多陪一会儿再来工地。

    我母亲非常感动,我也十分激动。在劳改队这是破例的照顾。我母亲督促我立刻去出工,我有些犹疑,因为下次见面不知在什么时候。但在我姨兄张玉华的劝说之下,我匆勿亲了小儿子脸蛋几口,带着大包小包,通过必须经过的岗楼,把东西放回监舍。然后,大步流星地直奔矿井。

    当天下午,我母亲带着小孙子搭乘矿石车走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既给我留下了安慰,也留下一片灰色的惆怅。在矿井口,我遇到了头戴柳帽准备下井的曹队长,他看到我这么快就奔赴矿井,似有什么事情要对我说。我和他并排顺斜井而下,走了很久他才冒失他说了一句:“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母亲。”

    “我可以写信告诉她,您说吧!”

    “算了!不告诉她也好,省得老人悬心……”他欲言又止。

    限于我的身份,不好向他询及究竟是件什么事情。但从他这句话的意向上去分析,可能不是一件吉利事。过了不久,矿山到处传播着一条小道消息:工业要下马,营门铁矿要关闭了。

    可靠吗?

    去哪儿?

    死寂的矿山,喧嚣浮动起来。大家惶惶不可终日地猜测着议论着。劳改队长只当充耳不闻,既不承认,也不追查谣言。于是这些罪犯们认定:挪窝儿的日子不远了……

    本来劳改队的流动性就是“大回旋”的,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中,我换过十几个落脚的码头。但是离开营门的转移,确属“工业下马农业上马”之缘故。盛夏时节,在噪人耳鼓的蝉鸣声中,我们奉命收拾行装,像在土城一样,这群“五毒”将转移到哪儿,我们是不得而知的。

    眼明心快的刑事犯老号作出预测:这回他妈的要远离北京城了。你看,从矿山的机电设备到伙房的蒸锅和笼屉都装上了卡车,或许他妈的是到漫荒野地去开辟新劳改点吧!

    行前,几个老右聚在一块也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去哪儿不是我们话中的主要内容,几个人窃窃私语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经济的大滑坡。大跃进吹牛皮的神话已经破产,大炼钢铁的超英赶美更是新的“天方夜谭”;由于这种“杀鸡取卵”的狂热,已经破坏了工业的生产秩序,特别是扼杀了农业腾飞的生机。工业下马,农业上马之举,可能意味着中央头头发热的脑袋瓜,开始恢复正常。会不会对“反右派斗争”也回看一下呢?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卡车长龙的前端,有押车的武警,枪口对着后边。卡车的最后边一辆,也是武警车,枪口对着前边(小说《风泪眼》中有详细描写)。夹在中间的是罪犯们的卡车。在车上灌满耳朵的除去风卷黄尘的呼啸声之外,就是连连的惋惜声:

    “这回完蛋了!劳改农场的定量要比矿山少20斤呢!”

    “再也吃不上52斤的口粮了!”

    “他妈的,粮食不好吃,就去捋草籽填肚子!”

    “天无绝人之路,到地方再说。”

    到了康庄,卡车并没停下而是一路南下。在一片乱哄哄的猜测声中,卡车驶进了土城。阔别了半年多的土城,依然如故,但绿了垂柳,绿了菜地——我们告别土城时正是万木萧条的严冬,这多少给这群重返土城的归客一点视觉上的差异。

    土城原是收容所,在劳改系统的工业落潮声中,这儿又充当了中转站。那一座座陈旧破烂的帐篷中,不仅仅有营门来的人,还有从其他劳改队来的同类。比我们早几天到这儿的人,已经得到了队长口信,全体成员一律发往兴凯湖。那儿大草甸子连着天,正等着服劳役的罪犯去开发哩!

    哪一壶不开专提哪一壶,几乎所有成员都怕去兴凯湖,这口厄运算被我们碰上了。我以沉默对之,而那些刑事号对此事却如热锅上的蚂蚁。曹队长出乎人道精神索性告诉我们给家中写信,争取能在此行前跟家里人见上一面,我怕老母亲在见面时承受不了这重大刺激,便在明信片上委婉地透露了一点将要远离北京的消息,让老人精神上有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以免为此而突然晕倒在接见场地。尽管如此,那天一见面我就看见老母亲哭肿了的眼泡,老人接到那封明信片后,想必经受了几个不眠之夜的折磨,她身旁站着我的小儿子从众,他戴着一顶布制的大檐遮阳草帽,帽子下一双大眼睛专注地望着我,那神情已不像去矿上看见我时那么欢快,四岁半的小小人儿似乎知道了他这个右派爸爸,要到离他们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因此那双童眸里流露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家属来探视要排队进行登记。当我母亲出现在登记的桌前时,曹茂林若有所思地看了我老母幼子一眼,便朝我走来。他把我叫到一个僻静的墙角,低声对我说:“情况发生了变化,凡属犯右派罪过的,都不去兴凯湖了!你可以告诉老人家。”

    “为什么?”我按捺不住欢欣之情,大胆地问道。

    “你们去那儿,管理起来不方便。”他有所保留地回答我,迅速折身而去。

    我马上明白了:当时中苏关系已日渐紧张,兴凯湖地处中苏边界交壤处,把这些政治犯弄到那儿去,上头认为显然是有失妥当的。郁积我心中的愁云顿时消散,欣喜的程度近于发狂,所以当我出现在我母亲面前时,没等我母亲哭天抹泪,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她这个消息。

    最初,久处逆境的老人,以为我是故意瞒哄她。她那塌陷的一双干紫眼,把我盯了很久,似乎才判断出我讲的是实话。最了解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破涕为笑地问我:

    “是真的?”

    “这是曹队长叫我转告您的!”

    “怎么,那边怎么还有人哭?”

    “那不是思想犯。”

    她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只有你们不去呢?”

    “您甭问了,反正我不去兴凯湖了,您放心了吧?”

    先悲后喜的母亲,指指身旁的大包裹说:“我连夜给你絮的厚棉裤,不去也带走吧!在漫荒野地里干活,容易得寒腿。”

    母亲领着小儿子走了——那次接见时间非常之短。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吧,我觉得母亲微微佝偻的腰仿佛挺直了一些。人得喜事精神爽,尽管这算不得什么喜事,在劳改单位,却也算得上不幸中的一幸了。而“一幸”的得来,并非专政机构对落难知识分子发了什么慈悲之心,而是出于对右派比对刑事犯更缺乏信任所致。因而在这一点点欣喜中又深藏了许多难以言喻的酸楚。

    当天晚上,我找到住在另一个帐篷里的徐恭瑾。我们在营门有着劳改的情谊,我那失手的一锤,给他脸颊上留下一块小小伤疤。尽管他表示不在意脸上这小小记号,但我心中总觉得愧对了他,因而我把上午得知的绝密新闻悄声地转告给他。他和我的分析一样,判断出中苏两国的“蜜月”期彻底结束,“离婚”己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当然要防范老右跨过边界投靠“苏修”了。说话时,我俩的心情十分压抑,因为这预示着我们劳改的岁月还很漫长。之后,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曹茂林身上,觉得在劳改单位他是个少见的劳改干部,他内心同情进了“大墙”的知识分子,但又有国徽镶嵌在大檐帽上,使他不敢过多流露自己的心声。他能做的只可能是这一点,但仅仅这一点也显示了他的人格力量。可悲的是,他的心灵也在被镣铐囚禁,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五七年后有良知的人噤若寒蝉,带上假面具,这是为了生存。

    刑事犯不久就开拔了。行前,曹找了几个知识分子分别进行个别谈话。我是其中的一个,他的话虽短却震撼人心:“相聚半年,眼看就要分手了。知识分子在这个环境里一定要自珍、自重、自爱。也许是我的瞎想,终究有一天国家还是要使用你们的才智的!”我们的谈话是站在帐篷外的路灯之下进行的,蚊子在耳畔乱飞,不时要抽出巴掌拍打一下蚊咬,尽管如此,这次谈话的情景,像刀子刻的一般深邃,埋进我记忆的皱纹,使我至今不忘。夜有微风,闪烁灯光下,他那只风泪眼里的泪珠晶莹发亮……

    直到第二天,对刑事犯吹响集合笛声时,我突然想起我存放的“英格表”和“派克笔”,还在严队长手里,便匆匆找到了他。他烦躁地训斥我说:“为什么你不早说?”

    “我忘了,您管内勤应是不该忘记的。”

    他风风火火地检查着存放物品的花名册,又从一个上锁的箱子里拿出“英格表”,叫我签了收条。

    “还有一支罗纹派克笔呢!”

    “来不及找了,你看,那边都集合好了。”他匆匆装起手表收条,回过头来对我说, “到了兴凯湖给你邮寄回来。”

    我讷讷地站了一会儿,目送着那些刑事犯上车。

    车开了,曹、严等昔日在营门的干部,都随车去了兴凯湖。

    回到帐篷里,心像掏空了一般。是那支笔带来的忧郁?似乎有这个成分在内。这支笔是我写长篇小说《南河春晓》时使用过的,不知严队长是有意还是无心,反正挺刺激人联想的。当然,更使我产生失落感的,是走了一位有良知的劳改干部,和我们心灵相通的朋友。

    刑事犯去了。

    政治犯来了。

    我至今能清晰地记住名字的有肖乃信(原铁道部工程师)、温承谦(原某工厂技术员)、林盛然(原紫金山天文台搞“数学天文”的科技干部)。其他同类的姓名,因年代久远而忘却了。之所以只记住这三个人姓名,也是不无缘由的。其中的肖乃信,后来和我在一起劳改过一段时间,是个很有意思的右派(见后文)。温承谦是50年代青年诗人温承训的哥哥,我和温承训昔日在北京文联相识,因而我能记住温承谦的姓名。至于林盛然,我所以记住了他,因为他具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苦难经历:他出身贫寒,因其根红苗正被挑中派往民主德国深造,并任莱比锡留学生团支部书记。灾祸是他的堂堂仪表引起的。一个家住西柏林的年轻德国姑娘,对林盛然很感兴趣。有一次便将林盛然带至西柏林她的家中。仅仅这么一次,就铸成了林盛然终生悔恨。他很快被遣返回国,在一个区别于普通拘留所的审讯室,反复追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去西柏林;第二,你为什么又回来了。虽然没有直接询及他是否参加了什么间谍组织,但曲里拐弯他说来说去却正对准这一政治靶牌。林盛然只从违反了留学生不能和外国姑娘谈恋爱的纪律,不断检查自己行为有失检点,但多次检查一律不被认可。就这样,他在一间隔离室被隔离审查了很久,最后并没因无任何凭证而放他回原单位,而是送迸土城劳教收容所。

    林君长着开阔的大脑门,两只眼睛深陷在眼窝之中,是一副典型的广东人长相。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偷愉看着一本有关“天文数学”的书。他感慨地对我说:“学我这个学科的人极少,这一行正等着我去为之奋斗呢!但命运不济,一头扎进土城来了。”我从他枕下抽出来书翻了翻,是一本德文的数学书,便开玩笑地对他说:“小心点,劳改干部不懂德文,会怀疑你读的是一本间谍密码,那你可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他眼神里流露出一片凄惶之情,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对待知识分子呢?我们不都是解放后吃共产党的饭长大的么?现在是把我们当敌人监管起来,你从维熙在五七年想推翻共产党了吗?”

    回答就会勾起心酸的往事,我没作回答。

    “你是怎么看的?”

    “把劲头用在修理地球上,精神上就能有个转移。”

    “那不是向猿猴退化吗?”他有着科学工作者的严谨和认真。在讲到“进化”和“退化”问题时,他引证了许多哲人名言。我在这方面知识浅薄,那些哲人的名字,我都淡忘了,却记下了他思索问题时,那双直对着我的炯炯目光。

    肖乃信和林盛然的生活态度截然相反。他的岁数居这些右派之首,但最浪漫。走路唱,干活唱,休息时也在唱。他个头矮矮,下巴颏已然钻出了白胡子茬,表现得却像个老小孩。他不唱民族歌曲,专爱哆嗦着嗓子唱西方歌剧什么的。有时他还以音乐先知自居,盘问一下徐恭谨西洋声乐方面的问题。在右派群体中,我们都称他为“老活宝”,对此他毫不气恼,豁达地对待这个戏谑性的绰号。一个昔日的高级工程师,如此和常态相悖,使我们都感到惊奇。有一天我俩奉命去食堂给集体打饭,食堂里的窝头不知因何没能按时下屉,我和他靠在荫凉的墙根下闲扯起来,我才找到了他今日变态的生理依据。从他划为右派分子时,家里的妻子和儿女已声明和他彻底决裂并脱离关系。这个打击几乎将他置于死地。当他从死境中重新有了生存欲念,他就强制自己要忘掉昔日的一切,而昔日家庭的欢乐,是他首先要从头脑中驱除的,所以,他一反沉默寡言的性格,成天他说,成天地唱,不让脑袋有瞬间的空隙,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精神变态狂。但作为社会中的一个能呼吸的活人,无法割断往昔,他以欣喜的假面掩饰着辛酸悲楚的内心,以喜剧的形式扮演着悲剧的角色。我同情他——从心底怜悯这个“同类”。

    后来才知道伙房误了开饭时间的原因:日前伙房里出了一桩凌亵女号的案子,不知是伙房里的哪个男号,在蒸窝头时用玉米面捏了一个完整的男性生殖器,蒸熟了以后故意送到女号那边去。女号发饭时惊叫起来,便找来女劳改队长控告伙房。刚才伙房正在开会,追查制造这个模拟性器官的元凶哩!

    “混蛋——”肖乃信提着菜桶,走在归途上愤然地骂了起来。

    我只是低头苦笑着,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让我们和这些臭流氓吃一锅子里的饭!”肖乃信的破锣嗓子很响,“这是我们的耻辱。我抗议——我抗议——”

    我制止了他,但我尊敬他的这声呐喊,只有在这一刻,他才还原了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他皱着眉头,瞪着眼,唇边粘着白色唾液、严然像个凶神一般。

    吃饭之际,几个老右议论着这件事。有人说这是原始的生殖崇拜!有人说车道沟里的王八身上驮着的圆帽石碑,也是男性生殖器造型。还有的人说,列祖列宗的石碑也是这么延续下来的,说明×是人类得以繁衍的老祖。肖乃信对这些议论十分恼火,他说:“是不是土城把你们都同化了,按你们的说法,那男流氓应该做那个‘玩艺’了?堕落!这是堕落!”

    没有人和他争辩,因为他有着绝对的固执。明明身子已全部掉进了井里,脑袋却想留在井上。他想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高,因而将嬉笑怒骂集于一身,这也是他特殊的精神平衡术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