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的整休很快过去了。在这两天的时间内，我们沉浸在清理个人卫生。与新相识的交谈之中。乐天也好，悲天上好，新相识的新面孔，总是诱惑着人的求知欲望，希望能知道新同类们的彼此情况。在中写到过的陆丰年君来了。过去，他用缺耳铝锅煮食 “三毒”，曾经去过了一回阎王殿。这次，他幽默地对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和我过去在一个分场，面孔是熟悉的，因此并不算新的相识。在休整的两大时间内，除了与 “摇头右派”刘君结识之外，还与我的学长——比我高几个年级的校友赵岳相会在三畲庄。
应该说，那是一次使我心碎的见面，在我摘取洗净的衣服时，我看见一个身材消瘦得像竹竿一样的人，低着头在寻找什么东西。那地方是昔日武警部队撤离这儿时，留下的一越垃圾；此时尽管已不是炎夏，但那一堆破烂东西，仍然发出一股呛鼻的气味。最初，我并没有留意他究竟在找什么，后来我才发现他蹲在垃圾堆旁边，嘴和腮都在不停地蠕动着。我立刻明白过来了，这又是一个饥饿后遗症患者，在垃圾堆上寻找可以进口的东西。由于这些镜头，我已习以为常，便想从旁边夹着衣服走过去。
他大概是刚刚发现我的存在，便朝我走了过来。他一只手拿着半个干瘪的。上面沾满了污痕的茄子，伸出另一只手来跟我握手：“我叫赵岳，是你的校友。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过去是青年作家，而我只是个无名的教师。”
寒暄过后，我认识了这位学长。
“这东西都变了色了，你不能吃。”我说。
他像没有听见我的话一样，依然像嚼牛皮筋那般，啃着那个干巴茄子。看他的神态，与老校友谈话，虽然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往嘴里填塞东西。他本来就瘦得脸如刀条，嘴巴尖尖，他使劲嚼动茄子时的形象，让我想起了在中学动物课本上，看到的老祖宗类人猿嚼食浆果的图形，只是我们这位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手中的食品远没有老祖宗采食的野果新鲜。
我面对面地望着这位曾是为人师表的学长，真不知道他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他跟我来到我住的屋子里，直到嚼完了那根茄子棒儿，才对我说：“看样子，你没得过浮肿病，我浮肿最严重的时候，连两腿之间那个‘玩艺’，都肿得像一充了气的蔫黄瓜。浮肿病的医学解释是什么我不知道。按着我生活中的体会，它起源于饥饿，发展于脂肪和维生素的匮乏。饱汉不知饿汉饥。学弟，你现在是没有动笔的权利了。你如果还没被打入‘地狱’，我要是动笔来一幅自我素描，你是不是会说我‘戴着有色的眼镜，有意丑化社会主义？’学弟，就是将来你有朝一日，有了再拿笔的日子，你要是把我刚才这一幕描上一笔，人家会不会说你反动立场不改？”这时的赵岳似乎才从饥猿还原成了知识分子，伸着麻秆般细长的脖子，跟我谈起真经。
我不知道对他说些什么才好。但这位学长赵岳，对待一切事情，就如同对待垃圾堆上捡来的那半个茄子那么认真，当着那么多同类，又对我说道：
“喂！有朝一日，你真的又能拿笔杆子了，你有没有胆子，把我这个知识分子的丑态也描上一笔？我不怕丑，一个往日拿粉笔给学生授课的老师，在这个年月，满地抠冻茄子吃，当然其貌不扬。学弟，你就撒开了欢地写，让历史记住知识分子变成饿死鬼的年代——我不又成了另一个正面教师了吗？！”两边大炕上的同类，都被他说得笑了起来。
“不知死的鬼，梦倒是不少。”北炕上的陆鲁山，甩过了话来，“依我看，无论你过去是龙还是凤，都准备在这儿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当一辈子‘地球修理工’吧！”
我无法知道陆鲁山当时是喻意我，还是什么别的人；但我知道他绝不是指赵岳而言。因为在劳改队中，像赵岳这样的普通教师为数不少。陆鲁山的话，绝不是针对他说的。我和陆鲁山相识于茶淀，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极端的悲观主义者——在靠近埋死人的586坟场附近的大苇塘干活时，我们曾谈过不少心里话（在中，我己然写到我和他之所以谈在一起，首先因为我们俩都是独子，而且都是从小丧父，母亲养育我们成人，历尽了许多苦难）。五七年一声霹雳，我们都成了“另册公民”，因而命运极其近似。在我的记忆中，他性格十分固执，非常任性。他喜欢哼唱俄罗斯歌曲——特别爱唱列宁被流放时喜欢唱的《三套车》。此时，他发表了命运咏叹调，两排大炕上的欢悦气氛，被他扫荡一空。
赵岳连连摇着他细脖子上的脑袋：“行了，只当我什么也没说。人总是活在希望里，我都快成饿死鬼了，可我仍然没有放弃做梦。”（这些十分逼真的生活细节，我本来早已忘却；在80年代初，学长赵岳特意来到我家忆旧，告诉我不能忘记在苦难历程中、知识分子的种种扭曲生态。）可是正像陆君所言，第二天我们开始劳动的项目：编织我们监舍四周的铁丝网，便使我们昏昏然的心境，第一次吞噬冰砣。
头天晚上，董维森教导员召开了我们到三畲庄之后的第一次训政大会。他的态度虽然十分温和，但是仍然不失专政与被专政之间的距离。他说：你们来到这儿，已经两天了。我不想在你们下车伊始就胡乱他说上一通。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尽管文化层次有很大差异；但总起来说，你们都是文化人。经过我这两天的观察，恕我讲话直率，你们中间的有些人，真让我感到失望。接着，他例举了许多事例，我能记得下来的，有这么两件事：一、董教导员例举了赵岳、徐继和满地找脏东西吃，有失知识分子的自尊自重；二、他说调我们到这儿来，当然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关，自暴自弃不好；但是梦想天上掉下馅饼来的事，也不会发生。会议最后宣布：明天的劳动项目，在我们的驻地四周，编织铁丝网。
刚刚散会之后，被点名的徐继和就追上了董教导员，他对是否编织铁蒺藜毫不关心，而是解释他为什么要到处寻食。
他说：“教导员，我是大肚汉——我饿。”
董教导员摇摇头：“你们的粮食定量，已经够高的了。你们到来之前，场里特别研究了你们的伙食，要让你们吃饱吃好。”
徐继和拍着他自己的肚皮，继续与董教导员纠缠：“您看，对我们这些‘总感觉吃不饱’的人，能不能多给点定量？”
“你是学什么的？”
“报告，我过去是学什么专业的并不重要。我的肚子总吃不饱，涉及到我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您想，这话没有错吧！”
我们围观的人都为这个不知死的鬼，冒出这些话来而心惊。道理很简单，尽管三畲庄不是茶淀，但劳改单位都是一家。徐继和这副玩世不恭神态，能不激起劳改干部的火气来吗？可是董维森并没为此而动肝火，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徐继和之后，反诘他说：“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人的饥饿是不是与吸烟存在着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呢！”
“没有关系。”
“那可就怪了，我昨天隔着窗子，看见你在那堆垃圾旁边，不仅找吃的，你还在捡烟屁股抽，这也是因为肚子空吗？”
“这……”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你们知识分子应当自尊自爱。”
董没有再多说什么话，转身离我们而去。
由于有这个令人难忘的场景，我认识了徐继和。他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来自南方某省，据说，在校时曾是个优秀学生。几年的劳改生活，饥饿后遗症使他没了知识分子的体面，更没了书香气质——他在后来，每天光着脊梁，腆着个外突的大肚子，在劳改大院晃晃悠悠，像只土里刨食的大公鸡般地寻找着各种能充饥的食物。第二天，在编织铁丝网时，徐继和的表演，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家的话题之一。树林子大什么鸟儿都有，指责徐行为的有之；赞美徐行为的亦有之；但最多的同类，是同情徐的饥饿后遗症的。第二个话题，自然是铁丝网的铁壁合围。原以为成了自由人的我们，面对着那一根根木桩和满是毛刺的铁蒺藜，心里非常不是滋味。有人在悄声诅咒，不知道是在诅咒自己，还是在诅咒那个年代，但大多数同类在作茧自缚中还在自我解嘲：
“这是例行公事。”
“铁丝网不说明什么本质问题。”
“我给大家打个比喻，这就好比进了大学要戴校徽一样。”说话的是俄语学院的郭愕权，“就是明天给你自由，今天你也要戴着劳改队的标志。”
郭愕权是湖南人，遇事总是争先表态。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心直口快。内心没有遮拦的人。在火车上为我们讲解团河宫历史的曹克强，戏称他是大学生中的“娃儿”。“娃儿” 有娃儿的快乐，他可以把人世间的苦恼化解为零。他有过这样的一句话：“你成天愁眉苦脸也是活着，高高兴兴也是活着。专政单位并不因为你是林黛玉，就把你放了出去。”基于这种认知，他一边编织着铁丝网，还一边唱着我听不懂的俄文苏联歌曲。
我沉默无言。在无言之中，怀着一种比同类更多的苦涩和浪漫。王蒙、邵燕祥、刘绍棠都有亮相的作品问世，难道我就真的是一具文学的死胎了吗——尽管张沪视若为海市蜃楼的现象，但这种现象依然闪烁着诱人的光环。我原本以为我的文学天赋，已然在修理地球中消失，但是在编织铁丝网的劳动中，我居然开始了编织小说的梦幻。一边作茧自缚，一边梦想蛹化为蛾，这种若同南北两极的对立事物，在我身上出现了惊人的统一，这大概属于中国知识分子所独有的现象。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屈原老先生，虽然两次被贬，但仍不忘思楚——这可以算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吧！
那铁蒺藜上的尖刺，是很扎手的。我就是在一边干着这个活儿的时候，一边编织我的小说的。由于事隔多年，我已难回忆起其中的细节，但故事的主要脉络，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楚——它不过是仿照那个年代的文艺模式，构思了一个与我的生活距离十分遥远“客里空” 的故事——似乎是有一个名叫彩凤的女娃，在杜鹃声声五月天里的插秧比赛中，战胜许多男娃的故事。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彩凤打擂》。这就是我在作茧自缚的第一天里的行为记录。不能小看了我这一天的心路历程，它至少说明我身上屈老夫子的印记极深，不切实际的梦想，比一般同类要根深蒂固（今天我在自拷：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想到表现我们这个落难的群落？）。
在我的记忆中，在那一天另一个沉默无言的角色，要算是与我为邻的郑光第了。他的沉默，与我大相径庭——这是在几年之后，他以他十分勇敢的死，我才认知了的。这个来自北大物理系。体态纤弱的学子，在初到编织铁丝网的过程中，不小心被铁蒺藜刺破了手指，还流下了眼泪。在我及我的同类眼里，他是我们当中最为娇气的一员，不然“林黛玉”的绰号，不可能落到他的头上，正因为他在男儿国中有着某些女性的气质，他的手指被扎破之后，立刻有几个同类争抢着为他包扎。表面上看去，这只是相互之间的关心，并不包容什么其他更多的内涵——但是今天以历史的长镜头，回眸众多同类对郑光第之所以如此关心，其中深埋着人性的东西在内——那就是男儿国里大冷寂了，许多“亚当”受心理本能的驱使，无处宣泄的青春情慷，便不自觉地向不是夏娃的“夏娃”倾斜。
记得，当时一位与我一起打木桩的同类（请原谅，这属于隐私，我必须略去他的姓名），就对在我身边干活的李汰伦直言不讳他说：
“我常常手淫。”
我当时几乎难以置信。在大饥饿年代，他的身体本来就弱不禁风，怎么能有这种行为呢？当时，因为我和他俩不在一个小队，彼此之间十分陌生，不太好开口询问这一问题。但是他们俩对于这一问题并不回避，李汰伦喜欢拉小提琴，而那位自白者，来自于文工团，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爱好，因而说起这些话来，彼此没有间隔（李汰伦平反后，与我同住在团结湖小区，当我们共同回忆往事时，他提醒我除了肚子的饥饿之外，在当时的男儿国中，普遍存在着生理本能的饥渴）。那个文工团员对李汰伦的直白，其实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只不过他把深藏在这个知识群体中的另一种焦渴，给公开化罢了。当时，还流传出一些同性恋的奇闻，一个来自石油学院的何某某，与来自清华大学的刘某某，为了另一个高某某，在茶淀农场时，曾动过铁锹云云。
因而，在编织铁丝网时，把一个男性看成林妹妹，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性中的一种本能驱使。由于生活中的阴阳失调，中国古代的开篇中“窈窕淑女，君子好述”的那种诗化了的美丽意境，在这里已经化作为乌有——道理十分简单，这儿没女儿河，因而蕴藏在男性大山腹内的地火岩浆，难于找到一个突破口——因而人性的赤裸，在这儿成为一种必然。随着作茧自缚的“鸟笼”的编就，同性之间的变态情痴，也变得更加原始。此种变态，在我的中篇小说《白云飘落天幕》中，曾有过片断的描写——笔者不想在这方面多费笔墨的原因，因为它并非我记忆中最为沉重的部分。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最为本质的东西，是即便已是茧中之蛹时，也还在编织着自己的梦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