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桃花源”中的我及我的同类，没有经受陈野等人去了新疆后的血肉之灾；但是不等于我们对那一段历史，只有表层的开掘。
当时引起我们最大震动的有一件事：园艺队有个名叫符星勋的农工技术员，把他爱人王月娥的妹妹，介绍给农场司机陈长勤。两个人到了快要结婚的程度时，王月娥的妹妹到农场里来，符挽留她当天住在农场，她说回家准备一下婚前的杂事，没有在农场过夜，符技术员以及他的妻子——包括陈长勤在内，谁也没有料到当天夜里，发生了使他们一生也无法弥补的憾事。
王家住在大兴县大辛庄公社黎明大队，家庭成份不属于红五类，她和姐姐大不了属于地、富子女。就在她回家的当天夜里，大队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以砸烂旧世界为名，与无知农民勾联在一起，干了一件震惊全国的惨绝人寰的事件。在8月31日的晚上，王月娥一家六口（她本人在农场除外），以及生产队中所有成份不好的人，被勒令不许出屋，在家中静候。这些农民分别被叫到队部办公室去，便再也没有回来。进门一个，便有人用细铁丝从后边勒住脖子，直到窒息为止。王月娥的妹妹，见父母兄弟都不回来，知道凶多吉少，便一头钻进炕洞里躲藏起来。假如她能借着月黑风高，想办法逃脱劫难，也许还会有一条活路；但是没有想到“文革”凶手，会如此灭绝人性。第二天，她从炕洞中爬了出来，想寻找她的父母和家人。被造反派发现了，当即被处死，与她家中的另外五口，一起填了她家院中的一口枯井。
就在这三两天之内，整个大辛庄公社一共处死了百十口黑五类（包括他们的子女及隔代子女），最老的年过八旬，最小的出生仅有三个月，开创了“文革”暗夜之最。
一夜之间，王月娥没了妹妹；司机陈长勤，死了未婚妻。这么重大的消息，是没有办法保密的——特别是来农场要人的事情，使我们感到人人自危。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再一次发生，农场各队都传达了万一红卫兵来农场要人，不许与他们发生冲突。但是三畲庄没有解禁的老右中，已经丧失了耐心的人，说自己已然活到头了，来了就打，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王月娥还是个家属，不过是成份不好，若老右被要出去，就更没有活路可寻了。
在半个月后的一次休息回家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母亲。她连连表示感谢上苍，因为与那些冤死鬼相比，我们这个家虽然散落为三，但是每个人都还全须全尾地活着。在旁边听到我和母亲对话的儿子，吓得面色如土。他年纪只有10岁，按正常的情况推论，他正是每天与小伙伴嬉戏的年纪；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也开始关心这个家庭的安危了（这是不应有的早熟）。他说：
“爸，前两天街道来人了，说我们不能再住这个院子和这三问大房子了。您看，早晚我们是要搬家的；与其等着让人家轰走，还不如自个儿提出来，搬到能住下奶奶和我的地方去。”
我母亲有些恋旧——因为我们已然住在这儿十多年了，邻居中除个别一半户之外，可以说都是一棵秧子上的苦瓜。院子里的邻居不愿意我家搬走——因为我们一走，不知道进来一个什么户。根据阶级斗争的学问，来的肯定是一户无产阶级；那么全院会因此而失去和谐，一鸟入林，百鸟压音，那日子也不好过。
我有限度地支持了儿子的意见：“妈，能重新上了户口，说明您在这儿没有民怨，全是受了我和您儿媳的牵连。主动提出换一间小房，虽然能落一个态度好，到了这个份上，态度已经不是什么护身符咒了。小众提的全对，但是当前最好是老老实实听喝，让走就走，上哪儿都行；表态表的不是地方，还会惹起别的麻烦。”
我母亲同意我的意见，她说她时刻做好搬家的准备。
儿子又说：“爸，现在我常在屋里猫着，一上街就有孩子喊我‘反革命崽子’，‘地主崽子’……”孩子两眼含着委屈的泪水。
“别惹他们，只当他们是在骂别人。”
孩子还想说什么，我说：“你想想，你要是在那个大辛庄的话，你和奶奶都被勒死了。”孩子被吓坏了，这之后，他夜里常做恶梦。母亲告诉我，她有时被孙儿的喊叫声惊醒，不得不把孙儿的手，拉进自己的被窝，告诉他奶奶在他身旁，让他安心睡觉——每逢这时，一老一小便谁也不能入睡了。母亲为哄他入睡，有时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小时候哄我入睡的儿歌：
狼来了
虎来了
马猴背着鼓来了
狼抱柴
虎烧火
马猴锅里煮饽饽
我一直后悔，不该当着孩子的面，谈起那百十口人的冤魂归西的事情，因为这对孩子的刺激太深了；但在它的负面价值中，也有积极的因素——那就是使他从小学会了忍耐，以应付那个年代的一切恶行。
不久，换房搬家的命令下来了——我没有到大周周未，不能回去帮他们搬家，是街坊的几个同命运的孩子，帮着一老一小，把家搬过去的。待我再一次公休，已然不用再去原来的院子了——这一老一小，搬进了南吉祥胡同十七号一个大杂院里的一间10平米的小屋。那是一间低矮、一年四季也见不到阳光的房子。前面矗立着一座高高的青砖楼，原本为著名京剧演员杜近芳的家宅。“文革”开始以后，其家受到了冲击，不知被撵到了什么地方栖身去了。我家的那间小屋，昔日住着杜近芳的保姆——自从杜近芳（其先生家姓吴）一家搬走，派出所搬了进来以后，在青楼与大杂院之间，砌了一面高墙，以示楚河汉界。由于地下水道不通，到了冬季，那一排低矮的房屋之前，成了一个冰砣堆成的滑冰场。母亲又是两只小脚，曾经被滑倒过几次；不过这对于经历过“文革”洗礼的母亲来说，构不成活不下去的问题。
当时，张守仁（《十月》杂志副主编）住在十七号的对面，曾看见我母亲每天在吉祥胡同扫街；孙儿怕奶奶累着，有时争抢着奶奶手里的那把扫帚，替奶奶赎罪。由于街坊都是陌生人，一老一小的生存状态，不如在原来的地方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尽管儿子从众像只怕猫的小耗子，还是无法逃脱各种欺辱——住在张守仁院子里一个颜姓家中的大小伙子，有一天，没有任何原因，在小巷里打了从众一个耳光。
因此，尽管我没有承受陈野的皮肉之苦，但对中国社会在那段暗夜的理解，也称得上入木三分。昔日，我读过美国记者写的一部名叫《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书，似从其中找到了潜伏在人类灵魂中的弱点——他们极易被一种类似于神示的东西煽情，而一旦这种心绪涌动起来，人性中的恶就会首先扼杀善良——先扼杀掉自己的，然后再扼杀别人的——最后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此时的人，会在不可知的本能驱使下，返祖回归成为非人的某种动物。
如那位姑娘站在老妇身上跳舞；那个监管人员让陈野跑骆驼刺；大辛庄的一百多口人集体死亡……在这种时代黑潮的冲击下，我们在团河的同类，不仅梦碎“桃花源”——而且无资格再在皇城脚下驻足，因为“水晶城”郊，是容不得沙尘的。所以我们一行——无论是解禁的还是未解禁的同类，都于1968年11月8日从黄村上了火车，重新回到老巢茶淀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