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就停止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思考——因为我也变成了一个两条腿的动物。
元旦刚过，农场总部抽调各个分场的劳力，集结于茶淀镇的东部，去疏理开掘海河流向农场的入水渠道。这是要挖几十万方土的工程，因而全场总动员，必须在春耕之前，拿下这个水渠，以解决春天稻田的用水问题。
那是我劳改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日子。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冷，进入腊月滴水成冰。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刻，被卡车送到工地来的。那儿没有房子可住，一律住在高粱秆糊泥巴的简易工棚里。为了按时挖通水道，几千口子人马24小时昼夜车轮大战。我被分在夜班，劳动项目是与一条牛为伍——把挖出来的河泥，用牛车运到百十米远的地方堆山。由于道路泥泞难行，没有办法用大胶轮车，便用牛拉小平车运泥——牛在前面走，我在后边扶着两个车把，充当驾辕掌舵的工具。
牛比我累。
我比牛轻。
但是人不能与牛相比，俗话说：十九条汉子一条牛。经过几年的修行磨练，我自认为是个并不畏惧劳动的人，但是在子夜以后，我的双腿便开始发软，两只手几乎攥不住那冰冷的车把，但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人和牛结成了死对子，谁也离不开谁，也只有强打精神，支撑到天亮。
记得是一个落着鹅毛大雪的夜晚，由于厚厚的雪层淹没了小车的车辙，我无法辨认车路，老牛拉车走到一个深沟的旁边时，车轮一下滑到了沟里，一车泥翻在那儿还是小事一桩，我被车把狠狠地打倒在地，一只车把，不偏不倚地捅在了我的右侧肋骨上，一阵钻心的剧痛，使我几乎失去了知觉。老牛在那个夜晚得以歇了歇腿——因为人们把我架回了柴棚。第二天，我强忍着剧痛，步行去了设在总场附近的公安医院，照片的结果显示，我的肋骨折了一根。医生开假一周，队长没有叫我回到分场去休息，而是留在柴棚中养伤——这倒也好，一直与我没有见过面，昔日在魏家胡同同住一个院的王金柱，到柴棚来看我了。
王金柱体壮如牛，见了面就叫我大哥。他说他在东区，与我离得太远，不然早就来看我了。不知道他是从哪儿知道我与何大拿酒醉后殴斗的事儿，声言要为我拔冲（打暴不平之意），好好教训教训那个臭贼。
我说我没有吃亏。
“我折进来比你早，还不了解你们喝过墨水的文化人！你们在这里边，只有挨欺负的份儿，那有不吃亏的事儿？”
我怕他真在这几千人的工地上惹出是非，只好把当天的情况向他详说一遍。哪知他死活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大哥，咱们里外院住着，远亲不如近邻，何必跟我客气！”
我明白了，他是以他的眼光和经历，来看待知识分子的。我要是跟他讲中，一条驯良的家犬，最后变成了狼群的领袖，他能理解得了吗？！他在东区有“戳天一柱”的绰号，从他的思维逻辑上去推断，是不可能认知这一生活哲理的，对他说这些等于白说。因而，我只能十分婉转地劝他不要在工地上干这件事（他声言要断了“何大拿”的一条腿），如果干了这件事，家中的王大娘（王金柱的母亲）是会做恶梦的。经过我死说活说，他才答应先放“何大拿”一马。
我从我的邻居身上，再一次体察到生存竞争中，弱肉强食的法则。因为他与我在柴棚里的谈话，被人听见转告了“何大拿”。“何大拿”在一天的晚上，特意来向我请罪。我明白，他这老耗子，怕的是猫——那只猫就是王金柱（后来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茶淀的监舍倒塌了许多，王金柱用肩膀扛着塌落下来的预制板，让别的成员先跑出房子。但是又有预制板塌落下来，他被一根钢筋穿颈而过，惨死在大自然的灾祸之中。王大娘为此痛不欲生）。
由于这儿聚集了来自全场各个角落的劳改成员，消息比在西荒地多多了。不久，东区与女队有接触的一个同类，给我送来一个信息——张沪离开了反省号。她之所以被勒令反省，因为回北京探亲时，给一个同类私带出去过一封什么信件。她是出于共患难的友情，并不知道信的内容。此为她进反省号的原因之一；其二，在反省号内，她每天画小儿子的肖像，被认为态度不好，抗拒“文革”，抵制改造。所以那次我去看望她时被拒，夜宿停尸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我养病期间，张沪通过队部，又转来一封短信。信中要我为她去汉沽买一副近视眼镜，她戴着的那一副镜片坏了，所以此事急如星火。我当时肋骨之伤，虽然已不太疼痛了，但是要到汉沽还有困难。王金柱为此特地借了一辆自行车，驮着我去了汉沽一趟，除按着度数给她买了眼镜之外，我还在那小城里买了一辆二手车——我劳动需要它，可以节省路耗时间；我去看望张沪也需要它，几十里的路程有它就方便了。同时，我在那个小城的十字路口，第一次看见了一张“黑五类宣言”的小字报。内容不外是对“文革”血腥屠杀的抗议，论述物极必反的道理。当时围观的人很多，但是竟没有一个人出来干预——能不能从这张小字报上看出来一点民意，中国人已经从盲目崇信“文革”，到开始反抗“文革”了？
这张小字报留给我的印象极深，待我又重新与牛为伍的时候，在暗暗的夜路上，我似乎模模糊糊地感到，黑暗快到了尽头。我手扶着小车的车把，默念出雪莱的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遥远吗！这是我在与牛为伍时的惟一快乐，也是惟一的安慰。在历经一个多月的昼眠夜出的劳动之后，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头两条腿的牛。
在返回“582”那天，我没有坐卡车走。我骑上自行车，先去北砖窑给张沪送去眼镜，然后回场。
在接见室，她说我瘦了，瘦成了人干。
我说：“我还会好起来的，你也一样。”
她说：“你又在说梦话吧？”
我告诉她我在汉沽看见的那张小字报。
她说，那还很遥远。
我说。在希望中生活，比在绝望中生活要好。
她神情忧郁他说：“你总是爱做梦。最近我想了想，这倒也好，两个人如果都是一种类型，我可能更绝望了。”
那天，队长破天荒地允许她送了我一程。时值冬尾，我俩穿着褴褛的棉装，行走在无人的荒野。在一棵枯树旁分手时，她从棉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她为小儿子画的肖像。她说她在反省号期间，把一张张用来写检查的白纸，都画了儿子的肖像了——她是为家庭而活下去的，否则她绝不苟且偷生。
我说：“你千万要坚强地活下去，春天一到，就像这棵枯树还会返青一样，我们还会有生命的绿色。”
“在哪年哪月哪个时辰呢？”
我虽然又对她背诵了一遍雪莱的诗，但我当真不知道我们脚下的风雪驿路，究竟还有多远。也许我们的生命真的要像陪伴我的那头牛一样，周而复始地沿着泥泞的车辙，走着无尽的长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