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看病时，与同类姜葆琛邂逅，在劳动之余，便常常到他那儿闲坐。之所以在众多的老右中，我对姜葆琛情有独钟，不仅仅因为他曾带我去见过吕荧，那一面之缘的深情使我难忘；更大的诱惑是他一个人独占一间屋子。当时扩建化工厂厂房在即，他担任着厂房的画图工作，与他谈话周围没有耳朵，更便于彼此谈心。我每次走进他那间屋子时，他都立刻放下画图的圆规和纸笔，与我东拉西扯地谈起“文革”中的种种问题。他人长得虽然清瘦，却很健谈。他的脑门很大，脸又向里凹进去不少，由于反差极大之故，他那外凸的前额与他的凹脸，仿佛他的面部既有高山，又有盆地；他那“高山”中，像是藏着无尽的矿藏——我每每到他那儿，似都能受到启迪。
他已经带着我结识了王继昆和英木兰，在那些接触中，他扮演的只是旁听者的角色，我在当时还不知道他的个人经历。待我职业病中的寻觅得到了满足之后，有一天他对我说： “你是不是有朝一日，想写写这个20世纪的‘花木兰’？”
我告诉他我的文学之梦，早已死了多年。并对他说起《折梦“桃花源”》里的一个个苦涩故事。他不以为然地摇着头说：“干哪行，都有哪行的职业病。比如，我在生理上有‘风湿性心脏病’，按医生的要求，就该少画图，多休息；可是我过去学的是水利专业，从大的范围仍然属理工科的圈子。所以我一走进这间屋子，就像钻进了一个怪圈一般，不动笔纸心里就难受。你又何尝不是这个怪圈里的动物。你刚才说你的梦早已死了，我并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可是你也别忘了古诗中的几句话：‘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不觉得这里边藏有人生和社会的哲理吗？！”
在泥河一样流着的生活中，我麻木了的神经，在葆琛的屋子里，第一次受到强烈的刺激。是啊！我为什么总是想对英木兰的事情探源呢？我说：“也许你的目光入木三分，但是重新孕梦对我并非是什么好事。”
“有什么不好？中国这一段大历史，自然用不着我们去勾勒；可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小历史，谁能比你更有条件描述它？”他用画图的圆规，漫无目的地在纸上画来画去，“比如英木兰，正因为她不是花木兰，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历史的内涵量才更大。”
我理解他所谓的“内涵量”是指的什么东西。他不说破，我也不说穿——因为我们毕竟是初识的朋友。在那种环境中，常常是隔墙有耳，无论是他还是我，我们都知道我们议论的话题，已然切入了政治。所以，只要有人一进他这间画图室，我们便立刻变成哑巴不说，我还会起身告辞。这种出于自我保护和彼此爱护的告辞，正好说明我们的亲密无间。
他有时也到我和张沪住的农村小屋里来，张沪见他面黄肌瘦，有时也给他做点儿好吃的 ——在那个环境中，所谓好吃的不过是烙饼和面条之类的东西。山西人多爱面食，几乎一年到头也不吃一次米饭；我们这些实质上的贱民，当然更没有择食的余地。无论是多高的厨艺，也只是在面食的范围中换来换去而已。我对葆琛的深刻了解，就是从做饭开始的。有一次，他又到我住的小屋里来。正巧碰上张沪晚上加班，不能回到小屋来吃饭，他就挽起袖子，和起面来了。我知道他身体虚弱，便抢过面盆来——他一把推开我说：
“吃你俩做的饭是挺有味的，就是不经饿。”
我觉得葆琛有点儿可笑，因为他对我讲这话时，严然是以一个面食专家的口吻。
“你比我来山西还晚，从哪儿学来做面食的技术？”在他和面的时候，我已看出他和出的面比我们和的面要硬——这是一个专门的学问。
于是他便从和面的话题中，引出了他的痛苦经历。我真是难以相信，一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人，一个风湿性心脏病患者，一个昔日连一小平车芦苇都拉不动的人，却有力量去抗衡 “文革”。如果说英木兰，表现的是一种恬淡中的刚毅，而姜葆琛则表现为抗争中的不屈。他告诉我，他早就来过山西了，吃了不少山西的面食，喝过不少瓶山西的老陈醋了。
“文革”开始时，在一天的夜晚他拖着带病之躯，从天堂河农场逃跑了——不是逃往他的老家张家口，而是一路向南，一直逃到了红土地带的西双版纳原始森林。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已然使他联想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文革”乍起时，反“四旧”反得火葬场尸满为患，姜葆琛的理智已然崩溃。他无法理解他热爱的祖国，何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人斗人、人杀人的场所。他与美学家吕荧是先后被冠以不安定分子，以“强制劳动” 的名义收容进了天堂河农场的。最初他体恤大学者吕荧之苦，为了照顾这位老人，他强使自己逆来顺受；后来他发现自己已无法为吕荧解除任何痛苦，便决心逃离这个劳改农场。
在逃跑之前，他用手里仅有的一点钱，偷偷买了一个指南针（这是准备逃到原始森林时指路用的），并买了不少的压缩饼干，以减少逃亡时的携带负荷。当时红卫兵正在全国大串联，铁路交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他先冒充串联的红卫兵（当时非常方便，胳膊上套一块红箍，写上“红卫兵”三个字，再找一身没有领章的绿军衣穿上，便算有了护身的符咒），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一路上心如揣铅般地沉重，自不必说；无论哪个真造反派发现他，他这辈子就算交待了。但凭着姜葆琛精密的脑袋，早就把可能出现的漏洞，堵得无一空隙。因而在南下的火车上，他一度还成了头面人物。他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应付那些毛头小伙绰绰有余，因而一路平安。只是火车通过黄河大铁桥的时候，他险些露了马脚：他在清华大学是学水利的，而当初报考水利系的初衷，就是怀有治理黄河的宏大抱负的——结果在临近毕业的五七年，就被划成了阶级敌人，使他的满腔热血付之东流。而眼前他成了一个逃犯，正好路过这条母亲河。“喂，你怎么掉泪了？”有一个同车南下串联的红卫兵，质询他说。
姜葆琛当真不知道自己眼睛湿了，只好随便胡说，他的母亲是河南边上的兰考县人，有一年黄河发大水，母亲被大水给淹死了。他所以要拿他母亲堵红卫兵的嘴，因为在一般人的眼里，没有人会亵读母亲，这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当然，他的这些话纯属胡说八道，但是正是这种胡说八道，才使他南行一路平安。姜葆琛对我说：“火车通过黄河大桥时，我是对着黄河流泪了。这一是哭我们的民族，乱到了这个份儿上，那些为毛泽东打天下的勇将，也成了阶下之囚；二是哭我自己，在当初为什么非要报考大学，还学的是水利——知识越多越反动，当一个工人进了工厂，就不会有当右派的事儿了。我的家境很糟，小时候家住在内蒙古准噶尔草原，后来因为家境的变化，母亲改嫁到了张家口，生活上十分困难。我不但不能给她帮助，还要她为我担心。所以，当车过黄河时我的神经失控，不自觉地流出了眼泪……”
“你想逃到哪儿？”我似乎感觉到了，他不是一般的出逃。
“我想去云南。其实当时的红卫兵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借着坐车不要钱的机会，到各个地方去观光的。与我同车的几个中学生，就是去云南大理。我们一路同行，他们把我当成他们的头儿，竟没有一个人，怀疑我是个异类。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我的逃亡信心。到昆明车站，我与他们分手了——我要去的是地临景洪县的西双版纳森林，从地图上显示，那儿靠近中缅边境；我当时想的是偷越国界，离开生我养我的祖国。道理就不用说了，好端端的一个中国，突然在几个月之间，变成了人鬼难分的阴阳界；我虽然有病，可是我宁愿死在与自己的命运抗争之中，也不愿意在囚笼里受罪。”
“我不知道你去过云南没有，那儿土地的色泽都是红的——从昆明通往景洪的公共汽车，每一辆都是超载运行。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我有意识地爬到车篷顶上，以减少与红卫兵的接触。因为快到敏感的边界地带了，我必须小心翼翼；不然的话，一路上的艰辛，都将付之东流。命运之神，还算可怜我这个逃亡者，在历经两天的行程后，我终于到了西双版纳的边缘。在景洪小镇，我买了些防止蚊叮虫咬的药品，并涂抹在了身上；然后在一大的晚上，我闯进了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
“真也怪了，我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病号，竟然有那么大的勇气，敢于走进这原始森林中来。为了逃亡，我事先查阅了一些有关这个地方的书，其中最使我害怕的是一种名叫 ‘见血封喉’的毒树。只要被这种树叶碰破了皮肤，是任何药品也解救不了的。在茫茫黑夜之中，到处都是树，在穿行之中，又不能打开电筒对每一棵树，都细细察看——因而，我只有撞大运了，碰上这种毒树算我命短。压缩饼干很快就吃完了，好在西双版纳的野林中，有叫不出名字来的浆果充饥，短时间内，还没有饿死的危险。最可怕的是那些四条腿的动物，在白天穿越森林时，我常常见到它们的身影，因而当夜幕降临时，是我最为害怕的时候—— 为了躲避可能发生的袭击，我不得不像长臂猿那样睡在古藤织成的‘树床’上。”
“无论怎么说，那几天的时间内，我生活在一种希望之中，希望是战胜恐惧的力量，我是在恐惧与希望的并存中活着的。森林中有许多倒木和葛藤，我的衣服被树枝刮得褴褛不堪，但是指南针在告诉我，我一直在向着南方行进——这么走下去，总是会走出莽林抵达中缅边界的。问题出在一次夜宿于树藤之上，第二天早上，我伸手去掏我的指南针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为我引路的指南针，不知道丢在了什么地方。我在树下找来找去，不见它的踪影，这就是说，我把它丢在了原路上的什么地方——这里说的‘原路’，根本不是路，除了我之外，大概只有野猪、野牛走过，没有任何道路的痕迹——这叫我到哪儿去找？”
“指南针的遗失，对我的一生太重要了。应该怎么对你说呢，它等于断送了我的所有希望。莽莽林海，白天都难以看见太阳，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绿色，我如何去寻觅我的去路呢！退又退不出去。向前走又没了方向——我坐在一棵倒木上，几乎要急疯了。说来说去，人是一个精神动物，自从丢了指南针，我觉得我全身的病都来了，心脏病的胸闷伴随着的心颤，使我一下子像个瘫子一般，再没了向前走下去的勇气。但是停在这儿是等待死亡，我只好咬紧牙关，开始了向自认为是‘南’的方向，东倒西歪地踉跄。古代的民谚中有‘黄鼠狼专咬病鸭子’一说，那天我爬行饿了，便像往常一样采摘林间的浆果充饥，竟误食了毒果——我倒下了，在迷迷糊糊中，我认为我的生命已然走到了尽头。待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傣族姑娘的竹楼里——我如同返祖般的原始人的生活，到此结束。当然，我苦心为自己设计的逃跑计划，也彻底流产……”
英木兰与姜葆琛——这两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两个角度，在苦难年代里，演绎了各自不同的苦涩故事……不过，在姜葆琛的苦涩中，还留下了使他终生难以忘却的竹楼情韵。他住进的那个竹楼，是一个离边塞村寨有几里路远、看守橡树林的小楼；而救他一命的姑娘，是橡树林的看守员。她不仅把他背到了小楼上，还为他更衣擦伤，把他视若一个汉族的大哥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西双版纳有一种名叫风流草的植物，还懂得闻风而舞呢！在那只有一个男性与一个女性的世界中，一个逃跑的囚徒与一个傣族少女，很快就从相知到相爱。当然，即使是姜葆琛激动到了忘我的程度，也是不会把他到西双版纳来的目的，告知她的——在那个年代，他如果吐露真情会把这个小姑娘吓死。他谎称是大学里的红卫兵，特意借大串联的时机，来考察林子中稀有植物的——他又有着一张知识分子的脸和文明的谈吐，因而很快获得了姑娘的信任。
“首先是我感情失控的，但是有了一次，就难以再勒住马僵了。”姜说，“这姑娘相貌平常，但是心地特别善良。比如，我提出我不能见到生人，每次护林小楼来人，或割胶的傣族乡亲来闲坐时，她都会把我藏起来。她在深夜里对我发誓，永远不让村寨的人知道我的存在。按情理而言，我在那儿有性爱，又有温暖，在那儿安身立命也就行了；但是我是为抗拒 “文革”的暴政，而逃到这里来的，总是像作贼的一般东躲西藏，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当时中缅边界地区的盘查很严，时不时有越界逃跑的人被击毙或被生俘的消息传来，我再想越界，已然丧失了机会。该怎么活下去？这是我体力恢复了以后盘旋在我心扉中的问题。终于有一天，我作出了另一种选择——那是因为红卫兵串联到了她们的村寨，一种惶惶不安的心绪，使我产生了决心要离开这儿意念。可是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该把我的想法告诉她，但是又怕她不让我走。几经考虑，我还是觉得不辞而别是个上策。当然这种行为，是十分不道德的。也正是因为有失道德，使我一直都觉得有愧于她——将来你有一天如果写回忆录之类的书，不要宽恕我，要写下我这笔良心债。一天早晨，她还在睡梦中时，我不辞而别地溜走了。南逃的愿望已然破灭，我的路线是北返家乡……”
之后，姜葆琛历经了种种困难，终于回到了北京，为了逃避追捕，他只在朋友家中过了一夜，就奔向了生养他的准葛尔草原。在逃亡的路途中，他听来自草原的流浪客说，那儿 “文革”的手段，比北京还要残忍；便在途中改变了计划，更名换姓地混进了雁北吕梁山下的一支打井队。那儿人烟稀少，水源尤其匮乏，找水打井就成了当地的大问题。每天与打井工人见面的，就是长城上的古烽火台。他在清华大学是学水利的，按说可以发挥其专长；怎奈当地不仅是山峦叠起，而且地下水位极低，找水打井是个难上加难的活儿。但无论怎么说，他在工人队伍里，是羊群里的骆驼。在没有文化的筑路工人中间，很快成了工人中间的技术力量。比如：在雪地里他看见哪儿的雪融化得最快，就知道那儿下面藏有水源——在那儿开钻打井（当地老乡叫做打“锅锥”），比盲目乱找水源工效要快得多。所以，尽管姜葆琛不想出头露面以便于藏身，他还是很快成了打井队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擀面和面的技术，就是在那儿练就的）。俗话说：树大招风。在一群没有文化的工人当中，有人开始怀疑他的身份。在一天夜里的大清查中，他被身穿警服的武警，戴上手铐带走了——姜到了此时，认知了再以假乱真，会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便向武警言明了自己的身份是个“强劳” 分子——当然，他没有言及到出逃西双版纳的问题，那将涉及到叛国，在当时“文革”的高潮中，是要掉脑袋的。
武警当夜将他驮在摩托车的后座上，并将他的手铐用铁环套在摩托车的车座上，以防止他逃跑。当天晚上，姜被带到一个四面环水，中间是一座监狱的水上囚牢。监管人员，先让他面对着牢墙蹲了几个小时（中间不许起立）；到了残阳西下的时候，才把他带进一排牢房中的一间。就是在那一间牢房里过夜时，他才知道这个远离皇城的监狱，竟然原始到如几百年前的宋朝。姜葆琛十分感伤地对我说：“说起来，你这个在大墙中度过了近20年的人。都不一定相信，那里牢房里的犯人，每夜还要互相叫号。那排牢房之间，上边都有一个方洞相通，一号牢房中值班的犯人，过了一定的时间后，就要高喊：‘太平无事哟——’二号牢房值班的犯人，马上要接着唱合：‘太平无事哟——’接下去是三号牢房，四号牢房，五号牢房……依此类推，一直到那排牢房，一间接一间地全部唱完为止。过上一个时辰，这叫号声又周而复始。我躺在牢房里的大炕上，静听着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叫号，当真地掉泪了— —这不是为我个人的命运而流下的眼泪，是为中国狱法的返祖而流下的泪水。我读的书虽然不多，但我记得远在宋代，狱吏们为了让犯人自监以防止逃跑，在史书中留下犯人们互相唱合的记载——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多少革命的志士贤达，为了反封建主义，抛头颅洒热血，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但在那块封闭的土地上，还停留在远古时代——作为一个20世纪的知识分子，能不为之涕零吗？！”
我沉默地听着姜葆琛的自白，心中也不禁升腾起一片苦涩。当然，那是一个监狱中最为原始的角落，但仅此一家也足以值得我们深思的了。不是吗？！姜葆琛君后边的经历，就没有什么曲线了——他被押送回天堂河。不久，大队人马开往茶淀，他便到了那儿的老残队— —他是一个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又经过了这么一场天南地北的折腾，当然只有进老残队的份儿（虽然当时他只有34岁）。不久，他们又从茶淀调到山西大辛庄农场——我和他便有了在老残队见面之后的又一次的见面。
一个有着严重疾病的人，在那个非人的年代，能够置自身病躯于不顾，像茧蛹变成飞蛾那般，勇敢地突破丝网欲飞（尽管它没能成功）——这里不能不忠实地记录下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另一种类型的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