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仍然无法摆脱失去孩子的痛苦。
小姨有时候会从睡梦中突然惊醒过来，惊慌失措地去拥抱一旁的枕头，把它当作了她的孩子，让它来平息她突如其来的恐惧和痉挛。她有时候也会一个人坐在那里，望着窗外，呆呆地发愣，一坐就是半天，直到浑身冰凉，如同一枚刚从冬月的河里捞出来的玉。
这样的时候总是在夜里，在无人知晓的时候。
白天的忙碌很容易消弭掉，根本不足以抵御夜的漫长，剩余的光阴得由自己来支撑过去，得由时时刻刻的小心翼翼来支撑过去，情感袭击是难免的，心灵伤害也是难免的，因为那是夜晚，是上帝给予人类的休养生息时刻，谁也不会在整个白天的忙碌之后，仍然铠甲紧束，枕戈待旦，与莫测的黑夜对峙，并且永远地对峙下去，而城市和乡村只是一种虚假的堡垒姿态，它们全都呈现着灰蒙蒙的颜色，死气沉沉，它们的生命太单一，无力复活，永远都不可能像草原一样，给曾经有过伤害的人提供呵护。
这就注定了所有的夜都会是漫长的夜。
小姨偷偷跑到市里去了。
小姨来到托儿所，说想见见孩子。托儿所的阿姨一听说孩子的名字，显得有些为难。她们知道来的这个女人是谁，她们也知道小姨和焦市长之间的事，她们要小姨等一等，等她们去请示一下所长。
所长是个老同志，当托儿所所长好些年了，这种事见得多，有经验。她同意小姨见一见自己的孩子，她对向她请示的老师说，为什么不让她见孩子呢？她是孩子的生母，她和焦市长离婚了，她和孩子没离，她还是孩子的母亲对不对？
但是所长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所长避开其他的老师对小姨说，我们可以让你见你的孩子，但你见只能隔着窗玻璃见，不能让孩子知道了，孩子知道了，回去给焦市长一说，我们挨批评倒不要紧，你下次就不可能再见到孩子了。
小姨开始没有听明白所长的话，等她明白过来后，完全懵在那里。她觉得那是一种莫大的屈辱，她是来见自己的孩子的，她怎么可能隔着窗玻璃来见自己的孩子呢？她差一点就对所长喊出不行。但小姨很快冷静下来，答应了隔着窗玻璃看看孩子。她知道，如果她不答应下来，她今天是无法见到孩子的。
小姨谢过了所长，由托儿所老师领着，来到孩子所在的教室外。
小姨一眼就认出了她的孩子——
那是一个十分漂亮可爱的男孩，他坐在一大群孩子当中，梳着偏分头，小嘴小鼻子圆鼓鼓的，眼睛分外明亮，显得虎虎有生气。老师走进教室去，要他起来，给小朋友们发苹果。他一本正经地站起来，走上前来，把装苹果的小篮子挎在小胳膊上，挺着肚子，非常认真地挨个儿给小朋友们发。他把红红的苹果、大大的苹果都发给了小朋友，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又青又小的。老师说，小朋友们，焦建国小朋友把又大又红的苹果给了我们，自己留下了最小的，大家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小朋友们都拍着巴掌，大声说，我们要向焦建国小朋友学习。所有的小朋友都站起来，一群花蝴蝶似的拥到他面前，要用自己手中的苹果和他的苹果换。他不干，挣红了脸，将那只小苹果藏在怀里，弓着胖乎乎的身子往后退着。老师就招手，要大家坐下，老师弹着琴，大家一起唱着《歌唱二小放牛郎》。
小姨站在教室外面，泪水涔涔，她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出去，想抱住她的孩子。
小姨的手触在窗玻璃上，她整个的人的身体要跌下去似的。
一旁的老师见小姨的样子，连忙过来，将小姨拉走。
老师说，梅同志，你不能这样，你这样会把事情弄糟的。
小姨抽泣着回过头来朝教室的方向看着，眼巴巴地说，那是……我的孩子……
老师说，我们知这那是你的孩子，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这样做，请你一定要理解我们的难处。
老师把小姨带到办公室，给小姨倒了一杯白水，让她坐下。小姨流过泪，平静下来，知道自己太冲动了，就向托儿所道歉，希望托儿所原谅自己的行为。
所长摇了摇头，说，梅同志，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我不得不对你说，你应该正视现在你和焦市长已经离婚了，孩子判给了焦市长，焦市长也成了家，孩子已经有了继母，按照组织纪律，你不该再来看孩子了，你再来看孩子，会给大家都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对孩子的成长也没有好处。
小姨坐在那里，埋着头不说话。她的样子十分麻木，她只是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想，那可爱的孩子，那是我的孩子……
小姨再度去看孩子，就没有第一次那么好的运气了。
那一次，小姨刚到托儿所大门口，就看到一个年轻的女人领着孩子出来了。那个女人梳着长头，穿一件灰色的束腰大翻领列宁装，人长倒挺漂亮，是那种得了形势有些目空一切的漂亮，小姨没有见过焦柳的新妻子，但凭着感觉，她知道那个年轻女人就是她。小姨当时的心思全在孩子身上，她一夜没睡，一大早就从县里出发，赶到市里，她的挂包里还装着带给孩子的红苕干和竹蜻蜓呢。她看见孩子嘴里咬着一根棒棒糖，孩子要那个年轻女人抱，年轻女人不愿意抱，指了指停在马路对面的一辆吉姆牌小卧车，然后拽着孩子朝马路这边走来。
小姨忍不住喊道：建国！
孩子朝这边转过头来，那个年轻女人也朝这边转过头来，他们看见了小姨。
小姨朝孩子走过去。后来她开始跑。她跑近了，蹲下身子来。她一脸的向往，朝孩子伸出手臂去。
那个年轻女人是认识小姨的，但是她仍然把孩子往背后藏去，对小姨说，你是谁？你要干嘛？
小姨没有留意年轻女人的问话，她的手臂继续张开着，伸向孩子。
年轻女人说，喂，问你呢。
小姨收回手臂，站起来，说，我是梅琴，是建国的母亲。
年轻女人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她说，建国没有什么母亲，建国现在的母亲是我。
小姨认真地看了看那个年轻的女人。小姨说，请问我该怎么称呼你？
年轻女人有些不情愿地说，我姓林，怎么啦？
小姨说，林同志，我带了工作证和转业军官证，我还可以请托儿所的老师替我证明，我真的是建国的母亲。
年轻女人说，那又怎么样？你就是带了国防部的证件，也不能这么粗鲁。
小姨说，我没有粗鲁，我只是想看一看建国，看一看我的儿子。也许我事先没有告诉你们，让你感到太突然，如果是这样，我向你表示歉意。
年轻女人从一开始的慌张转为生气了，说，歉意有什么用？歉意就够了吗？你事先就是没有打招呼嘛，你谁也没有请示，就这么闯来了，还说没有粗鲁，这不是粗鲁又是什么？就算你打了招呼，也不能看孩子，就算我相信你是谁，你也不能随随便便看他，你根本就不该到这个地方来，孩子的事不是早就说好了吗？他现在和你什么关系也没有了。
小姨的脸色开始发白，她扬了扬下颏，说，谁告诉你这个的？
年轻女人说，老焦，还有组织上，这是一开始就说好的。
不提这件事还好，一提这件事，小姨的火一冒三尺高。小姨盯着年轻女人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个，那只不过是他们强制性这样做的，孩子是我的孩子，他是我生下来的，他永远都是我的孩子，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他和我分开。林同志，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你应该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她不可能和她生下的孩子断绝什么关系，永远也不可能！
小姨说着，朝那个躲在年轻女人身后的孩子走去，伸出双手给孩子，示意他向她走过来。
孩子有些怯，看了看小姨，又看了看那个年轻女人。
年轻女人往后退了两步，拽住孩子的胳膊，再度把孩子藏到身后，并且用身体挡住小姨。
年轻女人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她说，我不管你说什么，我只相信老焦和组织上给我说的那些话，我现在请你让开，让我们走，我还请你将来不要再来纠缠不休了，不要再来破坏我们安静的生活了。
小姨如同挨了一闷棍，她的脸涨得通红，说，林同志，你说话要讲理，我并没有纠缠不休，我也从来没有破坏谁的安静生活，我只是想看一看自己的孩子。
路上的行人纷纷停下脚步来朝这边看。托儿所里的老师听见外面的吵闹声，也跑了出来。
年轻女人一看见托儿所的所长，就气使颐指地对所长说，你起快给我把她赶走，不要叫她在这里无理取闹，要是出了什么事，一切后果由你们托儿所负责！
托儿所的两个老师连忙上来拉小姨，她们把小姨拉到一旁。
年轻女人拽着孩子气乎乎地朝停在路旁的那辆吉姆牌小卧车走去，他们很快钻进车里，车子冒出一股烟，开走了。
小姨气得发抖，站在那里，把手中的挂包捏得紧紧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所长先前一直没说话，之时走过来，先示意老师们都回到托儿所去，等老师们都走开之后，她对小姨说，梅同志，上一次我就给你说过这样的话，该说的话我已经说过了，现在闹出这样的事来，我们所里铁定是要挨批评的。我们所挨批评倒也无妨，总之我们是替大家服务的，挨批评也是为了大家好，问题是你这事，总得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你最好是找焦市长谈一谈，找组织上谈一谈，能谈通，当然皆大欢喜，谈不通，你也趁早割了这份母子情，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所长说了这番话，看了小姨一眼，走了。小姨还在那里愣着，一旁有个老师出来送孩子，见小姨还站在那里，就走过来，悄悄告诉小姨，所长自己生了三个孩子，都是战争年代生下来的，因为当时局势险恶，孩子一生下来就送给人了，从此再也没找回来，所长每天忙着托儿所里的事，她把托儿所几百个孩子都当成她自己的孩子，她最不喜欢过的就是星期天，托儿所里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孩子，她其实心里也苦着呢。
那天小姨她怎么去，还是怎么回来的。
小姨回到县里。和小姨住在一个宿舍里的女同志姓何，是文化局办公室的书记员。何同志也是去市里看孩子了，不在屋里。
小姨开了门，走了宿舍，在床头坐了下来，先呆呆地坐了一会儿，再把带给孩子的那些红苕干和那只竹蜻蜓从挂包里拿出来，放在床头，怔怔地看着，看一会儿，把那只竹蜻蜓拿起来，拿在手上，两只巴掌合拢了，翅膀朝上，试了几试，手心一捻，竹蜻蜓脱开她，飞到了空中。
风在那个时候进来了。风是日头西下时生的风，暖暖的，带着一股田野里潮湿的气味，它们十分敏感，没有眼，却知道这间小小的屋子里有一样东西在飞翔着。它们很快地拥过来，将竹蜻蜓簇拥住，摇晃着它向上飞去。
几天之后，小姨正在开会，传达室里通知有她的电话，要她去接。
电话是焦柳从市里打来的。
小姨先以为是为她去托儿所看孩子的事，焦柳知道后不高兴了。小姨不想向焦柳妥协，她想，要是焦柳指责她，她就据理力争，决不妥协。孩子就算不跟着自己，但不能说她连看一看孩子的权利都没有了吧？
小姨那么想着，从桌子上拿起了话筒。
焦柳在那一头早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一听小姨在这边拿起了话筒，立刻开了口。
焦柳的确很不高兴，说话的嗓门很大，但并不是为小姨去托儿所的事情。
焦柳劈头就说，你怎么还没死心？孩子的事不是已经结束了吗？你还要怎么样？还要我把孩子亲手送到你那里去你才甘心？
小姨说，孩子是我的孩子，你要我死心，要我结束，那是办不到的事情，这个你非常明白。
焦柳在电话那头吼道，我明白什么？我什么也不明白！我告诉你梅琴，从今以后禁止你再打孩子的主意，我不会把这个孩子给你的，你也不要找什么人来做说客，你找任何人都没有用的。
小姨也发火了，说，焦市长，请你说话客气一点，你是这个城市的市长，但我是孩子的母亲，你可以对任何人下命令，但你没有资格对我下命令，你也不要想我放弃去看自己孩子的权利。你放心，我去看自己的孩子，我想怎么去怎么去，不会找任何人去求你。
焦柳冷笑道，你不求我，你要那个姓叶的人来找我干什么？他算什么人，管我焦家的事？
小姨一下子愣住了：什么姓叶的？
焦柳说，你不要装糊涂了，你自己干的事，你还能不明白？
小姨越发是不明白了，说，我没有做什么事，我装什么糊涂？我只是去看了看孩子，你妻子她不允许我看，她把孩子带走了，这就是全部的情况，我干了什么了？
焦柳在电话那一头愣了愣，然后说，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叶灵风的人，是个男人，他说是你的朋友？你听一听这个说法——朋友，哼。
小姨立刻就明白过来了。不用说，一定是叶灵风，他去找了焦柳，而且是为了孩子的事去找的焦柳。小姨一下子就觉得一股暖流涌过胸中，她甚至有一种慌乱的感觉。小姨让自己思路回来，回到平静之中，说，是的，我认识他，他的是我的朋友，我的确让他去找过你，但是焦市长，你不觉得我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吗？我只想要得到一个母亲最起码的权利，我只想看到我自己的孩子，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需要。
焦柳不耐烦地说，我已经说过了，这个问题没有再商量的余地了，今后你不能再去看孩子，如果你再去看孩子，我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要有关方面对你实行监视处理，我说话算话！
焦柳说罢，不等小姨说什么，就把电话挂断了。
小姨事后才知道叶灵风是如何去找焦柳的。
叶灵风去找焦柳。他去了焦柳的办公室。焦柳的秘书问叶灵风找焦市长有什么事。叶灵风说，谈一件工作上的事。秘书很热情地把叶灵风送进了焦柳的办公室。焦柳一开始也很热情，又是让座又是倒茶，但他一听说叶灵风是小姨的朋友，并且叶灵风是为着小姨的孩子的事来的，立刻就不高兴了，把茶杯放到一边，冷漠地坐回办公桌后面去。
叶灵风一点也不管焦柳是不是高兴，他站在焦柳的办公室里，也不坐，扬了扬下颏，说，焦市氏，我来是请你允许梅琴看她的孩子的。
焦柳冷冷地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是我的家事，你是一个外人，恐怕不该管我的家事吧？
叶灵风一点也不怵，说，孩子是你和梅琴两个人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你没有权力不让梅琴见孩子，你这样做，和你市长的身份很不直辖市，和你共产党大干部的身份很不协调，你让我们老百姓认为你是在仗势欺人，这恐怕不仅仅是你的家事吧？
焦柳气得要命，恨不能一脚把叶灵风从他的办公室里踢出去，叶灵风弱不禁风，他要下脚了还真能把他踢出去。但焦柳是名声在外的清官，他不能对叶灵风发火，他可以对阶级敌人发火却不能对一个同志发火，这是原则，他只能把那口气使劲地往肚子里咽，咽得咕咚作响。
焦柳捺住脾气，说，好了，你的意思我清楚了，如果没有别的事，我这里还有一大堆文件要处理，你可以离开了。
叶灵风是扬着下颏离开焦柳办公室的。
有一次，小姨和叶灵风在一起说着话。他们原本在讨论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的事。小姨读完了那本书，小姨把她的读书体会说给叶灵风听。叶灵风听着，十分赞赏地点着头，等小姨说完，他就开始侃侃而谈，谈他对这本书的看法，谈他对小姨读书心得的看法。
小姨坐在叶灵风的对面。她看着他。她突然问叶灵风：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去市里找焦柳？你去的时候，为什么不说你是我的同事，为什么要说你是我的朋友？
叶灵风一下子住了口，停下他的谈话。他看了小姨一眼，低下头去，什么也不说。
小姨见他不说，又问：那么，告诉我，那次你为什么要为我的事和别人打架？
叶灵风一时没明白过来，他抬头问：哪一次？打什么架？
小姨说，就是我刚来局里的那一次，你的眼窝子都被人打青了。
叶灵风沉默着，过了一会儿说，我没有和谁打架，我从来就不和人打架。
小姨看着叶灵风，叶灵风是那么的文弱，他坐在那里，修长的手指不安地放在膝头上，就像生长在沼泽地里的水蕨，只能远远地欣赏，无法靠近。
小姨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小姨心想，他为什么不承认呢？他为什么不和人打架呢？
文化局的支部书记是一位红军时期入伍的老革命，姓杨，山东人，三十七八岁年龄，没有多少文化，但性格直率，工作得力，为人很不错，很尊敬局里的知识分子，在局里上上下下深得人心。
杨支书的妻子在战争年代被打死了，那是1945年的事，当时杨支书和妻子在嫩江军区，他们遭到了光复军五千人的攻击。杨支书在那场战斗中逃出来了，他的妻子却被土匪捉了去。土匪轮奸了杨支书的妻子，把她的眼睛挖了出来，鼻子割掉，开膛剖肚，五脏六腑全掏了出来，然后丢到雪地里去喂野狗。等嫩江军区的大部队打回去时，杨支书的妻子已经被野狗啃成了一副骨架子。杨支书找到妻子的时候，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妻子了，他把妻子的一具光秃秃的骷髅和一把散骨搂在怀里，坐在雪地里，半天不挪窝，也不吭声，同志们来拽他，要把他怀里的遗骸拿去掩埋掉，他才唔唔地哭出声来。打那以后他就再没成家。
杨支书很喜欢小姨，经常关心小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杨支书不大会说话，他有些口吃，平时还好，要是心里一犯急，说话准断句。杨支书原来是不口吃的，那年四平保卫战，他的连遭遇了排炮的轰击，整整两天时间他们爬在坑道里没敢抬起头来，一个连的士兵被炸死了一多半，大多炸得肢体不全，打那以后他就口吃了。
杨支书因为不会说话，先挨了一段时间，后来熬不过去了，就找小姨，向她慎重地提出了两个人结成革命伴侣的建议。
小姨一口拒绝了杨支书的建议。小姨根本就不打算再考虑和谁结成伴侣这种事，不管那伴侣是不是革命的。小姨被这种事弄得寒心了，她有一种时时袭来的对婚姻的恐惧。小姨觉得虽然杨支书是个不错的领导干部，对工作兢兢业业，也很爱护下面的同志，但小姨不可能和所有工作上兢兢业业并且爱护同志的领导干部结成革命伴侣，这就是她的想法。
杨支书遭到拒绝后一点也不灰心，相反他更加地热情了。他想，任何革命的成果都是来之不易的，没有一番艰辛而持久的努力，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符合革命的基本规律。
杨支书不断向小姨发出这样的建议，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向小姨建议一次，很有毅力。在他的这种持之以恒的追求之下，奇迹发生了。当然这里说的奇迹不是指小姨，小姨那头除了耐心的拒绝之外，仍然是古水一潭，什么奇迹也没有。奇变来自杨支书。他在追求小姨的过程中越来越热情，越来越想说话，越来越会说话。他可以把任何地方都当成他说话的场所，不管是食堂里还是上厕所的路上。他可以一开口就说上一两个小时，不让人插嘴。而且，最大的奇迹是，就像战争已经结束，和平时代已经到来一样，他的口吃的毛病也不治而愈。
小姨被追逼不过，就想到了叶灵风。小姨一想到叶灵风心里就怦然一动。她想，就算我一定得有个伴侣，为什么不是叶灵风呢？为什么一定是杨支书呢？小姨这么一想，就去找叶灵风。
小姨一进门就对叶灵风说，你告诉我，你对我是怎么想的？
叶灵风愣了一下，说，什么怎么想的？
小姨说，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叶灵风看着小姨，点点头。
小姨说，那好，那你就娶了我。
叶灵风有些发呆，说，为什么？
小姨说，为了伴侣。为了我得做人的伴侣，为了我不想做别人的伴侣。
叶灵风仍然看着小姨。他手里拿着一支派克金笔。他正在写一个剧本。那支金笔很气派。它的笔尖闪闪发光。它握在叶灵风手中，使叶灵风显得光彩夺目。叶灵风就这么握着他的笔，他就这么扭过头来坐在那里，看着小姨，长久地看着小姨。然后，他什么话也没说，重新转过身来伏下身去，继续写他的剧本。
小姨失望极了。她没有想到叶灵风是这个样子的。小姨也许不会因为他的拒绝而失望，他可以拒绝她，可以对她说不，可以告诉她，他不想和她成为伴侣，他喜欢她但他不想和她做伴侣，或者他连喜欢都谈不上，更别说伴侣这种事情了，无论怎么样，他至少应该说话。而他现在连话都不说。他是不是不敢说？不敢承偌？不敢说出他心里真正的想法？他热情浪漫的凝视目光哪儿去了？他自由不羁的言谈到哪儿去了？他爱情至性的紫竹箫到哪儿去了？他忧郁的莎士比亚到哪儿去了？小姨整个儿地被退到后台时，叶灵风，被完全不肯出场的叶灵风出卖了。她希望他才是她的伴侣，他们做搭档，可以上演无数场美妙绝伦的戏。现在她才知道他不是。他是一个懦夫。他的莎士比亚只不过是一个连一句实话都不敢说的后背。小姨盯着叶灵风的后背。觉得他的勇敢全都是他刷本中人物的，而他自已却是一个多么可怜的人呀。她这么想着，骄傲的扬了扬下颏，转过身，一摔门走了出去。
小姨决定去找杨支书。她无法让这件事情继续下去了。她得把它结束掉，把一切都结束掉。她要告诉他，她不想和他结成伴侣，不想任何人结成伴侣，她对伴侣这种事已经厌倦了；她要告诉他，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好的领导干部，一个令人尊重的老革命，她对他的印象很好，她对他的关照心怀感激，但那和伴侣没有关系，她不能因为心怀感激就嫁给他，做他的伴侣；她希望他明白这一点，能尊重她，她想他会那样做的，他难道不该那么做吗？如果他不爱她，不想尊重她，他只想要她做他的伴侣，那她也就没有必要尊重他了，她就会扬起下颏对他说，滚开！她想她会那样说的。
小姨找到了杨支书。杨支书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关了门，正在写一份材料。杨支书写材料挺费劲。他是苦出身，没有读什么书，文化程度也不高。他倒是很卖力，大冬天，弄得一头的汗，手里紧紧地握着笔，把自己弄得一手一脸的墨水。
杨支书还没有从艰难的材料中挣脱出来，只见他手里举着笔，有些发呆地看着小姨，说你找我我？有事吗？
小姨说，是的，我想和你谈谈我们俩的事。
杨支书一听小姨说我们俩的事，高兴坏了，放下笔，拍拍炕头说，你快坐下，你坐下谈，慢慢谈。
小姨站在那里，说，不用坐，我只有一句话，说了我就走。
杨支书说，为什么要这么急？这么急干什么？我知道只有一句话，说实话，这种事情，实质性的也就是一句话，这个我清楚，但是你说完了那句话，我还可以接着说，我说完了，你再接着说，我们都说完了，还可以讨论讨论嘛。
小姨说，讨论就不必了。我是想来告诉你，我不可能和你结成伴侣，永远都不可能，希望你今后别再提这件事了。
杨支书有些发懵。他看了看小姨，把手中的笔放下，把灯挑亮，从桌子上拿起正在写着的那份乱七八糟的材料来看了看，又放下，说，怎么了？怎么是这样一句话？出了什么事？不是好好的吗？说实话，梅琴同志，你把我搞糊涂了。
小姨说，怎么会糊涂呢？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杨支书说，是呀，你说得很清楚，但我却很糊涂。
小姨有些发急，说，这有什么糊涂的呢？你说结成伴侣，我说不，情况就是这样。
杨支书还是一副不明白的样子，好像小姨说的是一件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件让人不可理解的事情。他的脸上糊了一些墨水，手上也有一些，他张着大嘴看着小姨，这样他就是一副更加不明白的真实样子了。他说，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说实话，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小姨想她还能怎么样呢？她可以告诉他他的脸上和手上有墨水，她还可以建议他去洗一洗，用上一点胰子，洗得干净一些，让他恢复支部书记的样子，但是她怎么才能告诉他他在伴侣这个问题上该做一些什么和不该做一些什么呢？小姨站在那儿，突然发现自己很愚蠢，她根本就不该来这儿，不该企图申明自己，不该期望阻止和约定，她和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沟通的可能，没有让她自己和别人明白的可能。那一刻，她绝望之极。
小姨扭头朝门口走去。她想她最好离开这里。
杨支书在身后喊，怎么？你去哪儿？咱们话还没说完呢？
这个时候，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青年剧作家叶灵风冲了进来。
叶灵风冲得很急，差一点就撞上了小姨，而且他一定通过了很长的一段夜色，眉毛和衣袖上沾满着露珠。他手里仍然捏着他的那支金笔，脸色有点发白，那个样子就使他像一个握着一杆长矛的中世纪骑士。他的步子有点像舞台步，因为他是挺着胸膛、昂着下颏、目光炯炯而且大义凛然的。他冲进屋子里来，看见了小姨，突然地松了一口气，好像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使他放心了。
小姨的心突然一下子抽紧了。
杨支书被人打扰了，有点不高兴，说，你干嘛？
叶灵风看着小姨说，我有事要说。
杨支书说，那你就快点说，说完你就走。
叶灵风仍然看着小姨说，对不起，我不是找你，我是找她。
小姨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
叶灵风扬了扬下颏，目光明亮地高声说道：
梅琴，请你嫁给我，我要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