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子大字报、大标语满墙满街，灯柱上都是，口号甚至写到了大街路面上。广播车从早到深夜穿梭不息，装上的大喇叭高唱毛的语录歌，传单在空中飘舞，比国庆大典还要热闹。往年在观礼台上检阅人民的党的各级领导却上了敞篷卡车，由造反的群众解押示众，头上罩的各式各样纸糊的帽子，有的特高，风吹便倒，得双手紧紧捂住。有的乾脆套上个办公室里的废纸篓，胸前一律挂了牌子，墨笔写的名字，红笔打上叉。这革命伊始，初夏之时，中学校里的孩子这样批斗他们的校长和老师；入秋时分，红卫兵又如是揪斗“黑五类”；到这隆冬腊月，斗争的对象终於轮到了以阶级斗争为职业的党的革命家，恰如伟大领袖当年在湖南起家，发动农民运动时立下的榜样。
吴涛在礼堂的台上被大李按下脑袋，当时还很倔强，人都有尊严和义愤，不肯轻易低头，大李当腰便是一拳，肚子肥胖的吴涛疼得弯下腰，面色紫红，那头便不再抬起了。
他坐在铺红台布的台上，以前是吴涛的位置，主持了各群众组织联合召集的批斗大会。面对这些越来越激烈的行动，他似乎也坐在火山口上，稍加抑制就同样会被赶下台去。会场上，群情激奋，党委成员接二连三一个个被点名，都站到了台前，都学会低头了，都交代揭发吴的引行，都来自上级下达的指示，都承认错误，也都一脉相承，没有一句自己的话。倒是细高个子精瘦得像乾虾米一样弯腰的党委陈副书记，灵机一动，补充揭发吴新近对党委几个核、心成员说过：“毛主席不要我们了。”
会场气氛重新沸腾起来，众人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叫他灭亡！”
在一片打倒吴涛和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中，他听出了一点悲哀。这才是吴涛的肺腑之言口，可也好像在哪里听过，之後想起，中南海边的那位首长丢出吴之前便流露了这种愤懑，可这话从吴涛嘴里出来变成了悲哀。
作为会议的主持者，他必须声色俱厉，明知道这点哀怨不足以定为反对伟大领袖，可如果不把老家伙打倒，就凭他主持了这会，吴一旦重新爬起来，会不动声色照样也把他打成反革命。
会场上通过决定，勒令吴涛交出党委会议纪录和他的工作笔记。会後，他同哥们唐、小于三人坐上书记专用的吉姆牌黑轿车，带上吴涛本人立即去他家查抄。
他想把这事做得平和些，没有动手，叫老头自己打开一个个抽屉和堆文件的书柜。唐和小于在翻看衣橱，又命令老头把箱子的钥匙交出来。
“那都是些旧衣服，”老头嘟嘟嚷嚷抗议道。
“检查检查怕甚麽？要窝藏了整群众的黑材料呢？”唐哥们擦著腰，挺神气，查抄没准也有种快感。
老头到饭厅去问他老伴拿钥匙。正是晚饭时间，菜做好已经摆在桌上，饭厅的门开著，吴的老伴在家，还有个小女孩，他们的外孙女。吴的老伴一直待在里面，故意在同小女孩说话，他想到也许有甚么重要的东西就藏在饭厅里！可立刻又驱散这念头，没有进饭厅，也避同她们照面。
两个月前，红卫兵查抄他那屋之後的一个星期天中午，有人敲门。”个姑娘站在门槛边，肤色白净，脸蛋明媚，侧面来的阳光照得眉眼分明，粉红的耳轮边鬓发发亮，说是房东的女儿，住在隔壁院里，来替她家收房租的。他从未去过那院落，只知道老谭和房东是老熟人。那姑娘站在房门口，接过他交的房钱，眉头微蹙，扫了一眼房里，说：
“这屋里的家具，桌子和那张旧沙发都是我们家的，到时候要搬走。”他说这会就可以帮她搬过去，那姑娘没有接话，亮晶晶的眼睛又冷冷扫了他一眼，明显透出仇恨，扭头下台阶走了。他想这姑娘一定误解了，以为是他告发的老谭，要霸占这房。几个月之後，那姑娘再也没来收房钱，更别说搬走这些家具。等院里的黄老头替街道的房管部门代收房租时，他才知道私人的房产已一概充公了。他没有去探问这房主的情况，却牢牢记住了那姑娘对他投射的冷眼。
他避免去看吴的老伴和那小女孩，孩子虽小也会有记忆，也会长久留下憎恨。
唐哥们搬开一个个箱子，吴涛边开银边说这是他女儿和小孩子的衣箱，一打开面上便是乳罩和女人的衣裙。他突然感到难堪，想起红卫兵在他小屋里查抄老谭的东西翻出避孕套时的情境，挥挥手说算了吧。唐哥们又在检查沙发，掀开垫子，伸手摸索沙发扶手的夹缝，大抵是搜查者的本能，一旦承担起搜查的角色。他巴不得赶快结束，包上了几捆信件、公文材料和笔记本。
“这都是我私人的信件，同我的工作没有关系，”吴说。
“我们检查一下，都要登记的，没问题的话再还给你，”他驳了回去。
他想说而没说出的是，这已经很客气了。
“这是我…平生第二次了！”吴迟疑了一下，还是说出了这话。
“红卫兵来过？”他问。
“说的是四十多年前，我为党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吴眼皮皱起，似笑非笑。
“可你们镇压群众不也抄家吗，恐怕还没这麽客气吧？，”他也含笑问道。
“那都是机关的红卫兵干的，我们党委没做过这样的决定！”吴断然否认。
“可也是政治部提供的名单！要不然他们怎知道查抄谁，怎么就不也查抄查抄你呢？”他盯住吴反问。
吴不出声了，毕竟老於事故，还默默送他们到院子门口。可他知道这老家伙同样很他，有朝一日官复原职，会毫不动容便置他於死地，他必需掌握足以把吴打成敌人的材料。
回到机关大楼，他连夜翻看吴的那些信件，发现了一封称吴为堂兄的家书。信中写道：人民政府竟大为怀，从轻发落，但现今生计艰难，疾病缠身，家中尚有老小，唯盼堂兄能同当地政府递上句话，显然是这位亲属有甚麽政治历史问题求吴解救。他却把这封信塞进个公文包里，写上已查，没去追问，心里有个障碍。
那些日夜他几乎不回家，就睡在充当他们造反组织指挥部的办公室里。日日夜夜，大会小会，各群众组织间串联与分歧，造反派内部也争执不休。人人像热锅里的蚂蚁烧得乱窜，个个宣称造反。老红卫兵也宣布造党委的反，改组为
“红色革命造反纵队”，连政工干部们都成立了战斗队，变节、出卖、投机和革命与造反，也分不清楚，纷纷自找出路。原有的秩序和权力网络一经打乱，重新纠结组合，都发生在这座蜂巢样的办公大楼上下，无数的密谋又不仅仅局限在这楼里。
无论哪一派群众组织的斗争会上，吴涛都少不了被揪斗。大年们斗得更凶，挂牌子弯腰低头不算，还反拎胳膊压住膝盖，弄得栽倒在地，如同几个月前他们整治牛充蛇神那样，把被造反派夺去的威风转移到吴涛身上，被党抛弃了的这位老书记不仅成了一头无用的老狗，而且谁都怕沾上骚臭。
一天雪後，他在大楼的後院见吴涛在铲踩得滑溜的冰雪，见来人了便赶紧快铲。他站住问了句：
“怎麽样？”
老头立住铁锹，呼呼直喘，连连说：
“还好，还好。他们打人，你们不动手。”
吴摆出一副可怜相，明明在向他卖好，当时他想。他对这无人敢理睬的老头的同情却是在一年之後，老头总穿件打了补丁肮脏的蓝挂子，每天早晨拿个竹篾编的大莒把，低头扫院子，过往的人一眼不看，双肩下错，腮帮和眼窝皮肉松弛，真显得衰老了，倒令他生出些怜悯，但他也没同老头再说过话。
你死我活的斗争把人都推入到仇恨中，愤怒像雪崩弥漫。一波一波越来越强劲的风头，把他推拥到一个个党的官员面前，可他对他们并没有个人的仇恨，却要把他们也打成敌人。他们都是敌人吗？他无法确定。
“你大手软啦—．他们镇压群众的时候绝不留情，为甚麽不把他们这此一打手统统揪上台来—；”大李在造反派内部会议上这样指责他。
“能都打倒吗？”他迟疑了！反问，
“能把所有整过人的反过来再都打成敌人？总得允许人改正错误，讲究点策略，区别对待，争取大多数。”
“策略、策略，你这知识分子！”大李变得暴躁而霸道，话里带一股鄙夷。
“甚麽人都团结，都吸收进来，造反派又不是大杂烩！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要葬送革命的！”另一位新进入他们指挥部的党员老大姐学过党史，更为激进，冲著他来，在造反派内部也开始路线斗争。
“革命的领导权必需掌握在坚定的真正左派手里，不能由机会主义分子掌握！”这位造反派党员大姐很激动，脸涨得像一块红布。
“搞甚麽名堂！”他拍了桌子，在这乌合之众中也变得野性十足，却又一次感到委屈。
那些争论、那些义愤、那些激烈的革命言词、那些个人的权力欲望、那些策划、密谋、勾结与妥协、那些隐藏在慷慨激昂後面的动机、那些不加思索的冲动、那些浪费了的情感，他无法记得清那些日夜怎麽过的，身不由己跟著运作，同保守势力辩论，冲突，在造反派内部也争吵不息。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不夺权这反就白造了！”大李火气十足，也拍了桌子。
“不团结大多数群众和干部，这权你夺得了吗？”他反问。
“以斗争求团结，团结存！”于拿出了《毛泽东语录》，论证他软弱的阶级根源，
“不能听你的，知识分子一到关键时候就动摇！”
他们都自认为血统的无产阶级，这红色江山就该属於他们。无论革命还是造反，都归结为争夺权力，这麽条真理竟如此简单，令他诧异。可他究竟要甚麽，当时并不清楚，造反也是误入歧途。
“同志们，革命紧要关头不夺取政权，就是陈独秀！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员大姐引用党史，撇开他，向参加会议的人发出号召。
“不革命的趁早统统滚蛋！”还有更激进的跟著喊，後来者总要居上。
“谁要当这头，当去！”
他愤然起身，离开了几十人抽了一夜菸乌烟瘴气的会议室，去隔壁的一个办公室，拉起三把椅子睡觉了。他愤慨，更多是茫然。不是革命的同路人便是造反的机会主义分子？他大概还就是，困惑不已。
那个除夕夜就这麽不欢而散。新年之後，混战便由大李们和几个最激烈的战斗队宣布接管已经瘫痪了的党委和政治部开始的。
“砸烂旧党委！砸烂政治部！二切革命的同志们，支持还是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的分界线，不容含糊！”
小于在广里喊，每个办公室人头窜动，同一些工勤人员，解押一帮老干部，还有些壮年的党支部书记，胸前都挂上牌子，由吴涛打头敲一面铜锣，在大楼里一层一层游廊示众。
搞甚麽名堂！革命还大抵就是这样搞起来的。那些平时作为党的化身庄重的领导干部一个个搭拉脑袋，鱼贯而行，狼狈不堪，那位造反派党员老大姐则领头举拳，振臂高呼：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生的红色政权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哥们唐学首长检阅的模样，频频向挤在过道里和堵在办公室门口看热闹的众人招手，引得”些人发笑，另一些则铁青著脸。
“我们知道你反对夺权——士刖中校说。
“不，我反对的是这种夺权的方式，”他回答道。
这位说客是从军队转业来的政工干部，只当上个副处长—这混乱之中也是位跃跃欲试的主，笑嘻嘻对他说：
“你在群众中比他们有影响得多，你出面我们支持，我们希望你拉出个队伍来同我们合作。”
这场谈话是在政治部的机要室，他之前从来没进去过，机关的文件和人事档案，也包括记载了他父亲的问题的他的档案，就存放在这里。大李们夺权时把这些铁皮保险柜和锁上的文件柜都贴了封条，可也还随时可以撕掉，但这些档案却无人敢销毁。
前中校在大食堂吃晚饭时找到他，说的是想同他个别交换交换意见，约在这里想必也别有用意，他进来的时候多少领会到了。他知道前中校背後是谁，几天前党委副书记陈把瘦骨怜峪的大手搭在他肩上就传达了这信号。陈本来主管机关政治部，平时不苟言笑，挨批斗之後脸色更冷峻了，在楼道里从他身後上前，当时前後无人，居然叫了声他的名字，还带上个同志。陈那骨节嶙峋的大手搁在他肩上不过一两秒钟，然後点了下头，便过去了，似乎是不在意的举动，却表现出意乎寻常的亲近，装做忘了他曾在大会上也批斗过他。他们比起那些造反的乌合之众，政治经验老辣得当然不是一星半点，反而向他伸出手。可他远不是玩政治的老手，也没这麽狡猾，只想到不能同他们为伍，於是重申：
“这种夺权我不赞成，但并不反对夺权的大方向，我毕竟支持造党委的反。”
踌躇满志的这位前中校沉吟了一下，点点头！说：
“我们也造反。”
这话就像说我们也喝茶一样。他笑了笑，没有再说话。
“这只是我们个人间随便谈谈，刚才那番话就当没说。”前中校说完便起身。
他也就离开了机要室，拒绝了这番交易，也隔断了同他们的联系。这场谈话不到十多天，春节过後，二月初，老红卫兵和一些一政工干部重新组合起队伍，反夺权，砸了造反派控制的机关大楼里的广一站。双方组织发生第一场武打，有人皮肉受了点伤，他当时不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