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姑娘留下的书包里有个学生证，姓许倒不错，倩才是她的真名。包里还有一些告急的传单和小报，她上北京或许负有告状的使命，可这都是公开散发的印刷口叩，那麽也许只是去北京避难，又显然害怕人认出来，才把有地证件的书包塞给他，他想。
他无从知道许倩的下落，只能从街上张贴的大字报和传单中去找寻那城市的消息。他骑车沿长安街从东单到西单，又去了前门外火车站，再到北海後门，各处张贴的外地武斗的告急地二看遍，对种种惨案枪杀酷刑的控告，有时还有尸体的照片，这一切灾难都似乎都同许倩有关，他觉得没准就已经落在她身上了，不由得唤起切身的痛楚。
书包里还有许倩穿过的那件小黄花的无袖圆领衫，留有她的气味，卷成一团带血迹的内裤似乎都成了遗物，令他心底隐隐作痛。他像是染上恋物癖，摆弄不已这包里的东西，把那本语录套上的红塑料封皮也褪出来，封套里居然有个小纸条，写的是老地址，无量大人胡同，现今已经改为红星胡同，或许就是她姨妈家。他立刻出门，又觉得过於唐突，回到房里，把桌上的东西塞进包里带上，只留下了她那夜换下的衣裤。
夜里十点多钟，他敲开了一座四合院的大门，”个壮实的小伙子堵在门口，没好气问：
“你找谁？”
他说要见许倩的姨妈，那小伙子眉头紧蹙，明显的敌意，他心想也是个血统红卫兵，那番急切的冲动消失殆尽，便冷冷说：
“我只是来通个消息，有东西交给她姨妈。”
对方这才说等”下，关上门。过了一会，小伙子陪了个上年纪的女人开了门，这女人打量了他一下，倒比较客气，说有甚么事可以同她说。他拿出了许倩的学生证，说有东西要交给她。
“请进来吧，”那女人说。
院里正中的北房有些零乱，但还保持高干人家客厅的格局。
“您是她姨妈？”他探问。
那女人头似点非点，有哪麽点表示，让他在长沙发上坐下。
他说她外甥女，估且算她的外甥女，没上得了渡船，被挡在码头上了。这姨妈从包里拿出那叠传单翻看。他说那城市很紧张，动用了机枪，夜里都在搜查，许倩显然属於被搜查的那一派。
“造甚么反！”姨妈把传单放在茶几上，冒出一句，但也可以当成一句问话。
他解释说他很担心，怕许倩出甚麽事。
“你是她男朋友？”
“不是。”他想说是。
又沉默了一会，他起身说：
“我就是来转告的，当然希望她平安无事。”
“我会同她父母联系的。”
“我没有她家的地址，”他鼓起勇气说。
“我们会给她家写信的。”
这姨妈无意把地址给他。他於是只好说：
“我可以留下我的地址和工作单位的电话。”
老女人给了他一张纸，他写下了。这位姨妈便送他出门，关门的时候在门後说：
“你已经认识这地方了，欢迎再来。”
不过是句客气话，算是答谢他这番不必要的热心。
回到他屋里，躺在床上，他努力追索那一夜的细节，许倩说过的每”句话，黑暗中她的声音和身体的反应都变成刻骨铭心的思念。
有人敲门，来人是他们这派的一位干部老黄，进门就问：
“哪天回来的？找了你几趟，机关里也不照面，都干甚么呢？你不能再这样逍遥了！他
“一个个揪们干部，冲了会场—．”
“甚麽时候？”他问。
“就今天下午，都打起来了！”
“伤人了没有？”
老黄说大年＊伙把财务处管出纳的科长打了，肋骨都踢断了，就因为家庭出身资本家，亮相支持他们这一派的干部都受到威胁，老黄的出身也不好，小业主，虽然入党快二十年了。
“要保护不了支持你们的干部，这组织就非被压垮不可！”老黄很激动。
“我早退出了指挥部，只外出做点调查，”他说。
“可大家都希望你出来支撑，大李他们不懂保护干部。谁都是旧社会过来的，哪个家里和亲属没有点问题？他们宣称明天要召开揪斗老刘和王琦同志的大会，你们要不制止，这样下去就没有干部再敢同你们挂钩。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老刘和一些中层干部他们让我来找你，我们都信任你，支持你，你得出来顶住！”
干部们也在背後串联，权力的争夺弄到人人不结帮成派便无法生存的地步。他被这一派背後的干部选中了，又得推到前台。
“我家里也叫我来找你谈，我们的孩子还小，我们要打成个甚麽，小孩子怎麽办？”老黄眼巴巴望住他。
他也认识老黄的妻子，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人情难却。也许同失去许倩有关，这姑娘被拦截以及在他的想像中可能遇到的凌辱也激发他，重新兴奋起来。对失去权势受到威胁的人的同情或是共鸣，那种人情又唤起冲动，勾起残存的英雄情怀，大抵也因为他脊梁骨还没被压断，还不甘心任人打败。他连夜去找了小于，说服于必须保护支持他们的干部，于立即又去找大李。他一夜未睡，又串联了几个年轻人。
清晨五点，他便到了王琦住的那胡同，认了一下门牌，两扇铆著铁钉的旧宅大门紧闭，胡同很清静，还不见行人。胡同口有个早点铺子，已经开门营业。他喝了碗滚热的豆浆，吃了个从油锅里刚捞出来的油饼，路口还不见”张熟识的面孔。又要了碗豆浆，又吃了个油饼，这才见大李骑车来了。他抬手招呼一声，大李下了车，居然像老朋友”样紧紧握住他手。
“你回来啦？我们正需要你。”大李也这麽说，然後又凑近他，低声说二老刘夜里转移走啦！藏起来了，他们去也只能扑空。”
大李一脸倦容，显得真诚，他们的前嫌顿时消失了。这就如同儿时里弄里孩子帮打群架，较之那虚假的同志关系多了层哥们义气，这乱世还就得成帮结伙，好有个依靠。大李还说：
“我已经联系了一个消防中队，头儿是我铁哥们，要打的话，我”个电话就可以来一拨人，还能把消防车开来，拿水龙头滋他们V口挺的！”
六点钟左右，小于也和机关里的六七个青年都聚集在胡同口，之後又都挪到王琦家门前，一伙子倚著自行车，嘴上都叼根菸卷。两辆小汽车进胡同里来了，三十米外停住，他们认出来是机关的车，车里没人出来，就这样对峙了四五分钟，车往後退出巷口，掉头走了。
“进门看看王琦同志去，”他说。
大李这会儿倒犹豫了，说：
“她男人是黑帮分子。”
“看的又不是她丈夫。”他领头进去了。
前办公室主任从房里迎了出来，连连说：
“谢谢同志们来，请房里坐，请房里坐！”
王琦的丈夫，原先党的理论家现今又被党抛弃了的反党黑帮分子，一个瘦小的老头子，默默向大家点头，相通的两个房门都贴了封条，没处避，来回在房里跺步，一支接一支菸抽个不停，还直咳嗽。
“同志们都还没吃早饭吧？我去给大家做些早点，”王琦说。
“不用了，刚才在胡同口都吃过了，王琦同志，就是来看看您的，他们的车走了，这会是不会来了，”他说。
“那我给你们泡茶吧……”毕竟是女人，这位前主任噙住眼泪，赶紧转身。
事情就这样莫名其妙转化了，他转而去保护
“反党黑帮”的家属。王琦在任时警告他同林的关系不得过密，那压力早已消解，较之那以後接连不断的事变，也算不得甚麽了，他相反感谢她为人宽厚，没有追究他同林偷情的事，如今也算报答她了。
他和大李这帮哥们喝著黑帮分子的妻子革命干部王琦同志家的茶，临时开了个会，决定成立个敢死队，以在场的这几个哥们作为骨干，对方组织如果揪斗倾向他们这一派的干部—立即赶赴现场保护。
但是武斗还是发生了，大年们在办公室里揪斗王琦，走廊上堵满了人，办公室内成了战场，人站到桌子上，桌上的玻璃板也踩碎了。他不能退让，挤进去，也站到桌子上，同大年对峙。
“把他拉下来，这他妈的狗患子！”大年对那夥老红卫丘一下令，毫不掩盖这种血统的仇恨。
他知道只要稍许软弱，他们便会扑到他身上，把他打残，再把他父亲的悬案不分青红皂白兜出来，扣上他阶级报复的罪名。办公室里外，他这派文弱的老职员和旧知识分子居多，干部们也多是文人出身，家庭和本人历史大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救不了他，相反却要他们这些年轻人出头抵挡。
“听著！大年，先把话说在前头，哥们都不是省油的灯，照样有一帮子，谁敢动手，今儿夜里就把你连窝给端了！信不信？”他也吼叫。
人闹到动物的地步，回归原始的本能，不管是狠是狗都露出牙。他必须恫吓，眼冒凶光，必须让对方明明白白看清楚，他就是个亡命之徒，甚么事都干得出来，此时他那模样，想必也近乎个匪徒。
窗外楼下救火车呼叫，大李招来援救的及时赶到，带头盔的消防队和印刷厂乘卡车赶来的造反派兄弟组织也打著大旗，进楼里示威。各派有各派的招数，学校工厂和机关的武斗就这样兴起。要有军队在背後煽动，便动用枪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