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抱歉，上海今后多少年也不见得能下完这场雨。不等也罢，那么，机会什么时候来呢？
阴霾的天空露出一剑鱼肚白，像晨曦。
我紧握话筒，脸色大变。电话那头的一片混乱中夹有熟悉的声音，你的声音，然后是突然爆发的惊叫：一大群男人的惊叫。我呆住了，电话那头似乎也不知所措。整整过了好几分钟，电话才重重地扣上。
我丢下电话，就往门外跑，跑得身子如飞，追着乌云，推斜一路上的房子。难道你就不能在电话那头给我一句话，就一句话？
那天晚上，在那么多人中间，你几乎靠着我的肩。你的脸精巧如玉，嘴唇有点湿热，使你一下子从扮演的人物变成肉身凡胎，生命从这细腻柔软的地方开始。
现在我是一匹识途老马，从新填没的坟坑里艰难地爬出，沿着曾经的脚迹往回跋涉。他们都以为我死定了，既然再也不可能见到你，我又何必不死？但是我看到自己依然在寻找，再次等待在路口。
夜降临太早，这场雨真的永远没完。上海的马路，像一个个织妇的手把细丝般的水掂捏成一束，从路四角汇集到铁阴沟盖，汨汨地流下去。下水道被如此泡过几个星期之后，潮气升出，带着磷火的蓝光，幽幽地游动在四周。法租界兰心大戏院门口人头攒动，伞和尖顶的雨衣密密麻麻占了蒲石路迈而西爱路口。这不奇怪，每晚都如此，今天令人不安的是似有若无的说法。事情已经发生，事情正在发生。
一辆汽车驶过霓虹灯光闪闪的夜总会，往兰心大戏院而来，车夫猛地停住汽车。从里面下来两个女人，一看就是母女俩，他们心急火燎地往戏院门口售票处跑去。门口亮着“客满”的霓虹灯。女儿回过身来，失望地对举着伞的母亲叫喊。
母亲看看门口的票贩子，从皮包里掏出钱来。票贩子瞧瞧女人手里的钱，摇摇头走开。女儿不服气地翻找母亲的皮包。的确，没有多带钱。
阴谋迭出的交易在等票者中进行，讨价还价加上诅咒发誓，不时有惊喜或失望的尖叫。
上海早就裂成几块，法租界、公共租界，以及日本人占据的苏州河以北，电车早已互不相通，看一场戏要换几趟车，不容易。
票房墙上挂着一个西式日历：1941年12月6日，日历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小叠。
今夜的观众，与以前不一样，连票贩子也夹在人群中发表自己的看法。“晚报说的！”一个惊人的消息正在传开，人群的喧哗突然升高，有的人在急切地打听。“这是谣言！”否认的吼喊，带着愤怒，更为激昂。
在戏应该开场的时候，门外的人却越聚越多，扎断了街，堵塞了交通，人数远远超出剧场能容纳的数量。这一整个夜晚，兰心大戏院人流不断。连不远处国泰影院的观众，也有人中断看电影，甚至那些夜总会里的男女，都往兰心赶来。
他们赶到这儿，不是想看戏，而是想知道戏能否开演，为了知道一个虚实。尽管这年月天天有重大消息，许多人就是在家里坐不住，就是要到这里来，到新闻发生的地方来。
剧场里，富丽的圆顶灯光如菊，光焰四射，也不见暗淡几分。但是观众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他们站起来，离开自己得意的座位，厅内过道上，铺着华丽地毯的走廊挤满了人。不时有人激动地往后台走，想进入后台看个究竟：女主角是否在认真化妆，布景工是否在检查绳索？但台口守着的人一律拦住。
“那么是真的？”他们挑战似地问。
看守者平淡地说：“没听说那消息。”早过了开场时间，台上还是没有动静。观众心里都感到谣传的一切，正在被证实。陷入悬疑，又不知底细，让人觉得在受命运愚弄。观众的这份愤慨，像森林之火，风刮着往台上卷。
终于，幕布拉开，灯光仅打在一片江水之景的舞台上，一个人走出来，剧场渐渐静了下来。他戴着眼镜，穿着长衫，平时看着很高，这时孤零零的身影，却在空旷的舞台上显得个小。
老戏迷马上明白这不再是戏，这人是著名导演、爱艺剧团的团长。
导演镇静地朝进口招招手，让收票的人把戏院门打开，让场外的观众都进来。人们有秩序地鱼贯而入，不久过道都站满人，沾着雨珠的雨具收拾得妥贴。场内已经没有窃窃私语，一切都太像一个仪式。已经化了装的全班演员有次序地走入舞台，连乐队也拿着乐器，站到台上两侧。
导演回头看了一下台上的人，转过身来。他拍拍话筒，觉得声音清晰了，才抬起脸来面对观众，宣布了大家已经知道的消息。
但是全场不知道如何反应，愣了一下才满堂炸锅似地大声哄然。
没有一个人退票，没有买到票的人，也把钱放到义捐箱里。
导演静穆地站在那儿，陌生人的脸在他面前出现，又消失。他的助手搬来一把椅子，让他坐下。他固执地摇了摇头，酸涩的口水艰难地涌上舌尖，吞回喉咙。
记者们赶来。导演不得不对他们说话。一江寒水涌入这个冬季，这一夜恐怕才刚刚开始。他尚不到三十五岁的脸上，爬上好几条皱纹。他不想演说，那蹦出嘴的话，吓了他自己一跳：什么时候，我是这样不注意措词，倾倒出心里想说的一切？
第二天早晨，上海中西文报纸大版面报道这件惨事，在名字上加了黑框。《申报》记者引用了导演的原话，头版头条是一个大惊叹号：“一个时代的结束！”各种剧照，都被找了出来。报纸都说这是“现代孟姜女哭夫”“多情女以身殉情”：她赶到孤岛上海租界来，应邀参加话剧《狐步上海》的演出，目的是在救她的不幸被汪伪特务机构76号逮捕的丈夫。76号假意释放，却秘密枪杀其夫，她痛苦万状，只能自杀殉情。
爱艺剧团的同事们，租了一辆灵车，提前一个小时从兰心大戏院出来，赶到集合地，然后与自动集合送葬的戏迷们一起往国际饭店方向来。没有口号，没有横幅标语，只有灵车上架着的巨幅画像，那是美术师连夜按照片画出来的，装在一个木架上。美人玉殒，笑颜不再，这本身就够让人悲哀的了。况且许多东西将随着她消失：那些千奇百怪的传闻，那些纠缠不清的艳事，那让上海永远生机勃勃的女性气息。
人流经过国际饭店门口时，纷纷驻足抬头，看耸入云端的上海第一高楼那堡垒式的塔顶，想象那个绝色美女气咽命绝时的惨景。国际饭店里好多中外住客也拥了出来，加入到送葬队伍中。
在国际饭店楼上，窗帘后面站着饭店的犹太人经理，紧张地注视着整个场面，不时举起望远镜看队伍走了多远。他让饭店警卫做好准备，以免游行队伍控制不住情绪。
这个国际饭店充当不了风暴中的避难所。孤岛即将沉没，国际饭店再高，也不可能避祸。一切残存的美，都在昨天殒落。
送葬队伍往西走去，离万国公墓还有好长一段路。
经理转过身来，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向手下人交代了几句，就关上房门。不一会，他出了国际饭店大门，朝送葬队伍方向急急走去，但并没有加入，忽然拐向南，加快了脚步朝相反方向走。只要这步子不停下，就会到达一个目的地。另一个人的埋葬，需要他去处理，送葬的只可能是他一个人。
我必须告诉上帝，意料之外的一切，都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