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悦
尽管已在伦敦生活数年，虹影仍乡音未改，话语中有浓浓的四川味道。饱满的额头、清澈的双眸、白皙的皮肤，怎么看都像是个乖乖女。谁又能把她娇弱的身形与８０年代“搅动”中国文坛、９０年代“搅动”英国文坛的“文字魔女”相联？她的细珠贝链，她裤脚上的流苏、她婉约低调的笑意，一旦与她的身世、她的文字相融，便成了巨大的谜团和难解的方程。
她很看重经济独立，因为经济独立是一切独立的前提，但她强调，首先要有思想的独立。说到这儿，她竟背起了电影中的台词。
１９９７年以来，她的两部长篇小说《背叛之夏》、以及短篇小说集《辣椒式口红》被译为多种文字在英、美、法、意等国出版并畅销。尤其是荣登各大排行榜前列，被英国书店定为圣诞节礼物。小说的畅销，带给她巨大的声誉，也带来丰厚的酬金。一书的预付款十几万美金被版税抵掉后，她可以逐次从各国的出版社那里领到后续版税。
而此前，她的主要收入是参加各种文学比赛的大奖奖金。她四次获得台湾《联合报》、《中央日报》奖，每次奖金有几十万的台币。她说自己不擅理财，所有事宜都交给经纪人和会计去打理。但要付经纪人约１０％的佣金。虹影此次回国，是应四川文艺出版社之邀，作大陆版的首发式及签名售书。
虹影又回了趟位于重庆的家。她的生父和养父双双辞世，母亲心脏不太好，但仍勤俭持家。母亲告诉她，重庆有很多下岗家庭的孩子考取大学却因贫困而不得就读。于是，虹影决定将重庆地区销售的的全部税捐赠给重庆的下岗女工。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一个基金会，用于帮助她们的学龄子女。虹影说，在１８岁离家出走前，她没上过大学。完全是靠自己的悟性和学习才有今天的成就。“上大学、受教育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是改变命运的大事”，她对此深有体会。令虹影欣慰的是，已经有数家企业表示愿意捐款给这个基金会。
天降饥饿于小女子。这饥饿却使她在选择生活的路上，比母亲走得更远。
“那时候，大人和孩子的距离很远。我渴望有人蹲下来抚摸一下我的脸。”母亲怀她的时候，是三年大饥荒最后一个黯淡的冬天。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非婚生的女孩更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歧视、漫骂、冷漠以及无边的问号粗暴地强加在这无辜生灵的身上。
用现在的眼光看，虹影的母亲是一位具有强烈反叛精神和女权思想的人，只是生不逢时。她从乡下逃婚出来，嫁给一个袍哥（黑社会）头子，生了虹影的大姐。然后携女离家出走，嫁给一个长她１０岁的船员，又生下４个孩子。船员后来患眼疾无法劳动，全家的生活，全部得靠她干体力活来养活。后来，她结识了一位小她１０岁同样贫穷的但却关爱她的青年，于是有了虹影。而这一切，是到虹影１８岁时，才有人告诉她。此前，她一直迷惘于巨大的问号之中。“从小，邻居用很难听的话骂我，还有，我发现总有一个面目不详的男人在跟踪我后来才知道，那人是我的生父。”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身世，只有她一个人被蒙在鼓里。兄姊们恨她抢夺了口粮。母亲在复杂的心理之下对她的冷漠，邻居们的耻笑歧视以及自己青春期的焦虑，使得虹影既胆怯又叛逆，既善良又心狠、既乖顺又狞妄。在没有粮食也没有爱的饥饿中，她只有一个世界——就是自己。“正是写作，拯救了我”。是的，写作使虹影比母亲更叛逆、更丰富、也走得更远。
十八岁，女子有行……快乐，就是一无所有，奇迹与危险并存。
时至今日，虹影仍然怀念１８岁以后的流浪时光。她不同寻常的经历给了她不同寻常的质地，她发酵已久的个人世界有一天豁然洞开。诗歌，如一缕绚丽的虹令她痴迷，也令她找到了通往别人的路。
带着诗歌和微薄的盘缠，她北上南下，与诗人、作家、画家们“打堆儿”。成为诗人作家后，她进入了鲁迅文学院和复旦大学的作家班，体味着外面世界带来的每一次奇迹、邂逅、巧合和惊喜。宛如一头小鹿不知深浅地涉足于“前卫、先锋”的领地。在８０年代，频繁的地下聚会带给她一些“坏名声”。“当时的ｐａｒｔｙ完全不像现在那样富丽堂皇时髦前卫，是完全地下的。黑着灯跳贴面舞，警察随时会来，我们随时会破窗而逃”。虹影也许没有料到，十年后的中国流行一个词“酷”，而她只是用这种过激行为疗伤而已。她更没想到，这种行为形成的文字会在十年后的今天“闪亮”于各网站的首页，“热卖”而获利匪浅。难怪有人会写文章说“请卫慧棉棉向虹影学习”。
任何药剂都会有副作用，尽管她不在意那些“坏名声”，但她还是很快厌恶了那样的生活。
爱情在她眼里异常虚幻，结婚生子更是笑话，她不想走每个女人都得走的路。
然而有一天，她从贴面舞会上狂奔而出。在呕吐之后，她发现衣兜里有一张纸，
纸上有首诗，诗的作者姓赵，爱情之火重新燃烧……
虹影对自己母亲的评价是“敢爱敢恨”。在五六十年代，一个女人敢爱一个比自己小１０岁的男人，并且为他生下孩子，可谓是特立独行。而这种特质毫无损耗地遗传到了虹影的体内，使她更加“疯狂”，不肯让自己重复——重复自己和重复别人，同样不能忍受。
有段时间，她沉溺于劣质烟和廉价白酒之中。当时，西方流行音乐在中国地下艺术圈大行其道。或者“怀里抱着一个人慢慢摇，”或者跳“鞋跟要将楼板踢穿”的劲舞，一切都是为了逃避苦闷和压抑，得到继续流浪的催动力，“这时可以过过幻觉瘾，好像快乐已抓在手中”。
有个晚上，她喝得比任何时候都多，酒精烧焦了她的身体。她从贴面舞会上跑出来。马路上静静的，没有人，只有一辆粪车从身边驶过。她呕吐起来。气喘稍定后，她摸索着衣袋，抽出一张纸，想擦擦嘴。却看到那是一首地下油印杂志上的诗：
在灾难之前我们都是孩子
后来才学会这种发音方式
她觉得，这首诗像是专门为她这样靠了侥幸才从一次次灾难中存活下来的人写的。她记得诗的作者姓赵。那个名叫赵毅衡的诗人后来成了她的丈夫。
写时，虹影说她的心情很平静。看清昨天，才能看清以后。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赵毅衡教授，也就是虹影的丈夫自谦说，因为离得太近，所以对虹影作品看不出所以然来。但他肯定，虹影的小说“自传因素最小”。虹影自己也自豪地说“要比生活经验，我比大部分作家丰富”，但一直以来，她拒绝写“体验”。
通常情况下，写自传多半是年事已高者所为，因为那样，才够丰富。况且，有“家丑外扬”之嫌，而书中人物现都健在。是什么令虹影如此“不合时宜”呢？
虹影认为，首先要打破“那种自传要临死前才写”的传统，没有特别的理由，只是因为与众不同；第二，这个故事从她１８岁知情时，就一直在她胸中翻江倒海，那时候她就产生了要把它写下来的想法；第三，也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她的心态已趋于平静，她已经可以冷静地面对过去，从容下笔。熬过大苦难而幸存的女子，已在异国生活过十年，时间和空间均已拉开距离，一切都变得清晰明了，浮躁扫净。
刘再复先生评价说虹影把饥饿年代的苦难写得不寒而栗，而英国的书评家则称是一本让人心都揪起来的书。
而虹影则对该书在欧美的畅销始料不及。她说，写作时她并没有按欧美人的阅读习惯来行文。在英美图书市场，起码有２０本以上的写“文革”的书，它们大多是那些居住国外的高干子弟所著。他们大多是非职业写作者，无论是语言还是结构都显得稚嫩而缺乏艺术性。更重要的是，他们那些书“完全是控诉式的，把社会写得一团糟，仿佛他们受了天大的委屈”。虹影认为，那些影响民族命运的运动，无一不是全民性的，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如果说有罪的话，那每一个当事人都有罪，每一个都应当反省，而不是指控。“当我的心态异常宁静的时候，当我敢于回顾的时候，我想我可以用小说反思那段历史了。而且，我想让那些异族人看看中国小说家的作品。”
虹影还补充道，她是一个有很多“故事”的人（这也可以理解为“坏名声”），她希望人们更多的了解她。她同样渴望理解。
尽管遭遇过诸多不幸，虹影仍对生活心存感激，对生命精心设计
“是下层生活造就了我。”这是虹影常常挂在唇边的一句话。四川人喜欢摆龙门阵，在语言方面，四川方言有着无以伦比的生动鲜活。
“我生长在一个有１３家人居住的大杂院。那里的人和事都是绝好的小说题材，尤其是语言，连他们骂人都会有千变万化，无穷的想象力。”
用四川话来阅读最为入味。那些来自民间的口语俚语令人惊叹文字的魅力。
虹影写小说写得很苦。她说自已笨，不会与人相处。在英国，除了参加演讲等文学活动，她几乎不出门，也不参加任何派别。伦敦大学的图书馆是开架的，她在书架间的地板上一坐就是几天。读书是养气，并不进入小说。
对于朋友，虹影自有其一番“鸿论”：男性朋友是可以抛弃的。她认为，男人很少能走进自己的内心，而女人则不同。女人的心一旦打开，很容易建立牢固的友谊。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帮助她的总是女人。所以，女朋友不可抛弃。女作家中，与她走得最近的，是台湾的龙应台，在美国的张辛欣、刘索拉和严歌苓。尤其是张辛欣，快人快语，与她最为意气相投。当然，丈夫赵毅衡是她最好的朋友。
在现代汉语当中，虹影最喜欢的词是“镜子”，因为只有照清过去，才能照清明天。她还喜欢“抛弃”这个词，因为当别人抛弃她时，她也正在抛弃别人。这两词恰恰凸现了虹影的个性：严于律己和爱憎分明。
在返回英国之前，虹影特地到东四买了一抱ＶＣＤ光盘。看中国电影，是她和丈夫最快乐的事。电影是虚幻的艺术，配极了虹影的个性，正如她此刻居住的城市——雾都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