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掏出枕下的手表一看，才清晨五点，天却已经大亮了。我清楚地记得夜里的梦，近段时间我的梦夜夜重温：一幢旧房子大木门外带斜坡的空地，很安静的夜里。穿黑衣的守灵人，看不清是男是女，在一个棺木旁边跪着。守灵人背对我，铁皮壳的煤汽灯，还有一盏燃着灯线的菜油灯，灯光都很淡，风吹得一摇一摆。没有哭声，也不说话，但我感到我和守灵人彼此熟悉，我在这人身后跪下，再三伏地揖拜。一旁的白花在凋落，像纸钱一样飘落，随着风声聚集在我的脚下。
那棺木里的人肯定和我有关系，而且关系不同一般。是谁呢？
我的母亲七十六岁，一直多病，但还顽强地活着。我父亲两年前老而寿终，骨灰一直放在家里，在2000年8月骨灰才安葬在莲花山，也就是五个月前，细雨纷纷，山上云雾缭绕，松竹茂盛。我和姐姐哥哥们一长排恭立在父亲的新墓前。作道事的老先生，让我们转过身，掀起后衣角接他远远扔来的米粒，据称接得多的，祖先在天格外保佑，财源滚滚。果然我接得多，大家轰然祝贺我，像中了彩票小奖。我回家却把这把米好好地做了一顿粥，让父亲的灵魂多溶一些在我的血里。
而五个月后，就是这天清晨，2001年1月18日清晨，我独自一人躺在德里的帝国旅馆，我都不敢睁开眼去看，怕一睁开眼，那残留的梦痕会一扫而净。如果棺木里是父亲，那他想通过这个梦传递给我不让别人知道的信息。父亲眼睛有病，在我生下后，就不能在船上继续做水手，在我长成一个少女后，就是一个盲人。盲人和我所不知的世界相通，他的嗅觉、听觉、感觉、触感，胜过正常人。不在人世的父亲，看见在德里的我，知道我陷在迷津里，他会让善人给我帮助，他会不惜跨过生死之界，给我一只手。
我要去的世界当然在旅馆之外，附近几条街还是很干净，绿树成荫，玻璃墙面的摩天大楼互相反映堂皇，与全世界有面子的大城市一模一样，现代得可爱。往北走，到康诺特圆环，才杂乱起来，印度起来。
到德里老城区，旧德里，方觉得来到一个有自己历史的地方：一股强悍的生命之气，磅礴而来。这个印度17世纪的首都，残存的赭色城门、窄小灰暗的巷道间，都能引出煌煌然闪光的伊斯兰教寺庙建筑。到处是兜售鲜花的小摊，串串叠叠，七八种花色不太有顺序地放在大竹箕上，水珠新鲜晶莹。各种颜色的辣椒香料摊，则是玻璃瓶子、木箱、麻袋整齐陈列，香味浓郁。
我最喜欢那些瓶子，每看到新鲜的色彩，我都驻足观望几秒钟。女人艳丽的沙丽，男人素洁的头巾，还有他们从头到脚闪光的银饰，害得我手痒痒的，想去摸一下，沾一下那快乐。蓝得透明的天，将心气掀得大大的，可以装下任何生猛的色彩。每年10月至第二年3月季节好，气温好，不太热也不太冷，不会如雨季涨水，也不如旱季热得焦心。
现在是一月，苏菲真是会选时间。
看来是旅游旺季，一街人，外国人，外省人，满是走路左望右望的人，挤在街上，加上黄牛白牛与自行车三轮车挤道。披着棉布或丝绸的小商小贩，面含微笑，手拿着玻璃石头银器的项链，跟着游人，劝人买这买那。“不买？”“没问题，拜拜。”高高兴兴走开追下一个。印度英语听起来像含了枚印度橄榄舍不得吐掉。印度这个地方，至少有一点好：我生平第一次不必为自己乱七八糟的英文脸红。于是满街都在含橄榄说没问题。
对着满街飘香，我寻思了半天。回到旅馆吃中饭，心里七上八下，越来越不踏实：苏菲花这么大力气，就是让我写这样鸡毛蒜皮的观光记？这个快快乐乐“没问题”民族的问题，我有什么办法能分析？我觉得苏菲并不是让我来体验印度神秘。突然我想起她的话，那假装禅机的句子，“愚者不知难，亦不知无难。”这话大有讲究。我没来得及填肚子，就在电脑前坐下写电子信，也学她的神秘腔调。
“索非索，欲索何索？”
这时房间里电话铃响了，吓我一跳，我拿起电话，听到苏菲的笑声。
“什么事啊？摊底牌吧，要我做什么，找谁？”
“你认为我想找谁？”她反问。
“你会说是阿难。我当然不会相信。”
“你如我想的一样聪明。”
“好吧。到底要我做什么？”
“就是阿难。”
“阿难到了印度？怎么可能。难道他真认为自己是释迦牟尼的大弟子？听说他在泰国的寺庙妓院间出没？”
“我请你帮我在印度找。我和他的事，全世界你知道得最多。”
或许真是如此。我到香港，苏菲到北京，她都忍不住要好好招待我，请我吃饭，目的却是谈阿难。所以我成了我馋嘴的牺牲品。我不由得对自己冷笑了。
“印度人口已经到了十亿。你要我这个外乡人找一个人，我去找就是，没问题。但是找不到呢？”
“去找，就能找到。还没有找，你怎么肯定找不到？”她语气竟然有点生气。
我想想，摇摇头，这个苏菲肯定疯了。最先她没有直接说让我去追着采访阿难，我以为是开玩笑：她只是让我随意写印度。现在好像整个印度之行的目的全变了，我是来给大款儿苏菲当差！她雇我做私家侦探，用作家的幌子，找她想找的人！
我重新上街，三条街走下来，印象完全不同了，糟透了：任何东西，一看是黄种人的脸，价格就高出本地人几倍。黄这皮肤是财富的象征，最高级的商店有两类人经常光顾，一是中东石油富豪，二是出国旅游的中国人，价格越是天数，中国人买得越起劲。
而这些街道之脏，实在无法恭维，街两旁的店卫生条件也不好。店主说，小姐喝水，买封死的听装，价格比瓶装水高，但确保是来自出产地的山泉。瓶装的说不定是假的。
啊，哪有这么叫卖的？
平价旅馆都很糟糕，收费还不合理。蚊子嗡嗡叫着满街飞，到处闻得见焦糊的咖喱味。苏菲让我住特价五星级旅馆，恐怕有道理，干净旅馆不容易找。我初到印度，她想保证不让我病倒，病倒了，整个写作计划告吹。摊上切开的西瓜，那水那刀都可能有细菌，只有香蕉这类自带套的水果才保险。小偷可能穿行在人群之中，就在我左右，但这一切并不影响我的情绪，我看不见中国人感觉的出门不安全、处处欺诈勒索现象，可能这个地方的人，连骗人也少一股歹毒劲，一切都充满庸懒闲情和十足的耐心，时间永远都够，一天过得没有停止，再过一天还是这一天，流水流走还会回来。
我早明白出租车司机载上我这个外国人，故意绕着城跑，既费时又费钱。街里的小巷子涌出臭气，小孩一丝不挂在垃圾堆里打滚，一点也不怕凉风。有人裹了一根脏脏的布条，赤脚跪在路边乞讨，有人干脆睡在路上，病得奄奄一息，走过的人视而不见，生命太贱。
这天星期四，不过是个日历上的记录，而我感觉已经在这儿经历了许多个星期四。我继续在街上瞎走。从店里买了一杯热滚热烫的印度奶茶，香浓可口。浪漫又有欢快节奏的音乐传来，和我新奇又低调的心情是一对不太要好的姐妹。北京这时候还下大雪，穿厚厚的羽绒衣戴帽子系大围巾，这儿却像二四八月好时节。下午的阳光非常灿烂，照着人暖融融。
上了一斜坡石阶，又一条街，宽大而望不到尽头，有一连串衣服摊，摊主站着，更多的是坐着，任客挑选衣服。传统工艺小店前人多些，卡片、腊染、织布、木雕、印度教的神，色彩鲜亮，自自然然的大红大紫。路边有扎白头巾的吹笛人，跟着我走，眼睛瞟着我。他魔幻的曲子将让一个女人快乐一世，应该考虑和他私奔，不然北京的一位女记者会笑我没有胆量。可惜我真是没胆量，只能将快乐留给别人。
凡我经过的地方，眼睛扫到的人，都没有我的目标阿难。
苏菲指派我找阿难，如同大海捞针。我边走边在心里骂苏菲，疯子才想得出的计划！什么神经发病！大众罗密欧跑了，天下的朱丽叶都吃错了药。怎么想得出来他会在印度？就因为这个唱歌的人心血来潮取了个佛经中的名字！看来苏菲对艺术家还是没有完全看透。
对疯子，安抚安抚是应该的。
如果找到他才是真正的目的，那么采访并不重要，我找过了，就好向这个姑奶奶交代：如果真是要采访，见不到他人也一样可以采访，我写了半辈子小说，编这点故事的能力绰绰有余。任务一旦明确，什么都好办。“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中国人，办一点含混事，说几句双关话，真是小学里就教的看家本领。
我心里一笑，就已经想好对付的方案，然后坦然做起逍遥的观光客，沿着街边骑楼赏心悦目起来。
就在这时，我看到工艺小店一旁的墙上有个音乐会张帖，头像占了百分之八十五，面孔很熟，眼睛深凹，长鼻梁，嘴唇紧抿，神情略带点轻蔑的冷意。但是看不清楚：招帖上已经粘了大小不一的纸片。大概是些出租房子、找工作、修家电、医怪病的广告。我尽量撕掉一些，再看那音乐会张帖，我愣了，这不是阿难吗？
不可能，怎么会呢？
图像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照片漫天飞，“有点像”不能算数。时间好像是阿拉伯数字，已过去两个月了。我倒吸了一口气：苏菲的指令还没有佛陀的准。我见到过阿难的照片，起码是五年前的，他的面相在中国人中很突出，在印度却像长在许多人脸上。我在张帖前犹豫了半天。招帖上面有几个印地文，这种天书的拼法，我在北京临行时恶补了一小时，现在只好拼命回忆。最后，我看出来了，张帖上写着Ananda，不是阿难的拼音ANan。不过我马上想起来，阿难既然取自佛经，他如果来印度，当然会用“真名”。
但就这么一点线索，猜不准这个Ananda，是不是苏菲要我找的那个阿难。
中午出旅馆时我已经作了打算，好好看德里，一天时间足够了。下午就去火车站预订票，沿着佛陀的一个个圣境看看，写本相关有趣的书，就对得起自己和苏菲了。
因此，我中午出来时，还抽身去了德里国立博物馆，很近，就在我住的帝国旅馆旁边。印度文物虽然照片见过，但是面对这么多雕塑还是令我惊讶，犍陀罗风格的黑岩行佛造型流畅写实，笈多王朝时期的佛头虽然是从雕像上断裂下来，但美丽而沉静。早期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印章，我看了又看。印单上刻着动物和巫师和图腾。公元十八、十九世纪的唐卡，金、银、青三色，也是漂亮眩目。这个民族够艺术的。
我走到三楼，人并不多，但警卫隔几米就有一个。佛陀肩骨舍利，居然有黑色舍利，大小不一地保存在一座泰式寺庙风格的玻璃柜里，华丽的投射灯光打在金碧辉煌的展示柜上。感觉是走在珠宝店里，没有佛家的清净和尊严，赶紧撤出来。我找到一个店，喝了一杯茶，歇了一口气，正想课已经上够了，准备去订火车票。不想，在街上看到这张过期的音乐会广告。阿难突然凌虚显身，让我手心额头发凉。这么说，苏菲并非完全捕风捉影，她的话“去找，就能找到”，也不完全是大小姐发脾气。我脑子开始糊涂起来。
或许，该打消去火车站订票的念头。
我很想将面前的广告撕下来，可是不敢造次。在中国自然而然的事，在这里倒要三思。阿难并不像在妓院鬼混的人，的确像在寺庙里住过的人，眼睛清亮，一般人没有这么一双眼睛。看着他棱角分明的嘴唇，我心里骂了一句，转过身，背对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嘴唇性感。
我曾经感兴趣他的许多事，前几年也记得非常牢，去年开始有点淡漠了。这小子该是四十八九的人，如果1950年出生，那么是五十岁。可是这张广告上这小子看上去只有三十七八，最多只有四十的样子，头发留得极短，是和尚头。
女人不同，女人天天变，四年一个代沟，无法视而不见。比如我，三十九岁，再也见不到我十八九岁时的眼睛。那时有担忧和恐惧，但仍是一尘不染。要使眼睛清亮，心首先就得清亮。现在我的心已经不可能清亮。干我们这一行的，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要警惕。对人世处处设防，眼睛就得罩上防护套——没有人能猜出我的心思。
我反身再看照片，我觉得不可能是他：阿难眼睛绝对不会依然清亮。
我记得不错的话，他在北京上小学中学，在云南当过支边青年，1977年恢复高考上音乐学院，后以生病为原因退学。原来应当有个本名，总不至于生下就叫阿难。我听说过他的真名，过耳之风，暂时忘了。
80年代初他组成自己乐队“自我学习”，参加在北京的一些“地下”音乐小餐馆小旅馆及俱乐部中演出。我记得当时他的乐队中有一名西班牙贝司和德国的吉他手，那时我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是拿几个西洋流浪艺人卖野人头。
我有他的两盒音乐磁带：《长河不落日》和《烟花雨印象》。这两盘带子如此不同，我不明白这怎么会是一个歌手推出的？
《长河不落日》是典型的西方摇滚。那时大家都摇滚，而且都重金属。可是他的乐队的摇滚就是比别人地道，乍一听，完全听不出是东方人做的，彻彻底底的西方刺激。在当时，“自我学习”与唐朝、眼镜蛇，ADD，号称中国摇滚四大乐队，我觉得只有“自我学习”可以乱真。
1990年开始在香港、东南亚、日本及国外举办首次个人演唱会。
1990年推出第一张CD专辑《我不会在乎》。
苏菲认识阿难时是80年代初，当他在地下音乐圈子很火爆的时候。她是第一个采访他的香港记者，当时就写文章评论他气质反叛，个性突出，有自己的理念和乐感。尤其是他的歌词敢于展示敏感的话题，比如自由与性，对于经历过共和国种种劫难的几代人说，有着唤醒他们心灵的力量。
我收集过阿难的音乐，原带录制的质量就不好，借来翻录，
质量就更差，但是他的重金属听起来使人心浮气躁，只是因为人人都说胆大，我不听就跟不上时髦话题。好几次他的音乐会不是由于我去不了，就是这音乐会突然取消了。
第一次有机会听到阿难的演唱会是在1986年春天，在北京体育馆，好不容易弄到一张票，正点去，体育馆早已人山人海，哪里挤得进，只好和所有到迟了的人一样站在后排座位上。我没有带望远镜，远远看到阿难长发披肩，手抱吉他，静静地坐在那里，一柱光打在他身上。而伴奏乐队更在半暗中，几乎看不见人。他不像崔健那样穿绿军服，而是与普通大学生一样的装束，不修边幅地卷着袖子，脚上一双圆口黑布鞋。
他的声音相当低沉，而笑容比较腼腆。当时观众一说摇滚就情绪如火。等灯光突然聚亮，乐器爆响，全场的呼喊海啸般潮涌起来。还没有唱第二支歌，就有女孩子拥上台去献鲜花，有的送手绢，送飞吻，不仅是掌声，全场一起唱，用手用脚打着拍子，站在位子上跳，比看足球还疯狂。
但是我感到奇怪，因为阿难的风格已经转向低吟慢唱。依然听得出摇滚的底子，却完全没有煽动的节奏。也许观众没有听懂，也不需要听懂，不过是借机起哄而已。没有到结束，警察就来了，体育馆里里外外都是，说是人太多，空气不好，已有人晕倒，为了安全起见，得让观众离开。
观众不肯，但麦克风突然不响了，当然没法演出，观众被警察引导着离开。我一直想有个自己认识阿难的机会，也被泡了汤。台上阿难及乐队在收拾乐器，警察不让任何人靠近，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倒也不假。观众们聚集在体育馆马路上，等着阿难，天下起雨，观众还是等着，但不知为什么没有等到。
那是我看过的阿难唯一的一次演出，此后，他就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转录到第二个盘子《烟花雨印象》，的确完全不一样了。“学习”得真不错，“自我”也出来了。如果说东方人可以有自己的摇滚，我认为阿难走出了一条路子。沿着这条路，阿难甚至可以给西方人一点新的启示。但是，他就在这个时候中止了歌手生涯。就像那天的音乐会，没有几个人理解中国摇滚史上的阿难。
苏菲1995年秋天认识我时，证实了阿难的确自那以后没有在国内公开演出过，只是偶尔在朋友开的酒吧和饭店演唱过。国内只知道重金属式的“自我学习”的主唱歌手阿难消失，他们并不奇怪，因为“唐朝”、“黑豹”里的人物也一个个消失，人们已经习惯：歌手不失踪让谁失踪？
我背对广告走了几步，活动一下，看看四周，生活每天每刻都在变化。有变化是幸运的，就像这家店里的鱼缸：两条小小的鱼孵出一大片鱼苗，水一动，像树叶一样翻转身，渴望游向远方。我看对面路上，又一个吹笛人出现，少年的眼睛黑又亮，头发卷曲。两个吹笛人共吹一支曲子，悠缓，有点哀伤。怎么和阿难的歌有些接近，糟糕，怎么一切都在提示这个人的存在。难道我也得像苏菲一样疯狂不成？
工艺小店门前，大都是游客。我到街上找人询问音乐会的事，一个人回答不了，拉来另一个，个个都热心，个个都尽心尽力，不说清楚，都不离开。所以我身边围了五个人，英文夹着不知道是印地语还是孟加拉语，而且互相激烈争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吵吵闹闹，就耐心地听，最后他们总算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广告上写的演出地点在什么地方。
我抄写在本子上，大家都点头证实没有错，还帮我招了电动三轮车。没一会，司机把我带到演出地点。看来是个舞场，布置却很印度色彩。要晚上七点才开张，此刻正是清场整理时间。
老板被叫来，瘦瘦的高个子。我讲了有个中国音乐家在这儿演出过，两月前了。“知道他在哪里吗？他叫Ananda。”接着我描绘了阿难的年龄和长相。
“是有这么一个人，但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打听的那个？”老板想了想说。
“唱得怎么样？听懂了吗？”我好奇地问。
“唱的是英文，但是他的歌我们不懂。只演了一晚上。那人差点跟乐队吵起来。两边配合不了，乐队是临时拉起来的班子，两边的节奏合不上。嘘声太多，很失败。不明白那人怎么要来演唱，他是你什么人？”
我不说话，阿难的失败，无管怎样情形，我都不乐意听。
“那是你爱人吧，小伙子很俏呀。”老板拿我开心。
我只好说，“或许是吧，请你回忆一下，这个中国歌手住什么旅馆，之后去什么地方演出？”
“这个我可不知道。”
“请帮忙。”
“你刚才说是中国人？哦，不对，他像个伊朗人，塔吉克人，总之不会是中国人，我们这儿从来没有中国人演唱，听众也从来没有中国人，你这样的旅客一年也来不了几个。所以你是我们今夜的贵客。快到时间了，你留下来看演出吗？”
我看看手表，才五点半，他怎么说到时间了？
看见我看表，老板笑笑，“你才到德里吧，过两天你就不会看手表。表没有用。你瞧，我们都不戴表，因为我们心里有个表，”他诡秘地眨了眨眼。
他这么一说，我决定留下来看看阿难唱歌的地方，尽是些什么样的表演。
离演出还有一个半小时，我打算到外面走走，吃点东西。经过邮筒，有人用板车推着一个有许多抽屉的书桌，桌面可以收起来。我边走边问，“卖吗？多少钱？”
他穿着白衣，没有停下，说不卖。我说我想看那些关着的抽屉。他和我对视两秒，点点头，他目光往上，我跟着这目光，看到蓝花花的天，有一条奇长的白线挂在空中，是飞机驶过吗？因为没有风，才久久留在那儿，划过了整个天空。从来没看见那么长的线，从地那端迈向地另一头。
再低头，奇怪得很，书桌和白衣人不见了。周围都是比我皮肤深黑的人，一个包头穿着裙子的耍蛇人把一条花绿绿的蛇伸到我跟前，我笑了起来，像进机场海关时，我知道任何时候，微笑总是合算，否则海关官员会觉得你有嫌疑，把你的随身行李统统倒出，检查，还可能罚你款，搞不好，让你在小屋子里蹲一夜。
众所周知，我有个在大学当教授的丈夫，他其实和我并不像夫妻，已经不是夫妻，我们维持着一个平和的表面。没有我，他照样活，没有他，我也照样活。每每想到这点，我的难过就无法表述。好了，好了，我对自己说，明白了吧，一个人根本不需要另一个人也能活，还能活得好些。如果不信，可以参照我的生活，写书，看书，写书，让想象在想象中升华或枯萎。
前面我提到我的父亲：他最爱我，我以前并不知道他爱我，当然我也不知道爱他，到我懂得爱他时，他不在世了。事情总是这样，就跟人老了，经验累积知识累积，成了一个智者，却离死一声咳嗽这么点距离。后悔没用，但我还是后悔，我没有能够爱他。
我在前面也提到我年老的母亲。这月上旬，我乘飞机回了一趟老家山城：那里总是绵绵细雨，沉沉雾气，从长江上往两岸山坡漫开，几乎使过江的轮船封渡。从渡轮下来，举着伞，从江边烟厂新建的厂房中钻来钻去，爬了一大坡又一大坡石阶回半山腰母亲家，我从小生长的家。应该感谢命运，旧院成了新的白楼，我多年写作的劳动所得给母亲换来一个二居室。我脱了满是泥沙的皮鞋，搁了雨伞，穿过客厅，进了她房间，轻轻走到她床边。她头发更稀疏，脸上满是皱纹，穿着一件棕色毛衣，居然认不出我，把邻居的名字叫成我。那天没有太阳落入江里，看不见记忆里的夕阳，只有细雨滴答声。我坐在母亲床边，握着她的手，有满腹话要对她说，她却一再重复地说要去养老院，养老院比家好，有人说话，我想与人说话。“妈妈，你记得小女儿吗？”
“她走了，她永远都不会回家。”母亲说。
“为什么？”
“她走了好，她走得越远我越清静。”母亲声音突然沙了：“我好想她。”
“我就是她，妈妈。”
“你不是，她走了，她是个狠心人啊！”
母亲把手从我的手里抽出来，“你让我去养老院吧。”她重复地说，她要跟人说话。我的哥嫂照顾她，住在自己的房间里，母亲看电视直看到屏幕起麻点，没有节目为止。哥嫂他们看的是VCD，唱卡拉OK。我退出母亲的房间，她不知道，就像她不知道电视上演的是什么，只是为了听声音，为了看图像。母亲可能很久就这样，在父亲去世之前就这样，可我从未发现，也从不关心，好像母亲只要在，就行，只要在，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即使父亲去世，她的心全部空荡荡，并不要紧，一切都还来得及。
我穿过甘地博物馆，太阳落入地平线，远处的红堡，映着霞光，很美，日落时分，一定是最好的时候，所以进去的人络绎不绝。甘地火化时太阳很久才落入地平线，他的骨灰撤在河里。
我突然想起来，第一个和我提印度的人，是我的父亲。父亲当时与我一起坐在长江边上，他说到印度，一脸神圣。他在老家被抽当壮丁，他被当成外县人，编入另一个部队，他的原部队开拔云南缅甸，战败去了印度。所以他与印度擦边而过。
那时我刚上初中，只有十三岁，开始上世界地理课。从课本里读，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半岛上，八亿多人，有几十个民族，叫什么印度斯坦、泰鲁固、孟加拉，主要说印地语和英语，海岸线很长，北部是高山，中部是平原，西部有沙漠，高原在南部，有条美丽的恒河。气候很热，出米小麦棉花茶叶。首都在新德里。1950年和我国建交。荷花是国花，蓝孔雀是国鸟。我只知道这些。
父亲那天说了很多，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我刚才穿过马路时，看见一个面孔像父亲的人，不过那人黑一些，鼻子高一些，年轻一些。如果这人朝我走近，叫我认他，我会认的，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想念父亲。
我七点一刻到歌厅，晚了，却正好演出开始。一台正宗当代印度流行歌曲在表演。台上一排舞女一律露肚脐，沙丽很透明，乳房如丰收果实沉甸甸，手臂与手指一抬一勾一让，腰一动一闪一转，眼光如钻石，一闭一开都令人想入非非，脚实实在在地移动。听不懂唱的什么，但那旋律似乎永远不变：所有的印度歌曲，全一样。叫人觉得印度人怎么几千年编不出一首新歌。或许他们听中国人的歌，也是同样印象吧？难怪阿难的歌，他们听不出好处。
不过，如果不是让我天天听，我不反对一年听一次印度歌。我小时，多远的爬坡上坎路都要扛一根凳子看露天电影，放映队在广场和操场支起一小块幕布，幕前幕后人山人海。那番热闹，一起贪婪地吸收文化营养。很难遇见好电影，更没有艺术的电影。与朝鲜、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电影及国产片相比，印度电影《流浪者》的确是相当动人。
一下子我全部想起来了。那男主角拉兹长大的孟买贫民窟，像我生长的南岸贫民窟，怎么看怎么像。里面的歌舞，尤其是那一段拉兹的父母结婚不久，泛舟阿拉巴赫河，岸上一队村妇载歌载舞，在和水手们对唱。旧时代的黑白电影，云彩是云彩，河水是河水，真实得伸手一拽，上面的人就可以下幕布来。那些人只可能是女神，从天而降，而舞台上已经现代化的女人，却和那些电影里的女人很像，丰乳高耸，四肢灵活，尤其是那眉眼如妖精，把我比惨了。
今天台上领舞的女演员一身黄，头发插满鲜花，她动跨动得我神经发软，她抬头抬得我害怕一下弄丢了她，她脖子一动眼神一扫最抓我魂，因为她的鼻环和肚脐银环一起亮一起闪，突然天神返回人间，有着人间世俗女子的情意绵绵。有条蛇缠在她身上，一会儿蛇在地上盘旋而上，与她对舞。一刹那，舞台上只有她和蛇，她唱，唱得蛇愤怒，唱得蛇快乐，最后竟掩面羞愧而去，我能感觉歌词像在讲故事。鼓声和笛子夹在电吉他和钢琴中间，小号黑管在歌唱停顿时加强，哀伤万分。台上出现了男演员，个个英俊，健壮如牛，五官轮廓如雕像，有的头发还卷曲，挑选过似的，比街上的印度男人干净利落。
我不是说我不爱印度男人：在全世界，中国人与印度人，是两大移民。他们能分别与西方人通婚比较多，互相通婚却几乎没有。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或许非要我选择一个人在一起，那么，我第一得选一个中国人，第二才是其它民族，实在钟情了，哪怕黑人也行，单单没有想象过和一个印度人过日子，再漂亮也不会。奇怪得很，我知道我不会，就是做一时情人也不会。或许我不知道的原因，就是潜意识中最深层的原因。
正在胡思乱想时，中场休息，我站起来。照例女厕所门口要排队。前面一个印度姑娘朝我微笑，我也朝她点点头。我们走到过道，她双手合十，有礼貌地问：“你从中国来？”
“是的，你从中国来？”
“是啊。”
“北京？”
“是从北京来。”
她样子很友善，又问我第一次或第二次来这舞场，喜欢吗？以前来过印度没有？她牛仔短裙，紧身体恤衫，头发烫过，和一般中国姑娘一样，只是更漂亮一些，有两个酒窝。我一一回答她时，脑子一转，问她知不知道Ananda？
“我是他的崇拜者。”
得来真是意外，我“啊”的一声。
她笑了，反问我：“那你呢？”
“你说呢？”
她哈哈大笑，
一下对我很亲热，拉着我的手到厕所一个小间里。她神秘地关上门，然后从小黑皮包里拿出一张折叠好的纸，打开是一张头像，和我今天在街上见过的广告一模一样，不过尺寸小些，而且像是用剪刀剪过，只剩下头像。“你看这就是阿难，你看这是他的签名。”
看不清楚，签名很草。我把图片拿到洗手台的镜子前，灯光明显亮一点。还好，签的是中文，再草也辨认得出来，的确是阿难二字。这下证实了阿难就是Ananda，我很高兴我的一丁点佛教知识还真派了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