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微小学因路得名。和它同名的还有一所中学，一片商场。毛泽东有一句优美的诗：帝子乘风下翠微。常给方枪枪幻想：两个悲伤的皇帝女儿来到我们这—带，踯躅彷徨，像小学生一样不敢过马路，最后哭死在路边，埋葬她们的那片树林就叫公主坟。经毛主席这么一番感叹，翠微小学也像是有来历的，不是随便什么人胡乱起的名字。
方枪枪舔着冰棍随父母在翠微路商场闲逛时，屡屡不经意地走过那小学的门口。小学门前有新华书店、黑白铁门市部、土产日用杂货商店和一间巨大无比的公共厕所。星期天这儿是熙镶喧闹的商店街僻静的一角，只有厕所静静散发的臭味和校门口那几株高大杨树的哗哗叶响。站在新华书店台阶上能看见校门内那块写着字的白粉影壁，字是繁体、竖行、红油漆涂得龙飞风舞，方枪枪认不全，只读得出头尾：好好……向上。
有时，方枪枪溜进无人看管的大门，走到影壁前端详那几个宇。他绕着影壁走，发现影壁背后也写满宇，同样是繁体、竖行，字体瘦硬，显见不是一个人的笔墨。方枪枪仰着头使劲辨认，穷肠搜肚也只认出并列的四个“……毛主席的……”，这已使他满足。
当他转身，便看到一部分校园，那是一所很大的红砖堆砌的院落：一排排一模一样的红砖平房；很长的红砖墙；微微拱起的红砖甬道铺在地上拐向四面八方。无人的中午，这院子也像是在沸腾，很多窗户在闪烁，阳光密集坠落都能看到那针尖大小的形状，掉在地上像砸进一行行金光闪闪的铜钉。这毫无内容然而热烈的景象使人莫名地感到振奋，油然而起一些想往，像无聊的人路过一所热闹的医院，很想佳进去当几天病号。
翠微小学是方枪枪将要上的学校。29号的孩子到学龄大都要进这所小学念书。
有一种说法，这小学员早是29号、通信兵和警卫一师三个院联合建的子弟小学。
历届学生除了这三个院的孩子，只有一个牛奶公司经理的儿子和一个翠微路商场书记的女儿。这使方枪枪对这小学很觉亲昵，似乎它是29号的一个分号，一块海外领地。而他自己则如早许了人的黄花闺女，一想起“翠微”二字就像听见了爱人的名字，砰砰心跳，红着脸幻想未来的日子。
上学——这对方枪枪意味着一身制服，一个身份，农民有了城市户口，从此是个正经人：学生。再不是什么“小朋友”。
这很不一样。去年，大一班的小朋友都成了“学生”。他们穿上了白衬衫蓝裤子的制服，每人都有了一个帆布书包。本来都是玩得很好的朋友，突然之间就有了差别。他们无一不显得傲慢，忙忙碌碌，跟“小朋友”说话也是一副屈尊降驾的样子。有的干脆就不理人了，好像“小朋友”都不配和他站在一起似的。方枪枪很伤心但也服气，因为“学生”就是显得高“小朋友”一等。
有一次，唐阿姨领着方枪枪他们去北门外马路上看大汽车，正碰上翠微小学的学生从商场里出来。那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不知为什么这些学生那么郑重其事，摆着全副仪仗招摇过市。
最先看到的是一面从百货商场和蔬菜大棚之间飘出的鲜艳校旗，接着看到旗下一个胖小子一手叉腰一手里挥舞着闪亮的仪仗杆神气活现走出来，他后面是一排排挎着小队鼓的漂亮女孩子，一排排孕妇一般挺着大队鼓的高大男孩，一排排手持钢号的少年号手。他们队形整齐，服饰统一，手里的鼓号光彩夺目，像宣传画上走下的人物，行进在杂乱的街上十分好看。每走出一段路，中他们便一齐发作，鼓号齐鸣，造成整个地界儿沸反盈天的气氛，行人过客纷纷驻足。
刚一听到那阵高亢、明澈、有如婴儿响亮啼哭的铜管音，方检枪的心就被他们夺去了。
接着，在小队鼓一阵阵晴天骤雨般的鼓点声中，学生的大队人马源源不断走出来。他们打着一面面火炬金星红旗，人人上白下蓝脖子扎着红领巾，徒手，很纯良，有纪律，相当尊严。一定要比喻的话，就像一支简装的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军队。
在这么一支有着古老仪仗、旌旗、鼓乐、清一色着装的大军面前，歪带大壳帽、腰扎皮带、斜插玩具手枪，自以为武装到牙齿的方枪枪活像个小丑。自已也觉得很业余，没品位，差着不止一个档次。很多29号的大小孩子焕然不同地在队伍里走过。他看到张宁生高晋方超陈南燕时尤为服热、不忿、神驰意迷。
带我玩吧，他站在马路边无声地恳求，让我也能这么红装素裹，严肃、认真、凡人不理，一齐摆臂、抬脚、昂首阔步——咱们都很牛逼。
他想要那身白蓝制服，要那根红带子。像所有心智未开的人，他产生了一种数量崇拜，慕大狂情，只要是多的、大的，就是好的。这么想的同时伴生一股自甘轻贱的冲动：急于抹煞自己，委地雌伏，套上脖圈，忠心耿耿，屁颠颠跟在后面，让扑谁扑谁让咬谁咬谁。
那类特别想归类。特别想表现表现，露一手，让人一眼相中的念头特别强烈，强烈得接近痛苦，如果他有足够的表达能力，他会把这惮侃成一个伟大的召唤。
所以，读书识字，十分次要，要紧的是赶快跟大伙搞在一起，当个有组织的人，有自外于人的装束、铁的纪律、无数同志和一面可以全心全意向其敬礼的华丽旗帜。
那天，他在小学生队伍里还看到一些奇怪的女人，她们也穿着少先队的队服，系着红领中，腰身很粗，烫着短发，混在纯洁的孩子们中间，显得老谋深算。
他猜到这些女人大概是传说中的那种叫“老师”的人物。有关她们，人们的议论很多，常常是一面倒地说好话，除了党和人民就属他们高尚。一说像干妈：絮絮叨叨，爱管闹事，时不时给孩子一些好处；一说是魔术师：小孩子被她们黑布一蒙，再变出来性情大异，再也不会淘气，有的变成一块砖有的变成螺丝钉有的变成房梁柱，社会主义建设都用得上；一说手很巧，尤其会种菜，又当阳光又当雨露又当肥料又当蜜蜂，也叫“辛勤的园丁”。这诸多说法引得方枪枪天真幻想：她们是活神仙。
方枪枪毕恭毕敬地仰望着经过他身边的老师，不知哪一个将是自己的日后恩人☆这些相貌平平的妇女看上去并不那么神奇，也毫无热爱农业生产的迹象；老实讲，她们脸上有一种方枪枪十分熟悉曲神态：敝帚自珍、假客气、眼睛朝天——和保育院那些比较生猛的阿姨常见的表情并无什么不同。方枪枪一下反座过来，明白一个大家从来不提却始终明摆着的事实：说一千道一万，老师是学生的上级，长官，管你的人。
这就对了。这就是为什么凡经过老师手的人一提她们就激动，就结巴，只好唱，或者押韵，好好说都不适合表达对她们的看法。
这没什么不好，其实倒简单了，更符合方枪枪那个年龄的孩子的理解力。你说老师他不知道是什么，你说这是排长！他立刻知道她是谁了。
有一种观念在方枪枪头脑中很顽固，也不知是从何而来，想不起受过何人故意灌输，人之初就盲目坚信：人是不可以独立存在的。都要仰仗、依赖更强大的一个人。人被人管，层层听命乃是天经地义，小孩也不该置身事外。尤其是小孩，父母所生只是一种植物，花啊草啊什么的，必须经过很多很多中，很多很多人管，才能“长大成人”。有人管是一种福气，说明你在社会之中。
社会——那是家之外众人行走的大街，很热闹。被闪在外面，一想就痛不欲生。
原来是排长啊，方枪枪心里一块石头落地：那就好办了，没什么新鲜的，你下令我执行，听你话就是了——很好相处。
千万，千万你对我要严厉，别给我好脸，免得我错会了意，错表了情。我这人贱，不勒着点，容易蹬鼻子上脸。最怕当头儿的两副面孔，平时慈眉善目，平易近人，说翻脸就翻脸，一点过渡没有。什么爱呀，关怀呀，谁要你来献媚？咱们也不真是一家子，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愿意老师都像日本小队长，沉着脸挎着刀，一说话就瞪眼，张嘴就是八格牙路——和同学永远立正，俯首帖耳，挨着耳光也姿势不变，一日一个嗨依。那才省事，谁跟谁也别来假招子，你总是那么酷，我也知道怎么进步。
方枪枪心中对老师暗暗提着殷切期望，一路走回保育院，端着，神情步履都很庄严。到了晚上，生完孩子心情一直不错的唐阿姨受逼不过，悄悄走到方枪枪身边，问他：你哪儿不舒服？
方枪枪一下变成驼背，最后一点力气也用光了，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九月的一个好天气，方枪枪心绪不宁地随队走在上学的路上，沉重的新书包一下下拍打着他的右胯像是一只满含嘱托的大手。朝阳把枫树成行的翠微路照得十分亮堂，一个树影也没有，好像那是一条前途远大的金光大道。书包内的铅笔盒发出轻微的哗啦声如同坚果开裂不断分着他的神。
路西走着很多通信兵院的孩子，三五成群，沿着自家院墙行走。他们看上去很整洁，男孩子很温和，女孩子不少楚楚动人。
29号这一侧也有很多自行上学结伴而走的孩子。他们看到方枪枪这一班有保育院阿姨押送排队上学的孩子，便露出很优越的样子，一些男孩子齐声朝他们喊：俘虏班俘虏班。
方枪枪闻声便害臊地低下头，很收敛地走，真如做了俘虏一般。同队孩子有不好意思的，也有无所谓假装没听见的。无所谓的是方超陈南燕那些大孩子，老俘虏兵，一往无前走自己的路。
他们都是家里没大人和大兄始的孩子，入学后仍要留在保育院，混编成一个附属班，从一年级到四年级。这是丢脸的事，如同会自己撤尿了还裹尿布、喊他们“俘虏班”最起劲的也正是他们的老朋友，那些刚刚退园的孩子。高洋张燕生和汪若海几乎是撵着方枪枪喊，方枪枪低着头也能把他们脸上幸灾乐祸的表情看得一清二楚。
唐阿姨对这些孩子的起哄置若罔闻，给他们充分的言论自由，甚至还对这切中要害的谐音笑了一下。你可以发觉她其实也不那么刻板，对孩子们无伤大雅的玩笑也能够欣赏。
一进翠微路商场那条小街，就看到大批小学生从每一条巷口、拐角走来，校门口更是人山人海，彩旗飘扬，好像还有大喇叭放着欢快的童声歌唱。很多老师站在校门口迎接孩子，她们没穿那天那身冒领天真的少先队服，显得朴实、更值得信赖一些。戴红领巾的孩子进校门时纷纷扬起手臂向她们行礼，远远看去波浪滚滚。刚才还在人群中东张西望显得有些茫然的唐阿姨不见了。紧紧抱团走在一起的附属班孩子也散了。周围全是脑门晶亮五官模糊的陌生孩子，挤挤挨挨吵吵嚷嚷，一眼一眼横七八竖瞅起来带有小动物那种警觉和审视。
方枪枪走丢了。绕过那座白豆腐般写着一片字的影壁，眼前是列大群川注不息的孩子。他随着人走，每到一处都觉得是刚刚经过，穿过一排房子，那里的孩子就大一截儿。
后来他看见一个红墙环绕的操场，有水泥砌的孤零零的主席台和一根飘着国旗的旗杆，那儿有两排独立的房子，进出的都是高大冷漠的少男少女。身边的人不知什么时候都没了，他心里发虚，赶紧掉头往回定。走着走着跑起来，整个院子都空了，回去的路上一个人没有，跑到影壁，校门口也空空落落，似乎刚才那番热闹喧嚣的场面是个幻觉，并没真实出现过。
有一刹那，方枪枪眼睁睁经历了他小时候常做的那个噩梦：光天他日之下，四周的景物和蓝天向他很有质量地挤过来，离得很远都能感到它们沉甸甸的分量。只是一刹那，这颇具压迫感的空虚消逝了，他听到人声远远近近地传来，看到房子上上一扇扇敞开的窗户内一张张真实的人脸。红甬路远处走来一个人，那是个五大三粗的男老师，一脸育胡子茬，穿着白球鞋，快乐地哼着歌儿，一双明亮的眼睛一路友好地瞅着方枪，似乎还向他使了逗趣的眼神。方枪枪笑了，没来由地感到满心欢喜，心里也像拭去灰尘的镜子一下明白了。
他经过一排房子，看见陈南燕坐在一个窗口，方超坐在她身边。另一个班里，他看见张宁生和一个好看的女孩子坐在一起。在一年级那排房子外，他看到高洋张燕生汪若海坐在不同的房间里，每人身旁坐着一个陌生的女孩。
循着每间教室门上的木牌号码，他走到那一排最后一个中房间，那木牌上用毛笔写着：一年级六班。
方枪枪一定进房间额觉室内昏暗阴凉，一个年轻妇女迎上来轻声问他的名字，让他跟着她定到后排的一个座位。那是一张柚黄色的十分宽大的双联桌椅，另一半已经坐着一个梳齐肩双辫的女孩。这女孩上身前倾，盯着斜下来的桌面一动不动，好像一个热切迎上去的动作做了一半。她的鼻子很尖，像一个指示，你狠容易陷入对这尖儿滴下东西的等待之中。她脸皮也薄，方枪枪坐下时无意碰了一下她光裸的胳膊，那上面的血飞快地流了过去。我认出她是通信兵那群好看的小姑娘中的一个。
房间里还有很多人，男孩女孩，一对对坐着，他们那么安静，如果不是渐渐看见你根本料不到是在人群中。方枪枪看见陈北燕坐在右前方，她瘦如面条，紧张不安地和一个头发蓬乱的男孩坐在一起。在他人座之后还有孩子陆续进来，在门口耀眼地一晃，被领进人群，安插在我们中间。我看到于情情、许逊这些熟悉的面孔。
房门被关上了，也许是太阳移动了位置。朝南的那一排窗户明显亮了起来。年轻妇女在黑板上写了个大大的“朱”字，告诉我们这是她的姓。然后她拿着一个写着我们名字的本子点名，念到谁就要站起来。她静静仔细地看这个孩子，似乎要把这孩子永远记住。
我们也仔细地看着她，似乎要在那张脸上找到什么特别的东西。
未老师的脸的确洋溢着与众不同的气质：黑皮肤，金鱼眼，朝天鼻，厚嘴唇。很像六一儿童节台上那些满脸徐鞋油弯着腰唱“西方来的老爷们骑在我们的脖上头”的黑孩子长大以后。这倒算不得神奇，但也引入遇想，感觉她来自遥远的地方。方枪枪知道我们国家很大，不知是否也和非洲接壤。
她的打扮也是我不熟悉的一种风格：一身薄薄的料子，熨得笔挺，暗暗透出一些颜色，走到转体也无一丝皱招波及，像书本里夹得过久的蝴蝶。风吹来她的卷发也从不飘动，牢牢硬硬开放在脑后，你会以为那不是真正的头发，是装饰在人头像周围的一堆乌木雕花。我注意过她的脚——方枪枪有毛病，看人总是先看脚——那是两只尖尖的露出大半个脚背的高跟鞋。很轻盈，有重点，走起路像无线电发报机嘀答作响。
她说话含混，似乎那两片厚厚的粉色嘴唇妨碍了她发音。我不是说她有口音，是指有一些字词遗漏了，被挡住了，听那样不完整的句子十分吃力，有一种使不上劲的感觉。渐渐地，你就跟不上她，感到被她推在一个距离之外，心情也随之变得黯淡。
我没料到真正的老师是这样的，那和方枪枪听到、猜测的全然不同。我做好全部思想准备去面对一个上来就张牙舞爪、十分兴奋、有话语强迫症的人，去受她一个袭击，一顿棒喝，就是给方枪枪来个大背挎我也不稀奇。我真的相信方枪枪有很大缺陷，不是他们说的那种好孩子，而且单凭自己努力毫无希望改变。这要靠老师，靠她们假以调色，实行一些强制手段。我是很虏诚的，很有抱负，希望通过学校管教，使方枪枪达到一种境界：所有字都认识；一身好拳脚，谁都自打；觉悟特别高，心眼特别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给他领导也出不了什么乱子，属他和毛主席关系最好。
她不可以这样对待我们的，这样雅致、这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这样温良恭俭让——让人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当时我真是不知如何撤述自己和方枪枪对这位朱老师的感觉，一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我才找到准确的词，她是“不革命的”。
没有什么过硬、可以起诉的证据，完全是一己印象。这女子教了方枪枪三四年，我对她只有第一天的印象。她的容貌、衣着、姿势似乎从没改变，手捧一册书站在有时幽暗有时明亮的讲台上，低着头喃喃出声，我们远远坐着像看一个影子似地臣瞪口呆望着她。每天铃响就现身，一遍一遍重复自己，要让她消失，只有等下次铃响。
她是教语文还是教算术，我也忘了，那么多日子上她的课，她也一定传授了一些基础知识给方枪枪。但我没感觉她有过什么意味深长的影响，几乎可以说两不相干。有一个场面在我记忆中像昨天才发生一样清晰，也许那很代表她对我们的态度：刚下完雨的阴天，在29号院墙外的翠微路上，她走在被雨水冲刷得十分黑亮的柏油马路上，方枪枪和许逊在满地开了花似的红胶泥土路面上一步一沾脚地走；她是刚送完放学的路队回校，他们俩是犯错被留校私逃回家。她和他们迎面相遇，对他们视而不见，毫无反应，以她那个人种特有的步态，前挺后撅，发着报一步一步跨着走过去。那条路上只有她们三个人，天光把她的脸部照得黑白分明，我看不出她那时有多少心理活动，依旧是平淡、自我和消极。方枪枪和许逊好像很得意，很不怕和她的相遇，有点公然流窜的意思。
方枪枪分析她是怕高跟鞋被胶泥粘掉而不敢前来追击。
朱老师什么时候离开方枪枪他们班的，我也没在意。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会突然失踪，班上的同学也经常大批转学，空出很多座位，有的过两年新开学又出现了，有的再也没回来。
很长时间，一提到“资产阶级派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
这些词句，我就想到朱老师厚厚紧闭的嘴唇、纹丝不动的卷发、如同洒在窗外些许灯光的眼神。这老师给我留下的就是这些干巴巴的概念。
那一天，我们还在那个红墙环绕的操场举行了一个开学典礼。我见到了台上的校长，他是一名前少校，穿着一身人字呢的老式黄军装，瘦瘦的个子，面前有扩音器仍声嘶力竭的样子。他的名字和我们部部长张宗逊只差一个字，叫张宗仁，依我糊涂之见，他几乎、差不多、大有可能该是那上将的弟弟。哥哥管大人，弟弟管小孩，这安排很搭调。
作为一个小孩，初出茅庐便有一个真正的少校当领导，方枪枪很知足。少校，那差不多是个团长。一个小学，趁个团长，大家出去笑傲江湖。
翠微小学在我们那一带不是好学校。名气远在“育英”、“十一”之下，也比不了海军的“七一”空军的“育红”总后的“六一”这些大院自己办的子弟小学。其实我也没去过那些学校做比较，只是执着认为一所学校的好坏全在于它的学生是否都来自一个山头，我当那是纯洁，高人一等的标志。
我们已经很将就了，三个院的孩子混在一起上学。到方枪枪入学时，翠微小学已面向社会开放招生，同学一半来自周边的地方人家，出身可疑：什么“黄楼”的，一座大楼孤零零立在路边，也没围墙，无人站岗，底下一层还卖粮食；还有“羊坊店”的，一听就是纺羊毛的店，家家养羊也未可知。这些孩子的涌入，使“翠微”在整个地区愈发普通，真是绿色很少，用兵痞的话说：一支杂牌。
多亏有少校，才捞回一点面子。
少校同志在红旗飘飘画像林立的台上像个大英雄对我们——他的部下慷慨陈词。台下高年级少先队组成的华丽阵容使这场面很像一次军队校阅。我说过方枪枪有慕大情结，崇拜军队或近似军队的人群，遇到就犯贱，抖擞精神，摆出一副数他最效忠的样子，还替别人着急，比谁都瞧不上自己这排光秃秃、乱哄哄的一年级新生。
方枪枪卖弄自己的立正姿势，高傲地瞟着身旁的同学，觉得自己很精锐，别人都是乌合之众，特盼有宪兵前来纠正。
少校在台上说得很热闹，都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一套公共用语，主要由林彪的话组成。林元帅是民间艺人，有编段子和顺口溜的急智。庞驳深奥的毛泽东思想经他一归纳，也就剩三言两语。“林老师”开一代风气。没有他，那个时代会少许多热闹。
方枪枪听着少校滔滔不绝的发言，一句没听懂又似乎心中没什么疑问。那语言就是那么奇妙，无知的人也能够听得津津有味。那种夸张，任意使用最高级别的形容词，像口哨一样简单明亮的短句，听上几句人的情绪就变得饱满、欣快，不再注意话的内容，被声音铿锵有致的节奏迷住，只要对仗工整，在韵上，耳朵就很满意，内心就是佩服。
这种语言刚从保育院出来的孩子都不生疏，大体和儿歌一个路子，都是没什么正经话要讲，只图嘴巴快活。我们的世界很单纯，没任何思想要交流，人与人关系也很明了，语言作为工具就废了，只是当作一个身体习惯延续下来，如同我们都不在树上住了，但看见树仍情不自禁要抱抱它，爬两下试试。
少校开学第一天站在台上就没再下来，像朱一样只给我留下单一印象。我只在台上见到他出现，一身屎黄，永远在演愤怒且激烈的哑剧，一个不属于他的洪亮声音雷声一般从我们头顶滚滚而过。我在那个红墙环绕的操场开过太多的大会，很多时候一想起方枪枪的小学时光就觉得净开会了。也许那一天的会并没有后来的那些会那么花哨，校长也未必狐假虎威地穿军装。但对我都一样，我分不清文革前和文革中大会的区别，都是声势浩大，场面闹猛，学着大人物的口气用儿童语言说话，对小孩来说很娱乐。
那天剩下的一件事就是：我知道了方枪枪同座女孩的名字：吴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