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7岁，还没读完小学一年级。世界在我眼里只是公共汽车一站地：公主坟——翠微路。我以为天下都是一个挨一个的大兵营，男人都是军人，女人都是老师和医生，小孩长大了也都要参军。
我是少先队员、班旗手、学习委员、副中队长，三王。学习成绩优异。
我不爱自己的父母，家庭观念也很淡漠，习惯集体生活，自己洗脸，自己刷牙，自己抢饭吃。你可以说我很独立，很会察言辨色，打自己小算盘。
我的偶像是胡老师。梦中情人是陈南燕陈北燕姐妹和吴迪。但我一次也没有勃起，前一个只是单相思，后三个都曾追打。
没人跟我过不去，我也没有迫在眉睫的难事。除了李阿姨那一脚让我吃过大亏，我的一切危险和生死考验都发生在梦和想象当中。梦中的历险丰富了我的感情，使我变得少年老成、色厉内在。
我信仰共产主义，那东西很具体，是一个类似购物中心的大厦，有形形色色的饭馆、超市和游乐场。每天黄昏放学，看到铺满金光的复兴路向东西两端无限延伸，就想那大厦正在这条路某—‘头搭建，我这辈子肯定赶得上建成开业。
那年从始至终，我的家乡公主坟一带都是一派无动于衷的太平盛世景象。
那时全球还没有温室效应这一说，北京的冬天很冷，大雪纷飞，我们经常踩着没膝的雪去上学。教室里没暖气，只有一个烧着烧着就会自动熄灭的煤球炉子，我坐在后面穿着棉鞋也冻得要不停跺脚。从那时起我的后脚跟就年年长冻疮。教室窗户上结着厚厚的冰霜，屋外房檐上垂挂着长剑般晶亮透明的冰溜子，我们常常拼掉冰溜子的尖儿当冰棍吃。
我的耳朵也长了冻疮，最想有的就是穆仁智那种能套在耳朵上的毛皮护耳。我有—顶“坦克帽”。那是民品厂仿军品生产的童帽。说是坦克帽是儿童的误称，那帽子额头有两个铁皮风镜装饰更像战斗机‘飞行员的帽子。这帽子冒充皮帽，其实是人造革，里面一层栽绒，戴上倒不难看，好像懂点技术似的，只是一点不保暖。
我的棉袄是件花棉袄。说它花，是指补得五色斑斓，不是真有一朵朵美丽的花。那是我哥哥穿小的。我的罩衣和裤子也是我哥哥穿小的，袖口裤腿接了一圈圈颜色相近的布像铅笔的橡皮头，领子膝盖屁股这些老摩擦的地方还一块块钉针脚密实的大补丁，搁今天不用化装直接就可以上街要饭，准有人给。印象里穿过的唯一新衣服是一件三个口袋的灯芯绒上衣，颜色忘掉了，有一粒粒硕大的有机玻璃扣子。那布很结实，摸爬滚打也不破，可以发给侦察连的战士当作训服。我想这大概是当年刮起的一股穷风。衣衫槛楼破破烂烂成为一种美德化身。这本来是报纸扯的一个蛋，但那年头，全国人民为了紧跟什么都照过了弄。你袜子破，我浑身上下没一件整衣裳，看谁穷得过谁。时尚嘛，以贫骄人。我这已经很奢侈了，还有罩衣里边还穿裤权背心。我见过惨的。玉渊潭湖边有一所罗道庄小学，学生都是四季青人民公社社员的孩子，一到冬天他们就空心光板只穿一件黑棉袄，放学出来黑鸦鸦一片像群落了地的黑老鸽。每当读到毛主席那一著名诗句“黑手高悬霸主鞭”，我眼前就会浮现出罗道庄小学同学们的身影。知道的是放学，不知道的还以为暴动了。
鞋子、春秋天主要是布鞋和球鞋。布鞋俗称“懒汉鞋”，大约因为不用系带，蹬上就走。布鞋有灯芯绒和布面两种，鞋底又有塑料底和轮船底之分，塑料底还有白塑料和红塑料的区别。最受小孩青睐的布面白塑料底，那很衬脚，又瘦又扁，鸭子嘴似的。那些大一点的，已知风情的，不那么正经的孩子更爱穿“白边儿懒”。那就像今天妓女酷爱的黑丝袜，走在街上有一种求爱的暗示。
球鞋基本上是军用球鞋。半大的男孩穿着它打球、上学、跑路，很多人连袜子也不穿，所以臭脚很多，夏天教室里的公害就是阵阵袭来的军用球鞋沤出的臭脚丫子味儿。能和“军球”有一拼的是一款“回力”球鞋。那是高级名牌，男孩子梦寐以求的东西。文革时社会秩序大乱，这款鞋和军帽一样是小流氓抢劫的主要目标。经常看到某帅哥穿着“回力”
神气地出去了，回来光着脚。鞋让人扒了。
和衣服一样，很少看的到谁穿新鞋，那时做鞋的好像都改行补鞋了。孩子们的脚上永远补着—‘块块犹如无知圆眼睛的皮子，磨歪的鞋后跟钉着铁掌，走起路来像马队经过。
皮鞋只有坏孩子才穿。流行的是所谓“三接头‘，三块皮子缝的，牛背上的皮缝在鞋尖，牛肚子牛逼皮缝在鞋腰和鞋帮上，后来形容徒有其表的人物常说是”牛逼皮做的“。
这款式也是源自军用品。最高级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将靴”，发给将军的半高腰靴子。
这东西很珍贵，理论上只应将门才有，那也不过干十双。社会公认，穿这鞋的人要么是高于子弟，要不就是大流氓，‘只有这两种人才有路子弄着。这鞋对一个人地位的肯定是今天任何一种名牌服装比不了的，相当于一辆加长卡迪。校官靴头不那么扁不那么尖，意思就差多了，像金戒指，俗且滥，穿上也就是一奥迪。
时代的变化正是从服装的变化显现出一些迹象，使人回想起来似乎早有先兆。春天的风沙像往年一样遮天蔽日地从西北高原刮来，解放军像大地的草一夜之间由黄变绿。他们换发了新军装。与过去那种温暖的黄比新上身的这码翠绿显得格外娇艳、晃眼、透着新鲜，像是夏天整整一个季节提前到来，时间关系跳了一下，人眼心理上都很难立刻习惯这种颜色的嬗替，都不像过去我们熟悉的那支正规军，而是另一支新开来的民兵。
这时我才发现他们的军衔早已都被褫夺了。帽子上不再有蓝底嵌金“五星啤酒”盖儿似的圆帽徽，领章上也不再缀着能分出阶级的银星，男女老少一律三块红。不知道都怎么想的，把兵这么打扮，这些人是要去打仗的，远看一片柳树林子，近看一帮邮差，谁还怕他们？再说，那时十里八店城里乡下就剩当兵的穿得还有点人模样。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口，纯为面子，也得有摆设，有门脸。不能一国人都跟土鳖似的。
军队的换装。为日后的流行创造了条件。军装风靡全国固然有新兴起的红卫兵寄托他们可怜的忠诚和嗜血愿望的原因，但在我们那儿，那也没什么象征，只是各家各户节省布票的便宜之计。都是好东西呵，那么结实的咔叽布，还有黄呢、马裤呢、咔叽、柞蚕丝，压箱底太可惜。真正的流行是普遍的贫困和短缺，小孩一旦窜个儿只好捡父母的衣服穿。
很多工人家庭的孩子一年四季穿他们父亲的工作服。那是一种非常结实的粗蓝布，可以鱼目混珠冒充牛仔布，这里叫“劳动布”的。小职员的孩子有穿中山装的，样子十分煞有介事。
学校五、六年级很多男生穿了军装来上学，挽着袖子，免进去整幅下摆，仍显得肥大，瘦小的人全身正面只有四个兜。不少旧军装的肩膀和领子还有刚摘下肩章和领章痕迹，那一小长方块比别处新。他们的表情还不是很自信，被人盯着看还有些羞涩。就这样，他们也显示出了一种力量。全校做操时，一眼望去也是一大片，黄灿灿的，无端就有些热烈的印象。
那年我大部分时间在读书。我读了张天翼的童话《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笛福的；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的一些片段。书是借吴迪和附属班里那些高年级同学的。看完我爱给班里别的同学讲，记不住的地方就随便发挥，同学们都觉得我是个知识渊博的人。
格林和安徒生的童话我觉得太残酷，小红帽就那么给狼外婆吃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就那么给活活馋死了，我不明白他们这么写是什么意思，主题在哪儿？那种悲伤是我拒绝的情感，与我硬朗的追求不符，只觉窝囊。相形之下，我更喜欢张天翼那类明显在于教育，明辨是非，只有好人坏人，感情淡漠的东西。那和我们课堂上一贯学的意不在冶情，只诉诸理性的东西一个路子。故事中那些超人性的内容：兄弟相残，有钱=堕落，我也不在乎，当它是必要的戏剧性安排，倒也不去费心想其中的微言大义。
老实说，张老师的童话很多时候我是当菜谱看的。我在发育，非常容易饿，特别留意大林他们那些坏家伙都吃进肚了什么好东西。那个可以随时变出一桌酒席的“宝葫芦”我很念念不忘，明知那不值得追求也情不自禁心想往之。张燕生他们三班那个矮胖戴眼镜的班主任外号就叫“猫老师”。每当听到有小孩在喊：猫老师爱吃鱼，一天只吃一块鸡蛋糕。
一块鸡蛋糕……。我便想这“一块鸡蛋糕”望眼欲穿。
和那些坏人比，我吃得太简单了。鸡鸭鱼肉基本不认识，更别提山珍海味，我压根不知道那是在说什么。每天每的白菜豆腐却也不利于培养一个小孩的男子气概，那会使他软弱、不开眼、逢请必到。谁愿意来这世上走一遭嘛没吃过嘛没喝过白不毗咧的跟羊一辈子似的。吃一顿好饭是我幸福概念中无比重要的一环。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我的人品，更不乐意宁死不屈，很希望被敌人抓到，都不用使美人计，只要“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这朋友没准我就交了——动了打入敌人内部的心。
张老师的童话给我大约是这么个影响：坏蛋净吃好的。要吃好的，只有当坏蛋。充分理解有些人铁了心当坏蛋的苦衷。
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人大倒霉了。给我一万两黄金，我也不坐船海上漂去。
那天下午我正在给全班同学讲故事。这些日子下午老师总是去开会，又不许我们放学，作业做完了，我就被公推到讲台前讲我新读过的故事书，也是群众自娱自乐的一种。
我正讲到鲁滨逊走进一个山洞，听到里面传来巨大的喘息声，头发吓得“一下都竖起来了”。我把头发弄乱，借坐在前排的杨重的军帽虚顶的头上，对大家说：就这样儿。
朱老师走进来，打断了我的叙述，叫大家马上集合，到警卫师礼堂听传达重要文件。
我记得自己还问朱老师：还回来吗？
朱老师说不回来了，叫我们都带上书包。
很多同学一边收拾书包一边隔着座位问我：谁呀？谁在里边？
当时我是知道答案的，但到今天也忘了，怎么也想不起来谁在山洞里了。
那天下午阳光很强、走出教室脸上就出汗了。操场上乱哄哄的都是小孩的说话声。体育老师嘴里叼着哨子一阵紧似一阵地吹。
一面面队旗迎风飘扬，在辽阔的蓝天下像是自动行走有生命的东西。一眼看到连绵的山坡栽满松树像是大地之嘴长出的连毛胡须。有潮湿微腥的气息随风吹来，那是山坡后八一湖水的味道，光闻闻心中也会生出一小片清凉。
校墙外的小路暴土扬烟，一行行人头挤得满满的，都是后脑勺。下雨天汽车轮辊碾出的辙印干成一道道硬沟，一脚一片疙瘩包，心里格硬。两边是墙和墙窄窄的影子，一些垂着毛茸茸穗子的青草长在墙脚阴影里。一个女生的鞋被踩掉了，一溜孩子挤成手风琴，发出一连串不谐之音。
警卫师和我们小学一墙之隔，走到那里并不太远。冬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到这个院的礼堂过队日听报告看电影，心理上把那儿当作我们学校的专用礼堂。
那是一片无人地带，只有礼堂一座建筑像座城堡孤零零立在很多路交汇处的空地上。
很多杨树柳树远远围成圈高高大大的站着，很多知了在叫。礼堂前小广场的方砖地在烈日下泛着白晃晃的光，踩上去就感到眼晕脚板发烫。这个师一向这么安静，不知道部队都藏在哪里，总觉得应该看到很多兵在练武才是。杨重一进他们院就神气，指着远处一座露出窗户的楼说那是他家。你们家有枪吗同学问。光有手枪他说。能到你家看看吗同学恳求。
我妈不让他干脆拒绝。
一团团吊扇在阴郁的高空旋转，那一片穹顶都模糊了，看不清图案和灯罩的形状。一个圆突然有了轮廓，叶片忽隐忽现，清晰了，沉重了，分成三枝，稳当地停住了。很多小于从座位伸出，指着半空，说：停了。
舞台上很明亮，人脸像涂了油彩浓眉大眼。讲台上携刻的那个八一军微颜色古旧，校长坐在后面只露出一颗小脑袋瓜，像个体儒。他的声音很撞耳，从前后左右分裂着传来，好像他有三头六臂。每一个字都清楚，但合在一起听不懂。胡老师很鲜艳地拎着暖瓶从侧幕条出来，前去给他倒水，像京戏中脚步轻盈的小花旦。
坐在一头的朱老师在批改作业，架着腿在搁在膝上的一撂作业本上飞快打着红勾。
我们这一排同学都睡着了，整齐地低着头，像是集体默哀。我也是一个哈欠接一个哈欠，东张西望，后槽牙和嗓子眼都给人家看到了。
坐在前面的陈南燕打着哈欠回头看，皱眉挤眼十分难看。
我大概是睡着了，因为我出了礼堂门，站在太阳地手挡凉棚四下张望。我来到八一湖边，下水游泳，居然不学也会，像爬在一个大气囊上动手动脚。陈南燕也在水里，站着不敢游，我对她说：你瞧我你瞧我。心里觉得自己聪明，什么都不学就会。只是不凉快，后背还是晒得滚烫。这样就失去游泳的意义了。
我一下醒了，满嘴哈喇子，只觉满屋人都在嚷嚷，声浪刚歇，也不知道他们在喊什么。
胡老师一脸幸福地站在台中央，歌唱家似的挽着手端在胸前。镇静了一下，觉得肋骨疼，狰狞着嘴脸问身边的陈北燕：你捅我腰了？
朱老师让的。陈北燕说。
我去看朱老师，只见她闭眼抿着厚嘴唇使劲一摇头，像是撤尿时打的那种机灵。
同学们都醒着，看着台上。校长也站着，男女声二重唱似的与胡老师并排，同样喜形于色的样子。
胡老师忽然又喊：共产党万岁！
这下懂了。我也连忙捏紧小拳头，举过头顶，埋头低吼：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亲手发动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死进行到底！
这可要人命了，我们哪有能耐把这么长的口号一口气连贯下来，其中还有没听过的新词。于是大家七嘴八舌自己断句，像集体背诵课文，有点大舌头，中间乱成一片，句尾一齐高上去：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亲手发动，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事进行到底——。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喊到后来更是一头雾水，只求发音上尽量一致。反正一两干人，嗡嗡一片，含糊其词也没人在意。
接下来是唱。胡老师两手放在空中，垫着脚尖，木偶一般僵硬在那儿，音乐一起，上身一惊活了起来，有力地来回摆着双手，像是教鼓掌，又像是要抱谁，手中间有一老粗的东西使她合不拢手。
我们腆着小肚子顶着前排的椅子背，托着丹田，摇头晃脑放声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边唱边互相笑，笑的是台上的校长。他也打拍子，单手，一把一抓像是有个苍蝇在他眼前飞。胡老师年轻妇女，活泼点正常。他半大老头子，在台上载歌载舞有点像出怪。他离麦克风又近，偶尔一句突然放大，所有音都不在调上，像是横窜出一句旁白，引出台下同学一片笑声。
文化大革命——好哇，听上去像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大汇演。文化——那不就是歌舞表演嘛；大——就是全体、都来；革命——就是新、头一遭，老的、旧的不要。这下文工团该忙了。
你跟着瞎高兴什么——我真想朝台上美得屁颠颠有点老不正经的校长大吼一声。节目还没开始呢，你就乐成这样——装的吧？
你说什么？我扭头问陈北燕，听见她在一旁嘟囔。
我说毛主席怎么那么了不起，陈北燕在一片歌声中大声对我说，所有主意都是他出的。
那当然，我对陈北燕不屑对毛主席很佩服地说，他多份儿啊。
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我哼着小曲往外挤，扒拉着同学的腿。
哪儿去？朱老师边唱边横出一条大腿挡住我。
一号，我指指自己下边，憋不住了。
朱老师放了我，我边走边唱，走过没人的前厅，走进一股骚气和药水味的厕所，站到小便台上，解开裤扣，边等边拼着力气很抒情地唱完最后一句：…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这才不再吭声，低头集中注意力尿尿。
出来了，它们一窝蜂出来了，我感到幸福。
这泡尿很长，没了，又冒出新的一股，断线，接茬儿又续上，只要放松放松再放松，它就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接着三二三四四二三四。这时旁边便坑间一阵水响，站起一个胖大中年妇女，目视前方坦然自若地提裤子。我慌了，又走不开，扭着身子说：这，这这不是男厕所吗？
这是女厕所。中年妇女开了小门出来，低头退步好像怕丢了什么一路逡巡着往外走。
我也没尿了，跑到门口看牌子，分明写着男厕所，心中愤愤不平，追着那妇女喊：你进男厕所。
那妇女稳稳当当迈着鹅步，头也不回望着天说：这儿不分男女。
他妈的！我心情败坏，这警卫师也太乱了，还有没有王法。
全校同学一哄而出，所有门大开，无数孩子在奔跑，像是礼堂塌了顶。我随着人流出了礼堂。外面仍是满地孩子，急急作鸟兽散。我看到我们班的同学也分成仁一群俩一伙向四面八方逃去。我在台阶上找陈北燕，她应该拿着我的书包。29号的孩子经过我身边不是扇我一脑瓢就是弹我一脑钵儿。我和他们打，红领巾被揪散了。飞起一脚踢在高洋的屁股上，落地未稳被张燕生下了一绊，跌跌撞撞两手几乎挨地一头顶到正下台阶的李白玲后臀尖。
“讨厌！”她骂。刚要踢我，认出我是同院的孩子，一扭腰走了。
你回院吗？刚刚走出来的陈南燕问我。
我等你妹她拿着我书包呢。
那我们先走了。她和杨彤并肩而行，老是右脚在前，快速搓步一级级下。等在树荫下的杨丹迎上来，跟她拉着手，三人一起走了。
方超和张宁生从另外一个门出来，没看见我，三窜两蹦，袋鼠一般跃着，简直飞走了。
于倩倩和许逊出来，知道我在等陈北燕，陪我一起等。
我说不用。他们说没事，愿意。
陈北燕和吴迪一起出来，十字交叉背着她的和我的书包，像个女卫生员。
等你半天，她见我就嚷嚷，也不回来，以为你掉茅坑里了。
你就替我背着吧，算我赶了一匹马，得儿驾喔吁长得像驴。
陈北燕把书包带从后猛地套我套子上，差点我一口气憋死。
杀人啦，我喊，有人暗害革命干部。
你替我背。我把书包套许逊脖子上，他把书包扔地上。
我盯着于倩情，一转脸把书包套吴迪头上，跑开指着她说：不带扔的。
可是我只能替你背到你们院门口，吴迪也把书包十字交叉背着，一手托着一边走着说，怎么那么沉啊。
我们五人边玩边走，走走四周就没人了。路边的柏树丛又高又密，视线也都给挡住了。
回头看，礼堂也不见了，京西宾馆倒像是很近。
这是哪儿啊？大家觉得有点迷路，但天还很亮，也不害怕，管它是哪儿，朝前走吧。
怎么这么臭，什么味儿这是。又走了不远，前边出现了一排排低矮的平房，空气中充满腥臭的气味，还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在哼哼，且数量众多，很放肆很无耻的一大帮。
陈北燕吧嗒吧嗒书包拍着胯跑在前面，率先爬上一个高坡。我认为那是一个粪堆。
猪。她一声尖叫。
我们一齐奔驰，个个眼中都有狂喜的神情。
在一间间一半覆瓦一半露天有点一室一厅意思的圈里，我们看到肉片和丸子生前的模样，也是一张张生动、五官俱全的脸，脚小点，脖子短点，身体胖点，走路不太抬头。也是一大片居民区，像我们一样过着集体生活。每家里有母亲、孩子和一些成年亲友，大部分是黑人，也有不少白人，大家和睦相处。
畜生们在吃饭，也不知算哪顿。它们头挨头挤在槽子前，吃得很专心，吧唧吧唧一片山响，小尾巴在浑圆的大屁股上甩来甩去，看得出来。这是它们的欢乐时光。可是槽子里并没有什么有营养的佳看美味，只是一些腐败的灰白色臭烘烘的汤汤水水，连粥都算不上，这可不是打发—个胖子相称的伙食。我没想到猪居然这么好养、随和、无怨无悔，认真地过每一分钟。它们的粪就拉在屋里，有干有稀，猪腿和蹄子在上面踩来踩去，一些吃饱喝足的家伙直接就睡在屎里，袒胸露怀，放浪形骸，瞧那德行还挺开朗，小眼睛里一副及时行乐得意劲儿。
猪们的超然作风使我们觉得很逗乐，几乎有点爱上了这些没脸没皮的东西，觉得它们天真厚道。
明儿就吃了你们，我们指着最肥的几只大猪喊。
它们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照旧哼哼卿卿地散步、进食、晒太阳。我们拣石子儿往它们身上扔，砸它们，它们也躲，也不高兴，尖声嘶叫，但还是一眼不看我们，你可以说它们也有一点自尊心。
我们一路打过去，女孩也奋勇投掷，打得一圈猪叫，骚动不宁。我们不许它们这么安逸，见不得好人一生平安。
一个穿着雨靴、挂着皮围裙看着比猪也没干净到哪儿去的兵闻声跑出来，手里拎着起粪的铁锨，大叫大嚷：你们欺负它干什么？它招你们了？
我们就跑，边跑边继续往圈里扔石子，嘴里大喊：臭，真臭！
那个饲养员仍在后面喊：抓住他们剁手。
我们穿杨渡柳，一直跑到马路边才停住脚，心情无比兴奋，好像历了次险，大大开了眼，见识到了一种异国风情。那时红日西沉，天上也出了晚霞，我们发现已经过了公主坟环岛，对面就是京西宾馆。京西宾馆好几层亮了灯，马路上既无车也无人，像荒原一样辽阔沉寂。那也不过一站路，我们却也走的伯了，连跑带颠。于倩情和吴迪要撒尿，恳请我们等她们，我和许逊嘴里说等，边走边退。她们并排蹲在地上，很凄惨地喊着我们：等一等等一等。一声声带着颤音的呼叫在分分钟变暗的天空下清越地传进我的耳朵。
我们走到29号北门，向站岗的战士求情让我们进去。吴迪见我们要抛弃她，急得想哭。
我们带她一起进了我们院，陪她走到西门，站在那儿看着她独个穿过翠微路，暮霭中她小小的身影一直在树之间飞跑。
烈日炎炎下悠闲自得的猪群是那天最鲜明的印象。日后一想或聊那天，情不自禁冠名以“看猪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