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来了。
“父亲……父亲他……”
冉神色怆然，眸子凄迷着哀雾。
冉很久没来了。
我说：“冉，你父亲病了么？”
“死了……”
冉倏忽间泪潸潸下。她缓缓坐在沙发上，双手捂住脸，一动不动，仿佛打算永远那样了……我不禁愕然。
许久，我嗫嚅地问：“什么病？……”
冉放下双手，目光恍惚，似乎不知该看何处。
“不是病……不是……他在存自行车的地方跟一个妇女吵架，人家用伞捅他。
新伞，伞端是金属的。从他两根肋骨间捅进去了，捅着了心脏……“
我又是一阵愕然。
“依我，就不开追悼会了。可母亲坚持非开不可，他的一些弟子们，也都主张要开。所以，所以我来给你送这个……”
冉从小包中取出一份讣柬，犹犹豫豫地放在桌上。它印制得很庄重，很考究。
“有空儿，你就去参加；没空儿，就拉倒。反正人已经死了，左右不过是那么回事儿……”
我立刻说：“我去我去！哪能不去呢！……”
冉匆匆告辞……
我独自发呆……
一位社会心理学权威，一位性情极有涵养，平和得如一泓静水的老人，竟会在存自行车的地方跟妇女吵架，竟被对方用伞捅死，越细想，越感人生之无常……我认识他，才一年多。某日北影的一位朋友找我，求我件事。问什么事，说小事一桩，说希望我替他要到一个“饲养证”。
“你也对花花产生怜悯？”
“花花”是一条小狗，一条黑白色的小狗。在寒冷的冬季里，跑到了我们这一居民区。左胛骨那儿带着一道很深的砍伤，皮肉令人触目惊心地绽翻着。最先发现它的是几个孩子。它蜷在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宿舍楼传达室的山墙后，由于冷和疼，瑟缩着栗抖。孩子们发现了它，就围住它。
其中有我儿子。我想他们当时看着它，一定像看着一个年龄比他们还小的男孩儿或女孩儿，一个无家可归的男孩子或女孩儿，一个受了重伤奄奄待毙的小小流浪儿。他们可怜它，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我们童影宿舍传达室旁边，盖着一间简易的小土坯房子，住着些民工。正是中午，孩子们放学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民工们见孩子们围住什么看，也纷纷好奇地走过去。那小狗在他们眼里，肯定和在孩子们眼里是不同的。他们大概看到了一盆肉。他们中的一个，就拖了它的一条后腿，想把它拖回到他们住的土坯房子里，杀了它，吃它的肉。也许他们认为，不杀它，它活不过几个时辰，也是难免一死的。人拖它时，它并不咬人，也不叫。我想当时它眼中，肯定充满了恐惧，肯定充满了绝望，肯定充满了听天由命的无助的悲凉。如果它真是一个男孩儿或女孩儿，真是一个小小流浪儿，也许但求一死？但求速死？
可是有一个孩子突然叫喊起来：“不许拖它！”
那一天的那一个时候，我正开了阳台的窗子，放我写作时吞吐造成的满室烟雾。于是下面的情形便是我探身窗外所目睹的了：民工们未将一个孩子的叫喊当成怎么一档子事儿，拖小狗的那个仍拖它。
“不许拖它！”
许多孩子都叫喊起来。
“你们的？你们的？”
民工们不示弱。
“你们的？！你们的？！”
孩子们更不示弱。
“你们想杀了它，吃它的肉，是不是？！”
首先叫喊起来的那个孩子，咄咄逼人地质问民工们。“是，又怎么样？你们再叫喊，我们立刻弄死它！你们信不信？”
“你们敢？！”
“嘘，嘘，怎么不敢？”
拖狗那个民工，说着不拖它了，目光四处寻找能立刻弄死它的东西。
没什么顺手的东西可被他当场利用，他便去捧一块大石头。
首先叫喊起来的那个孩子，扑向他，咬他的手。大石头落地，又砸了他的脚。
他疼得抬起那只脚，一条腿金鸡独立，乱蹦乱跳。他恼羞成怒了，掴了那孩子一耳光，还将那孩子一拳推倒了。
于是众孩子们齐发一声喊，都向民工们扑过去。孩子们毕竟多，民工毕竟少，那情形颇为壮观，也颇为刺激。孩子们一个个非常勇敢，甚至可以说非常凶猛，仿佛一群惯于出生入死的猎犬，准备发扬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天不怕地不怕地围剿几头大兽似的；仿佛他们早就期待着，某一天有某种契机和某种正当的理由，向某些大人们发动一场进攻了。居高临下，我发现我的儿子表现得一点儿也不比别的孩子差劲儿。他一头朝一个民工汉子撞去，将那汉子撞得向后踉跄数步。
我喊：“梁爽，不许撒野！有理讲理！不许……”却哪里还会引起儿子的注重！
他低着头，小牛犊子似的，又朝另一个汉子撞去。我简直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我看见的，正是我那一向温良恭俭让的，备受大人们喜欢和夸奖的儿子。几个孩子围剿一个民工。同仇敌忾，进攻是一往无前的。
民工们不但恼羞成怒，而且大打出手，开始反击了。都是些二十多岁的农村青年，真急眼了，他们才不管面对的是些孩子不是些孩子呢。虽然他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可一旦开始以大人对付大人们的狠劲儿对付孩子们，最终吃亏的注定将是孩子们无疑。
我眼睁睁看见我儿子被一个汉子一脚踹倒在地。他爬起来又扑上去，又被一脚踹倒在地……我喊：“嘿，那小子，你他妈再敢踹我儿子，我下楼去跟你拼啦！…
…“
儿子依然没听到我的喊声，依然没注意到我。他第三次向那汉子扑去，一头将那汉子撞倒了。于是几个孩子一拥而上，将那汉子压住，一阵拳打脚踢……那汉子却听到了我的喊声，招架着爬起来，抬头望望我，转身就往他们的小土坯房跑……
斯时对面两幢楼的阳台窗子都纷纷推开了，一些当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伯伯婶婶叔叔阿姨的，全将身子探出窗外，呵斥民工们：“反了你们啦，欺负起小孩子来了！…
…“
“谁打孩子了？谁打孩子了？认准他，饶不了他！”“妈的，王八蛋你站那儿别动！有种你站那儿别动！老子清清楚楚地看见，你打我女儿了！……”
“小海，你挨打没有？宝贝儿，你挨打没有？你倒是说话呀！……”
在大人们的助威之下，孩子们一个个表现得愈发凶猛。民工们的心理自是有所顾忌的，哪一个也无心恋战，纷纷退却。
几个当爷爷奶奶叔伯婶姨的男人女人离开各家阳台来到外面时，民工们已退入他们的住处去了。然而孩子们仍不依不饶，围住那小土坯房子叫阵，扬言要继续火攻。大人们问明缘由，都说也难怪孩子们如此愤慨；都说那小狗着实的可怜；都说民工也忒不把作孽当成回事了，这么可怜的一只小狗，还忍心杀它？还忍心吃它的肉？何况它瘦得皮包骨，即便把它杀了，能剔出几斤几两肉哇？民工们自愧，则掩门不出。
孩子们得了理，又有大人们的道义上的声援，就七嘴八舌非常之严正地提出：民工们必须向他们当面保证，今后再不许产生伤害那小狗的歹念；而他们要从此对小狗负起照顾的责任……
大人们被孩子们的善良所感动，唤出民工们，迫令他们向孩子们当面指天画地说了些保证的话，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从此那小狗就有了保护人。孩子们给它起名叫“花花”。用破纸板给它搭了个窝，窝外面罩了一条谁家扔弃的小破被。窝里垫了几件旧棉衣，垫得暄暄软软，暖暖和和的。孩子们这些善举，使一位在北医三院做医生的家长尤其大受感动。他为花花实行了一次外科手术，细致地缝合了它的伤口，还给它输了两瓶葡萄糖。小花花乖得很，输液的时候老老实实的。只要有孩子在旁边守护着它，抚摩着它，它一动也不动，眼中充满了感激。孩子们又做了些卡片，说是“饲养证”。并且规定了饲养人资格，是“三好”学生才有资格饲养，不是“三好”学生没有资格。没有资格的孩子当然也是可以喂花花，可以和它玩耍的，但是绝对不可以用食物将花花引诱到这一居民小区以外的地方去。而花花胆子极小，似乎明白，只有在这一居民小区的范围以内，它才能受到保护，才是安全的。
无论用多么好吃的东西，也是不会将它引诱到远处去的。事实上，也没有哪一个孩子怀有将它引诱到远处的企图。
我的儿子是“三好”学生，而且被公认在保护花花的战斗中，表现极其勇敢，理所当然地是第一批获得“饲养证”的孩子之一。
那一天我从外面把他领回家，命他立正站在我面前，严厉地问：“你那么撒野，对么？”
他说：“对。”
我说：“你还敢嘴硬？还敢说你撒野对？”
他说：“要是见死不救，那对吗？”
我说：“你可以用语言表达你对这件事的立场和态度嘛！你和大人撒野，你不是明摆着吃亏吗？要是把你踹成内伤，你后悔也晚了！”
他说：“我不后悔。”
我生气了，说：“靠墙站着，反省去！”
他就靠墙站着去了，但眼中立时盈满了泪。
我又说：“你甭觉得委屈！你为一只小狗挨了两脚，你自以为值怎么着？”
他仍不服管教，说：“我们要都像你这样想，小狗现在已经死定了！”
我瞅了他半天，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见他眼泪断了线儿的珠子似的往下掉，转身从厨房拿了两个包子，塞给他，让他去喂狗……
我满口答应了北影朋友求我的事儿，尽管我觉得这件事儿不无可笑的成分。大人喜欢狗的话，完全可以自己养一只嘛。北影童影，养狗的大人不少。何必非要参与到孩子们中间去呢？那一心希望得到“饲养证”的大人，不知是怎样的一位大人，真有点儿怪！
儿子放学回到家里，我对儿子说了这件事儿。我想区区一件小事儿，儿子便能替我办成。
不料儿子回答：“得研究研究。”
我一愣，问：“研究研究？谁们？”
他说：“当然是我们养狗小组的核心成员们啦！”那口气，仿佛他是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我这当爸爸的，企图通过他的关系，批一个官职给自己的哥们儿似的。我取笑他：“你们可算是有了种权力了！好，那你们就研究研究，尽早给我回话！”
儿子郑重其事地说：“这不是什么权力不权力的问题，这是原则，是必要的资格审查的程序。对你们大人，性质更加不同。我们当初没考虑过大人，所以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
我说：“你少跟我来这套！明天你就得给我个回话！”第二天，我始终记着这事儿，询问结果如何。
儿子说：“大家要见见你那位朋友。”
我说：“怎么怎么，你爸爸介绍的朋友，还要面试不成？”
他说：“也不能因为你是我爸爸，就不讲原则。”我商量地说：“得了儿子，人家怪忙的，免了你们那原则吧！你再跟你们那些核心成员们帮爸爸疏通疏通，就算给你爸个面子行不？”
儿子干干脆脆地回答：“不行。”
见我瞪着他语塞，他又悦：“我们就不忙吗？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晚上还有作业，和大人上班有什么区别？大家要见见你那位朋友，就等于很给我面子，也很给你面子啦。我们总不能太随便地就发出去一个饲养证吧？”
儿子的口气，言外之意仿佛是——爸你们大人也别太不识好歹了！
……
晚上，北影的朋友打电话问相求之事我忘了没有？我说没忘，说只是事情也许不像我想的那么容易办成。朋友问这么一桩小事有何难处？我只得照实讲——孩子们要见一见那个希望获得“饲养证”的人，见了要当面判断一下那个人有没有资格，之后他们还要研究研究……“是——这——样——啊？……”
电话中，朋友的语调拖得很长很长。
隔十几分钟朋友又打来了电话，说那人非常尊重孩子们的原则性，愿意接受孩子们的任何方式的资格审查，问哪天可以接受面试？
我捂住电话，唤来儿子，没好气地说：“一件小事你也不能帮爸爸顺利地办成！你看你们搞得这个复杂劲儿！你替你们那些核心成员预定个日子，哪天？”
儿子说：“嫌复杂？嫌复杂就拉倒！是你们大人找到我们头上的，又不是我们主动找到你们大人头上的。”我说：“别贫嘴，问你哪天！”
儿子想了想，说：“那就星期六吧。星期六我们下午没课。”我接着问：“在哪儿？”我说：“乔老师，真是抱歉得很。这么一桩小事，还劳您亲自来一次。按说我们应当替您要了，给您送去。”他说：“没什么，该来的。我家离这儿不远，就住小月河那边儿。远了我也不知道这儿还有些为一只小狗向大人们宣战的孩子。
孩子们越认真，我心里越高兴。从小就玩世不恭，对任何事都一副痞子态度的话，咱们中国可就没什么大指望了。别说搞社会主义、搞改革不行，搞资本主义也不配。资本主义的历史，可不是一部痞子的历史，是几代最讲认真二字的人共同创造的历史。我的兴趣不在狗身上，我的兴趣在孩子们身上，我实实在在地是对他们慕名而来的。“
我望望朋友，心中暗吃一惊。话题一过分的严肃，我这人常常就不知如何与人继续交谈，只有沉默的份儿。窃以为对于几个孩子，包括我的儿子，为捍卫一只小狗而向大人们公开宣战这件事，是不可过分鼓励和夸奖的。但是出于礼貌，我们报以微笑和点头，毕竟，老先生的话不无道理。
朋友却附和道：“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难得乔老师有这么一颗忧国之心。”
冉的父亲摆摆手，仍以那么一种自谦的口吻说：“耻谈忧国，耻谈忧国。不过是毛病，三句话不离本行而已。举凡中国之事，政治论说派有之，经济论说派有之，文化论说派有之，唯善于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某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包括某些专家学者，一向以为政治经济是因，社会心理现象是果，此大谬也。这种因果关系也是二律背反的关系。现在可以这么认为，社会心理已不再仅仅是现象，而是主要的因素之一，决定改革这棵树上，结出什么样的政治之果，和什么样的经济之果。一群人即使在刀耕火种的条件之下，也可以创造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一群猴子不能。从类人猿到人经历了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但由人退回到猴子去，往往和蝉蜕一次壳一样容易……”“我给你们沏茶。我给你们沏茶……”
我起身走到厨房去了。
朋友是很善于察颜观色的，跟至厨房。
我耳语相问：“老先生怎么回事儿？我也没说什么他不爱听的话啊，何以引出他一大番宏论？”
朋友也耳语道：“你千万别见怪。他一向如此，当导师当惯了。对他抬举的人，才侃侃而谈；在他讨厌的人面前，他会一句话也不说，故意使人尴尬。”
“别沏茶了。趁孩子们没来，还是聊会儿嘛！我喜欢和你们年轻人聊。民不可能皆圣贤，民亦当耻于皆不肖。不肖者，痞也……”
冉的父亲，仍自说自话。那一种语调，虽很平和，并不言语汹汹，但使人听来，总有一种谆谆教导的意味儿，一种诲人不倦的意味儿，和一种忧患多多的意味儿。
我不敢接言。唯恐一接言，一般性的交谈，变成一场严肃的讨论。我已经很久不和人讨论什么了。克服了这一种亦曾染之的大的毛病，我觉得自身和周围的生活都安泰不少，自己不再那么地嫌恶自己了，也不再那么地嫌恶他人和周围的生活了。仿佛瘾君子戒了烟，寻找到了某种肺清腑爽的感觉，呼散掉了很多自身的浊气。
不过我并没因为老先生的借题发挥，而破坏他给我的好印象。有一个时期，我也三句话不离文学来着，逮住一个什么人就跟人家大谈文学，全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
所谓秃头不轻蔑和尚。
我刚用托盘端了茶进屋，儿子就回来了，带了四位他们的核心成员。
我看看表说：“你们很准时嘛！”
他们也都看表，之后一齐看我朋友。
朋友说：“都别看我。你们要面试的不是我。”我说：“对，不是他，是这一位。”指着冉的父亲，让他们叫爷爷。
他们没想到要审查资格的是位“爷爷”，面面相觑，似乎不知所措。
一个个窘了片刻，依次叫了“爷爷”。冉的父亲连忙站起，让出沙发，礼贤下士地说，“你们请坐沙发，你们请坐沙发。”
朋友也只得从沙发上站起，坐床沿。
孩子们倒不客气，心安理得地占领了两只单人沙发和一只双人沙发。
冉的父亲将椅子摆正在他们对面，如钟肃坐，恭敬地问：“那咱们就开始吧？”
一个孩子首先问：“你为什么对我们的花花感兴趣？”
不待冉的父亲回答，朋友以大人们对孩子们那种习惯了的长辈的口吻说：“你们听明白了——乔爷爷不是对你们养的狗感什么兴趣，而是对你们本身感到了点儿兴趣。至于狗嘛，他要养什么样的狗，我都能替他弄到！德国‘黑背’、日本‘狼青’、加拿大的‘雪橇狗’、澳大利亚的牧羊犬、西藏的藏獒，还犯得着非要和你们养一只赖巴巴的小狗崽吗？”孩子们一阵沉默，又面面相觑。
其中一个，看来是核心的核心，就站起来，对我们三个大人一眼也不看，只看着我的儿子，隐忍地说：“梁爽，那我们走了。”
儿子瞪着我，仿佛受了严重侮辱，抗议地哼了一声。我说：“别走哇别走哇！
吃糖吃糖……“连忙从茶几下格取糖盒，抓了糖往他们手里塞。
冉的父亲也立刻声明：“他的话不代表我，不代表我。我是既对你们的小狗感兴趣，也对你们本身感兴趣。是因为你们才对小狗……不，不，是因为小狗才对你们感兴趣，但主要是对小狗感兴趣……”
朋友自觉无聊，躲到另一间屋去了。
我又说：“乔爷爷是很值得你们尊敬的一位爷爷，是社会心理学家呢！”
我儿子说：“爸，你别扯这些，这些对我们不起作用。”
于是一个孩子瞅定七十来岁的社会心理学家，严肃之至地说：“你实际上还没回答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哪！”七十来岁的社会心理学家想了想，并没多大把握地回答：“我……我同情那小狗的身世……”
“你认为狗也有身世吗？”
“是啊，有的有的。一切有生命的，就都有身世。比如一棵草本的花儿，它春天结骨朵儿了，夏天开放了，秋天凋零了，冬天死了，我们一般就不会替它伤感，因为就它来讲，身世挺好的了。可是，如果它夏天才结骨朵儿，还没等开放，秋天就到了，接着冬天就把它冻死了，我们就会替它伤感是不是？有了你们的爱护，花花的身世就改变了，变好了。如果我们能使什么的身世变好了，无论那是什么，只要不是坏的丑的恶的，都值得我们一做是不是？……”
孩子们频频点头，看来他们对他的回答挺满意。好像他们的问题的标准答案，正是那样的。然而我看出他们在装理解。他们挺满意的，也许只不过是七十来岁的社会心理学家的态度。他那一种虔诚的态度，分明的使他们产生了大的错觉，起码在那一时刻产生了大的错觉——似乎他们是大人，而他是孩子。我猜他们对他们的那个问题，是根本没有统一的答案的。
“小明的爸爸妈妈有三个孩子，老大叫大毛，老二叫二毛，老三叫什么？”
一个最稚气的孩子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使我一愣，这问题太唐突，好生的没道理。不过就是有没有资格和他们共同饲养一只小狗么，岂可对一位爷爷辈儿的老人的智力正儿八经地进行面试？
我看冉的父亲——老社会心理学家也不禁地一愣。孩子们互相交换着会意的眼神儿。
冉的父亲犹犹豫豫地说：“老三叫三毛？”
孩子们都笑了。
“那……叫……叫小毛？”
孩子们都得意洋洋地摇头。
我说：“叫阿毛吧？”
我儿子说：“爸你别帮着乱猜行不行？到底考你呢还是考他呢？”又对冉的父亲说：“乱猜是猜不到的，要善于动脑筋思考。”
于是冉的父亲就努力动脑筋思考起来。
我递给了他一支烟，转身去到另一房间问朋友，满心希望朋友比我和冉的父亲智商高点儿。
朋友气恼地嘟哝：“这些个孩子！这算干什么？这叫什么问题？”
我说：“是啊是啊，纯粹小孩子蒙小孩子的问题？你快告诉我，我好去提示，省得他被难住。”
“我怎么知道！”
朋友耸耸肩，继续看他的书，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我沮丧地回到“考场”，见冉的父亲一口接一口吸烟，已然显得很不自在。
提出这问题的孩子说：“那我再讲一遍，你认真听。”看看我，又对我说：“你也认真听。你们一块儿动动脑筋，启发启发他。”于是那孩子又讲了一遍。
冉的父亲仍回答不了。我也是。
我儿子忍不住说：“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老三叫小明呗！问题中已经告诉得明明白白了嘛！”
接着他们又出了一个问题——海水为什么是咸的？冉的父亲还是被难住了。
我也不知道海水为什么是咸的。
一个孩子就讲了个故事——说有个人，做了些好吃的，香味儿引来了鬼。鬼想用一盘磨换人那些好吃的。鬼说磨一转，就出盐。人觉得合适，跟鬼换了。人把磨藏在山洞里，自己需要盐的时候，便偷偷到山洞去，不愿自己的同类也得到盐。鬼很瞧不起人的自私自利，一天夜里，把磨扔到海里去了。于是海水就是咸的了，于是那个自私自利的人企图靠一盘磨发大财的希望破灭了……朋友不知何时也过来了，听了这个故事就大鼓其掌，一边鼓掌一边说：“噢，海水是这么变咸的呀！”
我和冉的父亲，相应地也都说了些自己知识很贫乏，今天知识有所增长之类的话。
那天孩子们对冉的父亲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资格审查，最后他们的核心的核心问他们怎么样？他们都说“还行”。冉的父亲如释重负地笑了，孩子们也便笑了。
我看他们在那一个多小时内也不怎么轻松。当他们都说“还行”时，也是如释重负的。我和我的朋友，跟着审查的被审查的，一块儿感到如释重负。
孩子们终于将“饲养证”交给了冉的父亲。嘱咐他别丢了，不许转让，不得擅自涂改等等。他们还强调指出：之所以必须履行审查程序，乃是因为，据他们了解——人善，养的狗也善；人恶，养的狗便恶。人智商高，养的狗也聪明；人弱智，养的狗便傻头傻脑。他们不愿他们的花花，将来长成一条既恶又傻头傻脑的大狗…
…我的儿子送他的小伙伴们走后，冉的父亲说：“这就好，这就好。中国还有这样的孩子，实在是中国的一大幸事。”朋友附和道：“对，对。乔老师看问题，就是思维辽阔，具有远见卓识。”
我对中国的将来，和中国现在的孩子们，既不曾怎样的乐观过，也不曾杞人忧天地悲观过。没什么意见值得发表，只有对冉的父亲满怀敬仰地笑着而已。
从那一天起，早晨，中午或晚上，我每日至少能见到冉的父亲一次。
他用网兜拎着带盖儿的小盆来喂狗。很快的，他不但和孩子们都熟悉了，并且获得了他们的信赖。他们见了他，开始礼貌而亲切地叫他“乔爷爷”，视他为他们养狗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了。花花自然也对他熟悉起来，信赖起来。在那小狗的意识里，也许不但认为又多了一个保护人，而且认为是一位妈妈寻找到了它吧？毕竟，一位老人对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般的小狗的怜悯、爱心和责任感，比之孩子们是更周到的。似乎多了些什么内容；似乎他非常需要拥有那样一只小狗，哪怕是部分地拥有；似乎它最应是“花花”；似乎如果不是，便缺少了某种意义。
我散步的时候，经常看到花花驻立街口。我知道它在等待他。它一望见他，便欢跃地奔跑过去迎接。我也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他在进行抡臂运动，花花则蹲踞他跟前，凝视他。他抡左臂，它的头便歪向左边；他抡右臂，它的头便歪向右边。
那是挺幽默的情形。
后来我发现花花干净了，漂亮了。白毛雪白，黑毛乌黑。黑白分明，精精神神的花花，似乎是一只出身高贵、备受宠幸的狗了。
儿子告诉我——乔爷爷将花花带回家，已经给它洗过好几次澡了。
不久儿子又告诉我——乔爷爷说，过几天他要请些人来给花花打预防针……
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正在家中写作，忽闻儿子的足音异常急促地噔噔噔奔上楼。儿子一进门就喊：“爸呀爸呀，你快出去帮我们救救花花吧！”
儿子眼中充满了惊慌。儿子那双眼睛，使我联想到民工们要杀花花那一天可怜的小狗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