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处讨去。”冉摇头，“我又没当过代理人，也不知他们住什么地方。他们给我留下的那些电话号码，要么是别的不相干的单位的，要么是些死号码。连我的朋友们，和朋友们的朋友们，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了，都好像一下子从地球上消失了。许多出版单位向新闻出版署状告我父亲，人家就来家里向父亲了解核实，父亲是一问三不知，人家就认为父亲不老实。我说这事跟我父亲没关系，跟他的弟子们也没关系，要负什么法律责任，我负。要受什么制裁，我受。人家就认为我和父亲早已串通，沆瀣一气。我声明一分钱都没得着，人家又怎么会相信？于是晚报上登出了文章，愤怒地谴责堂堂学者也到了要钱不要脸的地步。我母亲那几天异常敏感，神经兮兮的，说住在附近的大人孩子，看见她时，目光全都是嘲笑的，鄙视的。
当然也可能真是这样，也可能我没感觉到，是因为我上班早，下班晚，碰见的熟人不多。我们单位倒没谁嘲笑我，更没谁鄙视我，我人缘儿比我母亲好。单位的同事都安慰我，劝我什么都别在乎，说这年头儿，能挣到钱干什么都值。说学者要是都穷光蛋似的，买西瓜专挑个儿小的，吸烟吸劣质的，菜市场上跟老农急赤白脸地讨价还价，光要一张脸又有什么用？连同事们都认为我父亲肯定得了一大笔钱，我便知道父亲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的名声了。我是什么都不在乎，只是因为被骗了，满肚子的愤怒而已。但父亲没法儿不在乎，事情于他，和于我，性质太不一样了！
现在的报纸，没新闻还要制造点儿新闻呢。有了一条新闻，哪有只发一篇文章就罢休的？一位学者，与淫秽出版物有干系，不管你信不信，反正能使不少记者感到兴奋。也记不清有多少记者敲过我家的门了。最初我父亲很虔诚地接待他们，老头子一个劲儿表示忏悔，希望通过记者，向公众谢罪；当然也希望通过他们，替自己向公众作一些必要的解释。那些记者们也很虔诚啊，都表现出颇能以正视听的样子，使我父亲很信任他们。我母亲也是。包括我自己。于是采访文章接二连三地见报了。这家报纸转了，那家报纸还转。那些日子里，我们一家三口，每天晚上都不看电视了，集中在客厅里看报。那些采访文章和实际采访时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变味了。两方面的虔诚和尊重都没有了。双方的对话一经记者们写出来，多几个字或少几个字，尽管还是那些对话，却仿佛通过对话给双方都照了相。父亲显得那么的老奸巨猾，记者们显得那么的机智尖锐。我从来没见父亲被气成那样，他简直要被气疯了似的。拍桌子。踢椅子。摔了好几件东西。生完气又难过。又恨自己。说些悔不该当初的话。说又上当了又受骗了。说记者们是存心把他描绘成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接着，区人大专门为父亲组织了一次交心会，其实是帮促会。帮助和促进父亲早日登报公开承认错误。父亲在会上很冲动，态度很强硬，说杀人不过头点地，想批就批，批就来个批倒批臭，说愿怎么着怎么着吧。一回到家里就写了封信，自行罢免了区人大代表资格。再接着，申请创办《社会心理学刊》的报告被有关方面批回来了。不是批准了，是批‘死’了。只有一行字，写的是——暂不予考虑。老头子又不明智起来。又打报告。措词挺悲壮的，说自认为不配任主编，也不想再当主编。但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因为一个和尚犯戒了，就连原打算盖的庙都不盖了。那并不等于真的惩罚了犯戒的和尚，等于使其他的无辜和尚成了替罪羊。第二份报告是我替父亲送到有关部门的，过了很久也没个消息。父亲期待不下去了，一天亲自去询问，人家跟他打官腔，说需要讨论讨论，又说短时期内根本排不到议事日程上，劝他趁早别操这份儿心了。实际上是三言两语就把他打发走了。没过几天，我父亲第二次住院了……“
冉又叹了口气。
我陪她叹了口气。
我说：“冉，你……相信某种迷信的说法吗？”冉说：“你指花花那件事？”
我点头。
冉说：“以前不信。现在，多少有点儿信了。自从那件事后，不顺心的事，使人上火的事，一件接一件落在父亲身上。连父亲都被搞得有点儿迷信了。一次我到医院看他，他嘱咐我，买些上好的排骨，炖一锅，夜里十二点左右，埋到后山的小树林里去。父亲曾经常带着小狗在小树林里散步。父亲还教我背熟了一套咒语，说是投生咒，嘱咐我一边埋，一边念叨。我对父亲说这么做纯粹是迷信。父亲说，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某些迷信的做法，是很能够减轻人的心理压力的。只要有利于获得心理平衡，迷信一下又何妨？我听了，觉得父亲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
“你那么做了？”
“嗯。我很怜悯父亲。父亲第二次住院，病得重。我和母亲都以为他再也回不了家了，甚至向亲朋好友们发出了病危通知。没想到父亲渐渐康复了。你说怪不怪？”我说：“有些事，越想明白，便越糊涂。”
冉说：“是啊。我家客厅里挂着一幅郑板桥的字画，你注意过没有？”
我说：“注意过。许多知识分子家里，都挂郑板桥那几个字。”
冉说：“我父亲一辈子都是个难得糊涂一次的人。我母亲也是。如果他俩有一个活得糊涂点儿，后来的一件事就不会发生了。”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说起来挺没意思的。我父亲住院时，我和母亲不是向亲朋好友们发出了病危通知吗？结果就从台湾引来了一个人。还是个女人。是父亲青年时代的恋人。我一点儿也没法儿理解，有些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会牢牟记住青年时代的恋人不忘。青年时代的爱情，不就像青年时代做过的梦一样吗？值得不忘吗？这不是太古典了吗？时代已经非常现代了。又现代又现实，还有些个古典的人没死绝，仍活着，可不就会发生些不该发生的事吗！我一开始并不知道那个台湾来的女人，是父亲青年时代的恋人。我母亲也不知道。但我父亲的几名学生却知道，也不知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肯定是你父亲对他们讲过。”
“我想也是。当教师、教授、导师的人，有些事，从不讲给家人听，却会讲给学生和弟子听，而且毫无隐瞒。是我父亲的那几名学生往台湾写的信。你说他们不是多事吗？”
我说：“你也不必埋怨他们，他们无疑是出于善意。”冉说：“那女人如今成了一位富寡，子女都在美国商界，她只和一位老佣人住在台北。写小说，算是位女作家，和三毛和琼瑶，都有挺亲密的交往，她专程从台湾赶来，目的只不过是想赶上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住下后，一听说父亲并没死，不用说是很惊喜的。又听说父亲的处境狼狈，她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她有责任拯救父亲于水火之中。当天就有人替她往我家挂电话，父亲接电话时很激动。我几乎没见到过父亲有那么激动的时候，他握着听筒的手都在发抖，脸上忽然地容光焕发，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十多岁。放下电话就擦皮鞋，穿上最体面的一套西装就出门。那天是星期天。母亲很诧异，问父亲哪去？父亲含含糊糊地说去看一个人。母亲有些困惑，也有几分疑心和不放心，派我暗暗跟着。在公共汽车站父亲发现了我，不许我跟着，后来又同意我跟着了。
当他和那个台湾来的女人见了面，我立刻就看出他们不是一般的关系了。但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我当时也猜不着。他们互相问候了几句，再就不说话了，彼此默默地望着。他们那一种目光，都含情脉脉的，如同一对儿久别重逢的情人。我觉得陪坐在一旁挺不自在的，借故离开了房间，坐在前厅等候父亲。两个多小时后，父亲才出现在前厅，父亲脸上的晦气一扫而光，仿佛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踌躇满志又相当自信的人似的。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和那女人究竟是什么关系？父亲很坦率，他承认是他青年时代的恋人。我又问父亲此刻心情如何？父亲说两个字足以表达——幸福。这一种回答差点儿使我哈哈大笑起来。我接着问父亲有何感想？父亲一边走一边背了一首李商隐的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父亲顶喜欢李商隐这一首诗，以前也常背诵的，所以连我也能背下来了。但是那一天我听了之后，心里好生的别扭。我挺替我母亲难过的。和那个台湾来的女人比起来，我母亲显然是丑妻，胖得不成体统，每天跳迪斯科也减不了肥，性情也乖张。人家那个台湾来的女人，风韵犹存，谈吐相当儒雅。虽然也快六十岁了，但仍女人味儿十足，还浑身具有那么一种浪漫气质。我有些恼火地问父亲，两个多小时，你们不见得一直面对面坐着尽说尽说吧？互相有什么亲热举动没有？父亲爽朗地笑了。我很久没听到父亲那么爽朗地笑过了。父亲更加坦率地回答我，总不至于像电视里的两位播音员那样吧？还问我有何感想？我说我的感想就是——你们以为你们都是在以温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我看来都是自作多情，故作多情，没劲！那一天回到家里，看着我父亲和我母亲在一起，我觉得好荒唐，好奇怪。我暗想他们当初怎么会结婚呢？以前，父亲整日伏案不息，母亲每天早晨匆匆去上班，下了班忙忙碌碌地做顿晚饭。吃完饭一家三口各归各的房间。自从有了电视机之后，晚上才一块儿聚在客厅里看看电视。我并没觉得父母之间有什么互相妨碍的地方，大概他们也没觉得过。如今母亲退休了，父亲也是个半赋闲的人了，每天二十四小时，每个月三十天，他们谁也躲避不了谁了。这就成了一种不幸。记得有一天母亲当着我的面对父亲说：“真奇怪，我当初怎么就嫁给你了呢？‘而父亲回答：”这正是我早就想对你说的话啊！’回到家里，母亲背着父亲问我：“你爸究竟看的什么人？‘我没出卖父亲，我替父亲打掩护，说就是去看一位当年的老同学。以后父亲又单独去看了那个台湾来的女人几次。有一天，父亲不得不主动向母亲坦白了，因为那个台湾来的女人临走前要到家里来做客。我至今也不清楚这是她向父亲表达的愿望，还是父亲向她主动发出的邀请，反正结果都是一个——父亲向母亲坦白了。也许有些不得已的成分。母亲一听就火了。
母亲火了，似乎不无她火了的道理。都七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越活越邪性，冒出个青年时代的恋人来？而且还是海峡那边的？而且开始还不讲实话？而且还一次次地去幽会，还要请到家里？母亲嚷嚷着说，不许来。别的先不论，来了能不留下吃顿饭吗？那么谁做呢？你们之间倒都显得有情有义的，让我为你们服务，给你们充当老妈子的角色呀？没门。父亲说，你怎么是充当老妈子的角色呢？你是女主人嘛！再说你也不应该认为我是一次次地去幽会，我是去看望。人家为我千里迢迢而来，在北京无亲无故，人生地不熟的，我能不多去陪陪人家，消除人家的寂寞感吗？母亲说，你怎么从没想想我寂寞不寂寞？你怎么不在家里多陪陪我？父亲说，我在家里陪你的时光你还嫌少吗？母亲说那是因为你没处可去。你在家里像个哑巴，在那女人面前你也像个哑巴吗？父亲说，你不要非将人家当成我青年时代的恋人嘛！你要将人家当成一位台胞嘛。欢迎不欢迎人家来做客，也要从你们贵党对台统战工作的大处考虑嘛。想当初，你们贵党让你接近我，不就是为了对我进行统战工作吗？你已经为你们贵党在这方面做出一份贡献了，需要你再多做一份贡献的时候怎么就不愿意了呢？我母亲是四八年入党的党员，在中国目前的党员女性中，也算得上是个老党员了。而我父亲是无党派人士，一辈子没加入过任何党派。我父亲一把问题提到统战的高度，我母亲就不言语了。我母亲很愿意为党做任何贡献，最后我母亲终于答应了。说好吧，看在我党的情面上，你就请你那位青年时代的恋人来吧。我母亲也有我母亲认真的一面和可爱的一面，但凡是个女人，总多多少少有可爱的一面是不？人家来那天，我母亲做了好些菜，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相当丰盛，但是我看出，她在人家面前自惭形秽。
她一边做一边觉得委屈。有我这个女儿见义勇为，担任总导演，不时制造点愉快，气氛总还算良好，对人家款待得礼礼貌貌，周周到到的。人家挺高兴的，挺感激的，说了几次不虚此行。对方如果心里光这么想，嘴上不说出来，就万事大吉了。我发现对方每说一次不虚此行，我母亲脸上的表情就难看一次。设身处地，从我母亲的角度，你品品这句话的滋味儿，是叫人心里不悦想法挺多的，挺不舒服的。
在这一点上我理解我母亲。只有女人才能理解这一点。我母亲一次次地讪笑着，尽量掩饰着她心里的不悦。我觉得我母亲那一天的表现挺不容易的了，挺难能可贵的了。人家临走前，说唯一的遗憾，是没带照像机来。想着想着，却还是忘在宾馆了。
父亲说我们家有像机。母亲马上起身说她去取。母亲就去取来了像机，还说换上了一卷新胶卷。父亲说那就都拍完吧，都拍完，当天就可以送去冲洗了。一卷三十多张，且得拍一会儿呢。除了一块儿拍，我们一家三口，都跟客人单独拍了。轮到父亲单独和客人拍时，父亲有点儿窘，说算了吧，喝了酒，脸红红的，拍出来色彩也不对。人家却特别大方，她也喝了两盅白酒，也有了三分醉，她说这一张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照片，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拍的。她就将两只手都搭在我父亲一边的肩上，下颏也抵在我父亲的肩上，偎傍着我父亲。我母亲连说别动别动，你俩这样好，这样拍出来太妙了。就换了几次角度，拍了四五张。送走客人，父亲让我马上去冲洗胶卷，说争取让人家带着照片离开。我母亲说，冉你别去，去也是白跑一次腿儿，我根本就没装胶卷儿。父亲顿时瞪起了眼睛，光用手指着母亲，说不出话来。
他这瞅瞅，那瞧瞧，我就知道他想摔样东西，我看出他心里是气极了。怕他一气之下，失去理智，捧起样大东西摔，赶紧把烟灰缸拿起来给了父亲。那是个造型美观的玻璃烟灰缸，父亲挺欣赏那一种造型的。举了几次手，没舍得摔，放在茶几上了。母亲冷笑着说，你摔呀。
父亲这才说出话来。父亲说我不摔它，我只问你一句，你为什么将我——你的丈夫，和冉——你的女儿，还有客人全都当猴耍？母亲说，冉是我女儿，我将她当猴耍，谁也管不着。怎么上纲上线，也不在纲上线上，更不算犯法。你和你那个八百年前的恋人，当着我，你结发之妻的面，眉目传情的，心猿意马的，我看不惯。
看不惯我就不满。不满我就耍你们一次。
耍了，你又能怎么样。父亲瞪着我，问我，冉，你说，爸爸和客人眉目传情了吗？心猿意马了吗？一边是父亲，一边是母亲，你说我该怎么回答？
我用双手捂耳朵，我大声说你们都别吵了，你们都太没劲了，你们再吵，我就不回这个家了。母亲因为我立场不明确，说我没良心，说白把我拉扯大了，说着说着还哭了。父亲也因为我立场不明确，显出挺伤感的样子。
父亲又指着母亲说，你别哭，是你耍了我，又不是我欺负了你，你哭什么？我看咱俩谁也别将就谁了，咱们干脆离了吧！母亲听了父亲的话，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父亲，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盯了父亲一分多钟。父亲也不示弱，迎住母亲的目光，也那么盯着母亲。结果母亲身子往后一仰，晕过去了。要不是我扶得快，头磕在桌角上，就出大事了。母亲被气病了好几天。父亲向母亲赔礼道歉，母亲的气才消，才开始吃饭。出事那天，父亲是给母亲抓中草药去的。出了三次门才去成。第一次出门不久又回来了，想起了没带处方。第二次回来是因为没带自行车钥匙。我说爸，让我去吧。父亲说，还是爸去吧，爸亲自去把药抓回来，你妈的病才好得快。
父亲还说，觉着心里被什么堵得都快透不过气儿了。说真想摔样什么东西；或者跟谁大吵一番，才能痛快点儿。说自己要是年轻就好了，年轻的话，可以找个岔子和谁打架，狠揍谁一顿，管他有理没理的呢。父亲说时，一双老眼泪汪汪的，都快落泪了。我说，爸，你狠揍我一顿吧。父亲噙着泪又笑了，说舍不得揍我，说不过就是口头宣泄宣泄。说口头宣泄，也是一种宣泄方式啊！没想到他这一出家门，就再没回来……所以，你说他先开口骂了人家，说他先动手打了人家耳光，我是相信的。真的，我相信。我……那天要是去抓药就好了……我……“
冉仰起脸，望着天花板。她就那样子，很深很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很长很长地吐了一口气。吸也无声。吐也无声。我也极想像她那样子做一次。
可是我没有。
她似乎讲得很累。
我也听得很累。
我认为她还应该跟我说些别的。因为我请她到家里来，并不仅仅是让她明白什么，也不仅仅是自己想明白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想明白，我认为她应该明白这一点。
可她不说话了。仍仰着脸。仍望天花板。仍那样子。我只好说我必须说的话。
我说：“冉，你能不能劝劝你母亲，叫她别……”冉终于改变了那种仰着头的样子。
她注视着我打断我的话说：“我预料到了这就是你请我来的目的。我不能答应你。因为我起不了你希望我起到的作用。父亲的死使我母亲的心理也倾斜了，她感到了她对父亲也有罪过——她的病一大半是装的。所以她那个念头是很固执的，谁劝也没用。母亲想以那一种决定使自己的心理获得平衡，她认为她别无选择……”
我哑口无言。冉的话使我听出这么一层意思——你自己承诺的事，只有靠你自己去解脱，别把我扯进去……我又窘又恼火。
这时电话响了。
我起身去接电话，回来告诉冉，是那位律师朋友打来的。他说法院认为，如果一切证言经过进一步调查完全属实，被告可能将无罪释放……冉说：“那……也好……”
说着她站了起来……
电话又响了。是冉的母亲打来的。老太太说她昨夜做梦，梦见冉的父亲。冉的父亲对她说自己死得太委屈。老太太在电话里哽咽了。又说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话。还说一定要见见我代她请的那位律师……我告诉了冉。
冉什么表示也没有。
冉只说：“没别的事，我该走了。”
她说完便往外走。
我送她回来，见儿子已放学在家里了。
儿子高高兴兴地说：“爸，我今天又得了一朵小红花。”我对儿子吼：“一边去！得了朵小红花有什么可美的！”随手扇了儿子一耳光。
儿子捂着脸，呆呆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