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医生原名高淑怡，“淑”是班辈，“怡”是名。浙江杭州人。临安高家是著名的大户，但他们的一支却式微了。到她出生的一九二○年，家中的地和房都典了，已无收人可言。在她三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带了一个姨娘离家，杳无音信。族中长辈出面，将还有一个在家的姨娘遣回原籍，几个孩子分送到亲戚家寄养。她由她乳母抱着，去到上海的姨母家。说是姨母，其实隔了有三表。姨母家供她吃住，还供她上学，负起了养育的责任，但感情终是疏淡的。唯一亲近的就是这位乳母，绍兴柯桥人，结婚半年死了男人，遗腹子不出月就夭折了。乡人都说她命硬，婆家人很虐待她，于是就出来做乳娘。小孩子说话说不清，一开头就叫她姆姆，连大人也跟着叫了。这种乡下女人，本是没有姓名的，渐渐的，竟就忘了自己叫什么。后来，户籍登册，登的是“高母”两个字。而她们真像是一对母女，夜里歇在房内，大的嘱咐小的努力争气，小的允诺大的奉养她一生，说到后来，两人泪眼婆娑，相拥入睡。
在世纪初，似乎遍地是这样破产的家庭与失去怙恃的孤寡，她们便是其中的一对。姨母家是基督教家庭，姨父是庚子赔款的留美生，思想很洋派，小孩子都是上的公学，习洋文，读工科。等这一个读到中学毕业，就进了沪上一家教会办的医学院，就是在这里，她将“高淑怡”这个名字改为“高晨”。人生常会有一个时刻，似乎是突然之间，转变来临。这种转变不是指境遇，而是心理。在她的遭际之下，很难会有明朗的性格。她自小就会轻着手脚行动，轻着声音说话。姨母家的住宅是偌大的一座，有无数的房间与无数的走道，她本能地选择背静和背阴的角落过往，就好像尽力要让人觉察不出有她这个人，她觉得她是这个家多出来的一个人。在这点上，姆姆倒是比她坦荡，她和那些下人们相处和谐。底下人的是非里，她常要插人一脚，甚至有一阵子，与厨子的关系还有点暧昧。这些虽然会引来麻烦，但从另一方面，也表明她已经楔进这家的生活。也正是有了她，这小女孩子才与她的恩主加强了联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但她还是和姨母家生分着。三年的寄宿中学的生活，使她收缩着的身心略略伸展开，然后，进了医学院。医学院有运动会，每个同学都报名，她报的是短跑。她没有任何体育技能，心想，跑步总是会跑的吧！于是，早晨，就跟了同学在校园里练跑。草坪广阔，树木葱茏，鸟在枝叶间啁啾，哥特式的礼拜堂静静地矗立——这种古老的风格，因四下里年轻人的面孔和身姿而变得清新了。她的眼前一下子明亮起来，笼罩着她的阴霾一扫而空。她看见操场沙地上，自己的被旭日拉长的影子，和同伴们的影子交错叠加，光也在交错叠加，钟声响起了。
高晨进校的时候，正是抗战爆发，学院的附属医院迁进校内，作为教学医院，学生们有相当部分的学习课程，是在医院里临床进行。高晨穿着白衣，随老师走在病房，尤其是那种贫民大病房，几十张病床纵横排放，上面都是受苦的人。她有时候会感到奇怪，在姨母家里，身边都是享福的人，可她却是消沉的；在了这里，面对着如许受折磨的人，她则昂扬着，这是为什么呢？那些享福的人与这些受苦的人，为什么会如此相反地激起她的感情？她想：大约是“同情”这两个字。受苦人需要她的同情，而享福的人不需要，甚至反过来，她还需要他们的同情，于是，她就有了不同的价值。再接着，她发现对这些受苦的人，仅仅用“同情”是不够的。当她目睹他们忍受煎熬，挣扎和搏斗，其中有一些人最终不得不服从命运，一种敬意油然升起。她想起了耶稣，她从科学的概率的方式出发，认为他们其实都是耶稣的化身。在疾病的理论上，常有这样的量化统计，人群中百分之多少有罹患某种疾病的可能性。她想，是那百分之几的人，替其余更大百分比的人承担了罪罚。她不敢将这发现告诉别人，生怕别人笑话她幼稚，但她被这解释说服了。于是，在她心中，充满了慈悲的心情。她想，怎么为这些受苦人付出都是不为过的。
第二年，医院里有医生护士赴云南滇缅公路服务，她以见习护士的身份申请，没有得到批准。老师对她说。她目下的重要任务是学业，并且委婉地批评她，在医院里的服务占去了太多时间。老师说，抗战当然重要，是救民众出危亡，可民众的危亡何止这一时这一事，那几乎是与存在同时并行的。后来，数年过去，她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毕业典礼上，从校长手里接过文凭，她忽然很感激命运的安排，倘若那年学校批准她去滇缅公路，她也许会成为一名虔诚，甚而狂热的膜拜主义者，而现在，她有了理性。
毕业后，按规定在校实习一年，然后就进了一所教会妇产科医院。这所医院是英国人所办，有着严格的规定，所有的医生都是男性，女性护士则都未婚，倘要结婚就只能辞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医院曾有一度变为难民医院，为应对变故，原先的限制不得不变通迁就，之后亦相对松懈。等高晨进医院时，院内已有二三位女性医生。她们这些最早的女医生，当时与以后都没有婚嫁。在旁人看来似乎是为保存和延续医院的传统，事实上，各有具体的理由。有为事业或者上帝奉献；也有为要养育父母与弟妹，不堪增添家累；还有一位，纯然是职业病的缘故——终日目睹生育的苦状，已谈不上有什么欲望了。其实，不管何种理由，总起来就是一条，职业妇女的压力。高晨的未婚，哪条理由都沾一点：她有献身精神；有养育的责任，她毕业后就从姨母家搬出来，住进医院提供租赁的职员宿舍，和姆姆一起生活；对生育的恐惧是免不了的，但在她也还是适度的，可是，生活里终究没有出现一个人，值得她克服这一点嫌恶与顾虑的。所以，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很简单，没有遇上一个人。文化革命开初，像她这样，既是工商地主出身，勿论破落还是上升，又生活于有产者家庭，加上教会学校背景，总是革命的对象。被批判和斗争时，未婚这一点，是最让人诟齿的。人们浮想联翩，经过多种演绎与归纳，最后的版本是：这是一个美蒋特务，负有反攻大陆的使命，由于纪律限制，她不能够与共产国家的成员结合，所以不得不保持独身。虽然怪诞可笑，但这年月有的是这种荒腔走板的故事，由不得人不信。对于当事人来说，无论离事实多远，却也是涉及到隐私，足够受侮辱的。这时候，还是多亏了姆姆，绍兴人多有着山地人的耿脾气，她又是个一无所有的人，称得上赤贫，你能拿她怎么样？不管是单位的造反派，学校的红卫兵，或者里弄里的野蛮小鬼，凡是上门都是由她出去对付。要带高晨去批斗，她则跟着，一路和人辩着。门口不论来人贴什么，她都有胆量撕掉。
她们住的是一幢洋房，最初是医院为医护职工一并租赁下来的，后来有的迁出，有的晋升职位住入独立成套的公寓，也有的自行与人交换调节了住房，至今，本院的职工所余无几，多是不相干的住户。高晨依旧，住二楼的一间。房间素朴得像一间病房，或者说修道室，墙是刷白的，地板，也让姆姆用碱水拖得发白，床上铺着白单子，门后面挂着她的白大褂。除了几架书，几把桌椅，再无其他用物。墙上有母亲一张遗像，本来还挂着她的毕业证书，证书上的徽样，藤蔓枝叶的边饰，以及木质镜框的纹理，可说是房间内唯一的一点色彩，可红卫兵抄家给没收了。相形之下，姆姆所住的内阳台倒有几分俗世的热闹。床上的被褥印着喜鹊闹枝的花样；柜子上支着镜子和梳头匣子；吃饭的饭桌上摆了几个青花瓷坛子，盛着豆干，咸菜，于是，空气里便充斥着一股霉腌的气味；姆姆买来的碗盘，粗磁面上画着小人儿，牵了风筝，或者捧了鲜桃。也是靠了她的姆姆，高晨才和邻里间有了些往来，而不至两不相干。姆姆有时会带了邻人的身体上的问题向高晨求询，或者直接将隔壁患病的孩子抱过来让高晨诊治，久而久之，高晨就成了这幢房子里的保健医生。这幢房子的住户几经调换出入，如今多是一般市民，居住拥簇，家境中等，遵循着基本的道德观念生活。高晨的人生多少是偏离了他们的务实的习惯方式，可他们自有他们世故的通达。而高晨安静的生活，以及为他们提供的切实的服务，使他们尊敬，并且心存感激。有时候，他们会送来一小袋新收成的黄豆，因知道高晨喝的豆浆，是姆姆在自家小磨上磨的；又有时候，他们送来的是方才打下的新米。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乡下的亲戚。他们禁止小孩随便去高晨房间，因知道老姑娘是怕吵闹的；在院子里晾衣服，亦自觉地与高晨的衣物保持一点距离，做医生的人总归有洁癖。即便在文化革命开初的令人惊惧的日子里，他们也只是对高晨保持着缄默的态度。夜里小儿突发高烧，他们还是会来敲高晨的门，事后呢，悄悄塞给姆姆一只乡下找来的母鸡。这就是高晨的人间。他们既不是姨母家那样华衣美食的人，亦不是难民医院里挣扎受苦的人，他们是更广大的人群，是她那个百分比中最火的一个数。他们也许不像难民医院的苦人儿那么激励高晨，高晨对他们的感情是较为节制的，但这种平静温煦，表明高晨是与他们同在。所以，她的慈悲其实并没有削减，而是弥散和洋溢开来，将她和他们融为一体。
高晨的身世毕竟是简单的，她在革命初期的受冲击，更像是出于一种心血来潮。因此，她又被解放出来，派去“六？二六”医疗小组，下放川沙紫藤萝公社卫生院。此时，她被剪得七高八低的头发还未长齐呢！这就是南昌一时辨不出高医生是男是女的原故。像南昌和嘉宝，经过辗转关系介绍来的莽撞男女，在高晨并不是第一对。心里是不喜欢这种拜托的，倒也不完全是因为道德的男女关系观念，而是，她觉得一个生命来到世上，就有权利生存。这有一些是来自基督教的教义，还有一些是来自她的职业，她的职业是挽救生命。高晨同时也对妇女的孕育同情，从理论上说，她不反对堕胎，妇女应该有拒绝孕育的自由，当然了，最好不要让受孕发生。所以，折衷起来，高晨是支持避孕的。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怎么办呢？前来找她的男女大多是青年，在她眼里，都是孩子。他们的惊慌，窘迫，恐惧，不期然地让她生出母爱的心情。产妇，尤其是乡下产妇，她们的大呼小叫是如此坦荡和洪亮，痛苦中带有着炫耀，几乎是幸福的宣言。而那些中止妊娠的女孩子，一律咬牙忍着不出声，下了手术台，躺都不躺，一溜烟地跑走，转眼踪影全无。高晨不会去打听她们的下落，可心里是为她们担忧，不知道手术愈后如何，不知道当她们想做母亲的时候能否正常受孕，更不知道年少时经历了这些事故将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尤其是她所看见的那些男孩大多是孱弱的，让人不敢相信能对女孩负责。也因此，她对男孩子的态度通常比较严厉。她不是要责罚他们，只是想让他有意识，他与她必须共同承担后果。
南昌吃了她一记教训，话不重，却有些分量，心里开始畏惧这个女医生。坐在一边，听高医生与嘉宝问答，关于身体的某些表征变化，他发现女性竟是那样复杂的一种生物，他了解甚少。而他对自己，男性的身体，又有多少了解呢？在问诊的过程中，间断有几位病人求医，高医生就让他们坐到一边去等候。他们两人并肩坐一张长凳，互相并不说话，方才高医生的询问使嘉宝意气消沉，她仿佛这才意识到她将要经受什么样的事情。时间已到正午，高医生说吃过饭再做手术吧，于是，领他们到公社食堂吃饭。食堂里弥漫了草木灰与饭蒸汽的味道，嘉宝忽又呕吐起来。她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吐了，她把呕吐这回事都忘了，可现在，不期而至。这是南昌第一次看她呕吐，不由地也心中作呕，而且情绪低沉。这天上午，他无疑是上了一堂人体生殖系统的课程，感受是什么呢？是嫌恶。这心情其实是与嘉宝同样的，她间隔多日，又一次呕吐，多半也是为这。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接近起来，相反，更生分了。从出发到此时，他们大概连相互看一眼的交流都没有过。
高医生买来白米虾，红烧鱼，成菜毛豆。这两人都没胃口，南昌还吃了半条鱼，一碗饭，嘉宝只是开水泡了半碗饭，用了点咸菜送下去。吃饭间，有人与高医生打招呼：来客人啊！高医生笑答：两个小客人。这话使两人都感到了亲切。高医生又指给他们看食堂地上摇摆着的一只鸭子，说那鸭子专是跟了前边那条大汉，公社的一名书记，也不是他家的鸭子，可专与他要好，果然，那鸭子等他买了饭，又跟在他脚后跟到了桌子底下。中午时分，食堂的洋灰地上蒸出热气，门窗外是白炽的日光，白木饭桌散发出木头与抹布混合成的气味，乡下人朴拙的口音也是令人厌气的。不知道高医生的兴致从何而来。此时，她摘下帽子，露出剃成男式的头发，有女干部模样的人走过，抚抚她的肩膀，说：要不要施点化肥，长快点。高医生就说：让书记批条子呀！南昌不禁惊讶地看着这一幕，嘉宝则完全沉浸在心事中，对周遭一切都视若无睹。
手术时，南昌就坐在外间，只隔了一张布帘。听得见里面器械的响动，高医生对嘉宝的说话——让她数数，说数到一百，就好了。南昌不敢走开去，高医生的训斥一直在耳边，不由也在心里跟着数起来：一，二，三……可是高医生数得非常慢，“一”之后好半天才是“二”，“二”之后又好半天，“三”之后就更长了，嘉宝一直没有出声。不知道有多少时间过去，南昌已经放弃了数数，只高医生偶尔地报出一个“十五”，或者“二十”。门外的太阳地，明晃晃地炫目，这个午后真是无比的漫长。突然间，嘉宝发出一声哀求：医生，拉拉我的手！高医生应道：好的，等一等，让我腾出手来。门外的日光忽地尖锐起来，南昌的眼睛一阵刺痛，他将头埋在膝间，感到了惨烈。
终于结束了，高医生洗净手，在南昌身边坐下。嘉宝在里间，声息悄然，高医生说让她躺一会。南昌嗅到高医生身上来苏水的气味，这气味就像有镇定作用，南昌平静了一些。他直起身子，靠在墙上。停了一会儿，高医生问：今年多大？十八了，南昌回答。父亲母亲呢？高医生问。父亲隔离审查，母亲去世了，南昌如实答道。哦，高医生点着头，听起来和我差不多，我三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呢，弃家出走。南昌转脸看着高医生，又一次想到，她是可以做自己母亲的年龄，而他从来没有和自己的母亲这么接近地谈过话。高医生接着说：那个时代尽是没父没母的孩子，还有遗弃孩子的父亲。说到这里，高医生轻轻笑了一声，好像说到了一件极好笑的事情。南昌也跟着一笑，他精神渐渐松弛下来。两人静了一会，帘子里也静着。南昌的眼睛移到高医生的头发上，犹豫着说：高医生，您是……高医生接过他的话：牛鬼蛇神，已经回到群众队伍里来了。高医生的口吻里带了一点戏谑，南昌不由义笑了一下。高医生问：中学学的是英语还是俄语？南昌说：英语，可是全还给老师了。于是，高医生念出两个英语单词：LIGRUE，学过吗？“光和真理”，这是我们学校的校训。说罢，她又笑了，摆摆手，站起身：我又放毒！好了，走吧。
骑在回去的路上，南昌在后，嘉宝在前，两人相隔很远。南昌不敢靠近她，似乎是，嘉宝身上带了一个可怕的创口，这创口连带着她这个人，一起变得残酷了。远远的，她的背影在他视野里，日头略偏一些，光依然是炙热的。在这过度的明亮之下，视野反变得模糊了。嘉宝的背影颠簸着，南昌的心也在颠簸，不是心疼，而是恐惧，恐惧这个创口会崩裂，流血，不可收拾。他们沿路骑去，不知怎么一个回转，黄浦江在了眼前。江上蒙了一层水汽，在日头底下，白茫茫的，轮渡鸣着汽笛，南昌想哭。一班轮渡刚离了岸，码头有一阵空寂，江面袒露，看得见对面，殖民时代的建筑隐约呈出华丽的轮廓线。海关大钟敲奏着颂歌的旋律，那单纯的音符，有一股质朴，与这城市的性格是不符的，可是因为钟声的高广，充盈苍穹，于是便有一种近乎本意的东西，最终覆盖了这片大地，使之生出新的气象。对岸的轮渡迂回着靠过来，阻断了视线。下午时分的轮渡很空，但依然按时往返。南昌偷偷回头看嘉宝，看到的仍是背影。嘉宝背对着他，扶车向着江水。一艘驳船突突地过去，在江面犁开一条路，随后又合拢。几个浮标乘着水波上下滑动。南昌看不见嘉宝的表情，这使他庆幸，也使他不安。嘉宝好像换了一个人，他从来都没有认识过她似的。船到浦西，出了码头，他们都没打个照面，分别往不同的方向骑去。他骑过大楼间的狭街，石砌的墙面遮暗了光线，他就像骑在楼的裂缝里，心中的哀戚越积越多，哽住了喉头。他骑出狭街，眼前渐渐开阔，最终开阔成一片，他驶在了人民广场。多么辽阔啊！他简直辨不清方向了，恍惚中迎面跑来一个小孩，他急忙一个刹车，人和车一同倒在地上。这时，他看见了天空，天上飞着几个风筝，那个疾跑过来的，就是放风筝的孩子，此时已经跑远。偏西的太阳刺痛了他的眼睛，他眯缝起双眼，想起高医生方才说的两个词：光和真理。这是很浅显的概念，浅显到南昌怀疑自己是否懂得它们的本义。现在，高医生与他隔了一条江，高医生却是在了彼岸。这是漫长的一天，怎么过也过不完。南昌身上压着自行车，身体呈一个“大”字，有人和车过来，奇怪地看一眼，过去了。晒得滚烫的地面烙着他的身体，他身体深处也有一个创口，受着抚慰。天何其的蓝和高！
下午四时许，丁宜男在窗前缝纫机上绣一件织品的花边，忽听窗户上叩响了两下。推出窗去，见是嘉宝，在树叶的影问，一张脸显得小而且苍白。她悄声问：你家有人吗？丁宜男说：外婆跟母亲去舅舅家了。嘉宝这才锁车进门。进来后，站了站，说：我能在你床上靠一会儿吗？丁宜男引她到自己的床边，她脱了鞋，平躺下来，闭上眼睛。丁宜男觉得异常，想问又不知问什么，就让她躺着，回到缝纫机前继续做活。有几次回头，看嘉宝一动不动，似乎睡着了。还是有些不放心，便走过去，想问她喝不喝水，却见她满脸是泪。你怎么了？丁宜男问。她侧过脸朝向墙，这时，丁宜男看见，在她身下，正渗出血迹，渐渐地染了她的洁白的床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