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南市区，从陆家浜路上延进的一条弄堂，水泥方砖的地上，有时是滑石，有时是粉笔，画着千军万马。佩着战刀与盔甲的古代将士，跨着战马，引着战车，或奔腾，或厮杀，几可听得铿锵之声。外弄堂的人走进来，都会伫足看一会，有内行的人，认得出那是曹操，那是刘备，那是周瑜，那又是诸葛亮无疑，差不多是一部“三国”的连台本。本弄堂的人司空见惯，不以为意，他们知道，作者是住在弄底二十二号里的阿明，学名何向明。阿明是从香烟牌和连环画上认识这些人物的形貌装束，以及身份性格。离他家不远的城隍庙，有的是香烟牌子。小朋友问，时常进行交换。玩弹子或刮片游戏，亦是用它作赌注。就这样，阿明就获有了几乎全套的“三周”香烟牌子。至于连环画，阿明的财政实力就不够拥有了，他只能在租书摊上看，一分钱可看两本。那租书摊的摊主是个山东人，日伪时期做过巡捕，如今还残留着暴戾之气。对大人还好些，小孩子就成了他施虐的对象。因小孩子既是弱者，又大多赤贫，常常租一本书，多个人挤着脑袋合看。他很无理地将他们从板凳上赶开，他们只得站着看那本书。这依然解不了他的气恼，进一步地，他干脆从小孩子手里夺走书，因为他们已经超过了时间。他很精明地将一本连环画拆成两本，甚至三本，前后加进好几页牛皮纸，看起来不减少它的厚度，等于隐性涨价。阿明曾经勇敢地揭露出他的舞弊，他指着连续的页码说分明是同一本书。摊主，那昔日的巡捕怎么回答他的？ 回答是上下本，或者上中下本，看没看过电影，上下部的？此时，他忽变得有耐心了，微微斜着头，甚至还有几分笑意，看着控主。阿明怔住了，一个小孩子哪里斗得过他的智慧，那是从多少屈抑和伸张的阅历中挤出来的心力，锋快得可以宰牛，可惜如今只能在弱小者身上练身手了。所以，他此时的好脾气实在只是出于狎玩的兴致。他的孙子也在阿明的小学校就读，小孩子们挺会笼络他，要求他将家中的连环画走私出来，供他们看。倘被他祖父发现，他是可找到学校，管它上课不上课，门也不敲，招呼也不打，径直走进课堂，走到他孙子跟前，从台板下面拖出书包，兜底倒出赃物，又一言不发走出去。人们以为这孙子回去没好果子吃了，为他捏一把汗，可他倒也还好，若无其事的样子。暴政底下往往产生厚颜无耻之徒，是生存之道。这样被驱赶着断续地将“三国”基本了解个大概，却也足够将香烟牌子上的人物组织成关系和情节，布置他的画面。像方才说的，他的图画颇似连台本，这当然是弄堂地面的先天形式规定，因是长卷式的；其次也因为是从连环画上得到的印象，是故事的性质。在这底下，其实还是藏着一种不自觉的讲述历史的激情。切勿以为这是言过其实，要这么想，那是因为不了解南市区这地方。
南市区，是这城市最具历史感的区域了。所谓殖民地，十里洋场，东方巴黎，那都是后来的事情了。你知道这城市的城墙在哪里？就在这里。城墙，这古老的防御系统，标志着这城市早在近代前就已开始它的政治经济活动。其时，外滩还是一片芦苇荡呢！你看见城墙，就等于看见了弓箭，土炮，这些早期的征战武器。霸王旗，鼓角，黄巾，红灯，也都浮现眼前。这城墙虽已经断得不连气，墙砖被搬去垫床脚，垒鸡窝，可这就是零落于民间的历史啊！不是正史，是野史。人们，不论自觉不自觉，都染上了些史的气味。小孩子在弄堂里玩的游戏，叫作“官兵捉强盗”，带有古意的。但是，你切莫将它的历史感当作保守，要知道，它也是开放进步的。比如说，那幢老宅子，追根溯源起来，是清乾隆年问某官的私宅，此官名见经传，参与纂修“四库全书”，当为事君之臣。可这宅子，现如今落在谁人手里？一位沙船业主，经营水上运输贸易。而这家商贾的子弟却学的是铁路制造，这就是真正的科学之光了。南此也可看出，现代文明发展史在这一块地方，是遵循规律，从自身发生的，和四周围不同。四周围的地方是一夜之间，河滩变马路，纤歌改弦，唱成电车的叮哨声。所以说，在这个奇情异志的城市，只有这里，一小点的区域，称得上草根社会，有“故土”的概念，阿明就是这地方的人。
大约是高祖一代，是浙江南浔缫丝业的中等商人，曾经兴旺过。但到上世纪末，蚕茧歉收，日本丝业急起，同行倾轧，几起几落十数年。曾祖父将缫丝厂移到上海，不料却遇直奉战争，收上的生茧运不出来，积压在桐乡栈房，一场大火燃去十之八九，终告破产。凭多年丝茧业内的人际关系，曾祖去到一家新崛起的丝厂应差，然而，在这机械化的近代丁厂，他历年的经验派不上用场了，只能做一些杂务，收入也平平。好在他半生在生意场上，见得多，就也想得开，只求老小平安，衣食饱暖而已。底下一辈的孩子，他统只供到高小教育，识字和计算，然后送去学生意，靠自己奋斗在社会立足。最初时，他们家住一幢弄堂里的洋房，几经变迁，就四散了。
待阿明出生，祖父母是独自住在露香园路。几个叔伯，一个读哈军工毕业留在了东北；一个住上海西区，是婶娘家的房子；还有一个就在十六铺一爿红木店做店员，住也是在十六铺；阿明的父亲呢，则在粮油公司做会计，方才说过，他们家住陆家浜路的弄堂。职业和身份都相距甚远，所以也很难判断出祖父是做什么的。在阿明眼里，祖父就是一个老头，养了一只画眉鸟，每日喝几两绍兴花雕，夏天的晚上，在门前用自来水浇一块凉森地，放一张竹躺椅，与人说说掌故。在南市，尽是这样的老头，身后都带着一串来历。那来历大体上总是，先前发迹过，然后世事不济，败落下来。所以，在这里的历史气氛中，就又带着衰微的迹象。也因此，这里的历史感是让人感到压抑的。但是，阿明的母亲，却是一个新型的女性，她毕业于中华职业学校初级班，学商科，和父亲在同一家公司做事。父亲年长母亲三岁，同业同事，生相也很登配，很自然地，就有热心人牵线，结为夫妻。然而，事实是，两人性格上的差异很快就表明这桩婚姻并不合适。
阿明的母亲属于那类公司职工自发组织国庆或者春节联欢会上，参加歌咏表演的积极分子。她曾经写过几份入党报告，甚至有一次，已经填了申请书，可结果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被考虑。父亲也说不上有什么问题，只是与几家小粮食厂的老板有交情。交情也谈不上什么大交情，不过是在一起喝酒，吃饭，收受一点小恩小惠，就给人留下“过从甚密”的印象。“三反”“五反”时受了审查，虽然没查出什么实质性问题，但却生生耽误了妻子的入党。母亲闹了一阵子离婚，又报名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其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腹中还怀着阿明的妹妹阿援，她表示随时可去堕胎。但又不单是因为这，身份，年龄，家庭，儿女，因为什么都不可能批准她，只得作罢。夫妇之间，从此有了裂隙。从此可看出，父亲是个没什么志向，也没什么心气的人，母亲却相反。所以，这两人就不止是性格不同，而是涉及到人生观的大方向了。大人的事情，小孩子认识不到很深，因为与生俱来，就全盘接受，以为本该如此。在阿明他们，习惯了父亲是屈抑的，他对母亲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有什么要做的吗？”下班回家，星期日起床，饭后睡前，总是那一句话：“有什么要做的吗？”有一回，阿明放学回家，推开门，不料父亲已下班，坐在天井里吸烟。听见门响，以为母亲回来，敏捷地一掐烟头，转身道：有什么——看是阿明，他愣一下，就像是依着惯性，坚持把下半句话说完——要做的吗？但脸上的表情却变得戏谑了。阿明发现，父亲其实有他的风趣，只是被母亲压抑住了。
母亲的声色覆盖了整个家庭，但也幸好如此，他们的生活才由此变得明朗一些。就如阿明偶尔中的发现，父亲是个风趣的人，可纵然这样，他到老也不过是祖父那样的老人。环城电车线里面四处皆是的，精明，世故，本分又有点油滑的人。他们实在是有些闷的。母亲呢，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免显得夸张了，有时，甚至会使孩子们难为情。他们都多少秉承了父亲保守的性格，只有妹妹阿援例外，她和母亲相像。在她幼年时候，就在母亲她们编排的小戏里扮演一个角色，一个哭宝宝，一上台就咧了大嘴哭，哭到最后，由解放军叔叔找到妈妈，才破涕为笑，这个“妈妈”就是他们的母亲。演到此处，台上台下一片笑声。父亲也笑，笑得有些窘。他们兄弟仨则一律低了头，赤红着脸，是气恼的表情，好像大家的妈妈却让阿援一人占了。就这样，他们家的男性成员，笼罩在了女性的阴影之下，其实呢，这阴影是明亮的光。
星期天的上午，母亲吩咐父亲在天井墙头插碎玻璃片，这是弄堂人家的防御工事，专针对窃贼，兼防野猫。父亲一个攀在墙头；底下三个兄弟，阿大和水泥；阿二砸玻璃瓶；老三阿明挑出最尖利的递给父亲。阿援呢，坐在小板凳上唱歌。这就是他们家的合乐图。但他们三个都不对阿援生妒，首先是家庭中女性的当然地位决定，还是因为，阿援使气氛变得活跃了。阿明和阿援年龄最靠近，只差一岁多点，小时候在一个幼儿园，然后又在一所小学校，而人们很少看出他们是兄妹。女孩子通常蹿得早，阿援的个头就要超出阿明，她又是个抛头露面的家伙。阿明呢，悄无声息。阿援一入少先队，就是大队长，臂上佩着三道杠。阿明早一年人队，却一道杠也没有，一长不长。说起来很有趣，阿明和阿援，有些像父亲和母亲之间的情形。但他们不像父亲和母亲那样生隙。虽然表面上很冷淡，内里，他们自己都不觉察的，有一种亲密。阿明的弄堂作品，是由阿援向人作推荐：这是我们家阿明画的！她从来不称哥哥，而是直呼其名。她指着画里的人物介绍这是谁，那是谁，说得全错。阿明也不作更正，埋头走过去，似乎那人与事和他毫不相干。有时候，阿援意外得一张香烟牌子，立即跑来送给阿明。阿明淡然接受，无惊也无喜。阿援并不见怪，下一回得了，还是激动万分地奉上。阿明心里是触动的，触动的倒不是阿援知他喜好，而是，阿援能够如此坦然并且生动地表达感情。学校举行活动，白衣蓝裙的阿援站在合唱队前领唱，嗓音清亮，领唱男生则是小公鸡般高亢的歌喉，两人一并起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个时代的光明颂。阿明不由要为阿援骄傲，可他就不能对他的同伴说：这是我家阿援。
其实，像阿明和阿援，是最通常的兄弟姐妹之道。因天然是手足，就不必往心里过的，无须有意经营。所以，兄弟姐妹有时又像是陌路人，越是同根生，枝权发得越远，到后来，几乎无干系。但也不要紧，再是疏离，也是一条心。阿明和阿援按着自己的规律长大，将毕业时，阿明的个头蹿过了阿援。阿援虽然有社会才能，但学业一般，中考时候，只考上一所初级中学，而不是跟了阿明进入市属重点中学。随年龄渐长，她外向的性格也在收敛，幼年时耀眼的光彩平复和缓，最终归入普通的女生。阿明和阿援不再同校，不知是不是摆脱了阿援光圈的阴影，或者男生本来就是后发，阿明在中学里脱颖而出。他的绘画才能在壁报上表现出来。有一期壁报是关于支援古巴，抗击美国佬的，于是，题图上便是一个偌大的拳头，拳头底下是肯尼迪，艾森豪威尔，铁托，还有蒋介石，画成爬虫样，但眉眼毕肖。图画课老师在壁报前站了一时，然后赞道：这只拳头画得颇不错。自此就很注意阿明，常在阿明的画上修修改改，意即指导。一日，阿明在街上走，忽听身后有人叫他，回头一看，是老师，从自行车上下来。出了校门，师生间的界限多少会模糊一些，老师又年轻，三十出头的光景，论身量，只怕阿明还略高。此时，他们就有些像兄弟，并着肩走路，说说家常话。老师问阿明去哪里，阿明说去祖父母家送东西，拿给老师看，是一网兜板栗，板栗上用油纸包一块湖羊肉。阿明问老师去哪里，老师回答方才从清心堂做完礼拜出来，现在是回家。阿明说，不知道老师原来是基督教徒。老师笑道，其实不是，因父亲为清心堂做花匠，常听他说些牧师的布道辞，就也跟着听几回，不料索然得很，还不如父亲的传达有趣。老师学着他父亲的本地乡音，说上帝发大水，偷偷告诺亚造方舟逃命那一节。听起来，好像浦东说书，犹太人的经典变成坊间俗话，师生二人都笑了。同行一程，到环城电车站，分了手。下一日在校园里再见到，彼此就有了些亲切的心情，不久，老师就邀学生上家里去玩。
老师家住老西门内一条短弄，走进去，眼见到底，猛收脚转身，壁上破开一门，跨过门槛，险些儿踩空，原来有三级台阶，下台阶，略一回旋，即已进了一间灶披，左右都是杂物，夹一过道，便通往老师的家了。老师家房间的地上铺着菱形马赛克，显然曾经做过浴室，仔细打量，可见天花板下壁角里有残留的水管。房间里很凌乱，看得出没有女人的料理。老师是单身，母亲又早逝，所以，身上也是不讲究的。在这逼仄杂沓的屋内，推开一扇木窗，竟是草木葱茏，叶间挂着金盏花，不由眼睛一亮。这是出自父亲，一个老花匠的手，他一生与花木为伴。阿明是邀了同学一起去的，两个大男生立在巴掌大一块空地上，身前身后要不是皱巴巴的床铺，就是堆了菜碗饭锅的方桌，要就是摞了棉花胎的橱柜，还有一张躺椅，上面是瓶瓶罐罐的颜料，几乎都不敢动作，生怕打翻了什么。老师热情地指示他们坐在床沿，自己当地坐一把竹椅，支一画架，画一尊石膏头像素描，石膏头像险伶伶地搁在饭桌的一角。两个孩子就看老师画，老师告诉说，画画这事情，必要天天练，一天放下，就要花两天拾起。画了一气，他又让阿明来画，阿明从来没画过的，怎么敢乱动。那同学与老师一并来拉他，于是和老师换座位，接着老师往下画。竹椅和铅笔都热着，带了老师的体温。就是这样，这小屋虽乱，可却带了老师的体温。他头一次画素描，由老师一边指点，最终也画成了。半幅是老师熟练的笔触，半幅是他——一锅夹生饭，老师讥诮道。他就难为情地笑。老师说，没什么，画画就是个“练”字，只要舍得练，都能画出来。但老师并没有让那同学练，可见还是因人而异，有才华这一说。老师不说是“才华”，而是说“手势”，他说阿明你手势好。老师是由清心堂的一位牧师建议，在一家私人画室习了两年画，然后考入中师，毕业后分配到学校任教。他是将绘画当成手艺来对待，倘要说到美术史，亦多是类似逸闻轶事，比如达？芬奇到马路上去看野眼，将路人的脸作十三圣徒的底本，犹如他父亲将《圣经》讲成浦东说书。这样务实的作风倒是适合阿明，因为可操作。要讲“艺术”两个字，只怕会吓退他。在阿明，是连家人间都惮于亲近的，何况艺术那样伟大的事物，高不可仰。
之后，阿明就常常去老师家。母亲知道老师单给他开课，几次让阿明请来家吃饭，虽不叫拜师，师恩总是要谢的。但阿明不接话茬。在他这样的年纪，已经渴望独立的社交，不想让家人参与。还有一种不愿将家庭示人的心理，倒不是说对自己家有什么不满意，仅只是害羞。少年人，尤其是阿明，何其敏感而且脆弱，不晓得这里那里，怎么一来就会伤着似的。不过，当母亲让他带些家乡的土产给老师，阿明倒是照办了。那土产是上回给老师看过的板栗，湖羊肉，还有家养的母鸡和鸡蛋。阿明知道，老师，还有他的老父亲。都爱喝几杯的。晚上去，就会遇到父子俩在灯下对酌。下酒菜或一大盘卤水，或一大碗炖肉，或一整只烧鸡，也不斩开，就用手撕着吃。男人家的灶头，就是这么简单而结实。父子二人也不言语，最多说一声：你吃！这样凄清的温馨，叫人看了难过。阿明的到来，使气氛活跃。因为有外人的调节，父子间的对话也多起来。所以，老师是很欢迎阿明来访的。等他喝干酒，吃毕饭，将桌上碗盏一推，房间里还弥漫着酒菜的气味，连他手上的油腻还未擦去，师生俩就摆开架式画起来。阿明素描进步很快，不久就很有样子了。有一回，趁老师喝酒，在老师画了一半的素描上接下去，饭后，老师看了，说了一句：拼盘！再下一次，老师说的又是，一锅夹生饭——不过是倒过来，他的“生”，阿明的“熟”，意即学生超出老师。除去石膏素描，老师还带他写生，画桌上的杯盘，床上架上的衣物，那一扇窗外的花和叶——那其实只是天井里砖砌的一方花坛，只够栽一棵树，两株花，嵌在窗框里，竟然繁荣得很。写生，老师讲究快，要上速度，还与阿明打擂台，谁先脱手。等角角落落，粒粒屑屑都画完了，师生二人便走出，到室外去了。老师的自行车驮着阿明，阿明抱着二人的画具，穿过大街小巷，往江边码头去了。
有一日，去豫园写生，出来后，老师兴犹未尽，要带阿明再去看一个园子。园子内也有亭台楼阁，砖雕石刻，并不比豫园差的，可惜败落了。阿明问让不让进去呢？老师说原先是一家人独住，门户确很严，可是后来迁入一爿街道厂，专做棉毛衫裤，就很容易潜进了。说话间车已骑到一条卵石路，陡起一道高耸的白墙，将路都挟持得窄了。老师告诉这叫烽火墙，从墙的高度就可看出宅子的威仪。门果然洞开，亦无人看守，两人轻手轻脚入内，只听有机针的嚓嚓声，并不见人影。于是放大胆子，穿过彩石铺地的庭院，转过一弯月洞门，门边有几丛芭蕉，门上浅刻两个古体字。老师辨了一会辨不出来，只得作罢，再向里去。路经一个厅堂，青砖地上垒了数十个纸箱，半掩的门里，机针声更响亮地传出，想来就是棉毛衫工场所在了。他们走过一条内廊，落地窗扇下方，有木浮雕，刻的是扇子，葫芦，箫，拐杖什么的，老师说这是八仙的用物，俗称“暗八仙”。穿过回廊，到了义一个庭院，巍然立一座门楼。门楼上就好似一个小戏台，热热闹闹地雕有一行古人，携一匹马，还有无数云朵和浪花。阿明以为是，老师纠正还是八仙，“明八仙”，那马非是马，而是张果老的驴。老师接着指点说，这是明代的风格，注重写实。正说话，忽然头顶响起如雷贯耳之声：胡说八道，明代哪有这般细巧的东西？是清代，我最讨厌明代的东西，粗！他们回身抬头，看见身后一幢楼阁，推窗探出一个老者，俯向底下，还伸出一只手，指向老师：我平生最恨半瓶醋！待老师要申辩，老者忽一醒悟，叱问道：你们怎么进来的，分明私闯民宅！老师也撑不住了，转身拔腿就走，阿明紧紧跟上。二人慌忙中，又错了方向，记着曾走过一个厅堂，于是撞开一个门，却是另一个，几个女人在换衣服，锐叫起来，来不及地退出，又绊在门槛上。抱头鼠窜一阵，终于走出门，却又是另一扇，沿了烽火墙急急地走，好像溜边的老鼠。走到墙角，拐过弯，方才找到进去的那扇门，门口停着自行车，一前一后跳上车，一溜烟出了卵石路，路牌上“天灯路”三个字一闪而过。此时，两人才松下一口气，想想那老头并不会追上来，不由笑起来。这一笑不可收拾，车都歪了，干脆跳下车来，站在马路沿上弯腰捧腹地笑。内向的阿明从不曾这么样纵情地大笑，他也不曾做过这样冒险的事——私闯民宅，他想着这一句话就又笑起来。他们师生站在一片瓦顶板壁房屋之间，黑瓦上是大片的蓝天，有一些云正飞快地行走。老师强忍了笑，说，你有没有看见，他家养的一只鸡，肥得走不动，不晓得是明代的种，还是清代的种。两人再笑。师生二人并肩走了一段，然后又一前一后跳上了车。
可是，和老师一起的快乐时光不久就结束了，老师结婚了。老师的婚姻问题足有名的老大难，热心的同事都为他做过红娘。老师挺好说话的，介绍来的他大多满意，可女方就不那么将就了。老师家境贫寒，一个教书匠，还是教画画的，看不出有多大的出息。时间拖延久了，年龄上去了，就又成为一个缺点。介绍的人像走马灯一样地来，又像走马灯一样离去。其中有一个是国棉几厂的挡车工，老师特别中意，他本性是喜欢劳动类型的女性，身体结实，性格爽利，其实是有一种裸露的情欲的吸引，可这类女性往往又不赏识知识。老师他自己不把自己当知识人看，以为是手艺。可他怎么能左右世人的认识？所以，这一回不成功很是让老师伤心，他对了阿明就好几次表态，不准备讨老婆，一个人过很好。他还举一个朋友的例子说：一个人一顿可吃四个狮子头，结婚有了儿女，一人只可分到一个。但说归说，做归做，老师终还是结婚了。老师的妻子也是一个教师，教的是数学，学历比老师高，家在西区淮海路，父母也是知识分子，多少有些下嫁的意思，也因为她认识老师的才能。说起来应是知音，但阿明只见师母一面，就觉得并非老师所爱。师母长得很高，很瘦，前冲的额头下戴有一副眼镜，看人的眼光很严厉，极爱干净。从此，老师的家换了人间。墙刷得雪白，地上马赛克里嵌的泥垢也剔净刷白，家具换新，桌上柜上都铺了网眼的白纱巾。老师的父亲住到清心堂门卫室去，将房间腾给儿子媳妇，周日回来吃一顿饭。父子二人也被收拾整齐了，三口人围了桌子吃饭，桌上的汤菜都是素净的颜色。不知怎么，阿明觉着老师是拘谨的，使他想起自己的父亲。当然，在他这个年纪不会懂得，一个男人在家庭生活中的收敛与安定，其中意味着的归宿感。虽然师母对他很客气，可他知道以后是不能常来这个家了。老师呢，也并没有力邀他。
这样，他就升到了初三，面临考高中。凭他的成绩是可直升本校高中，但他心里并不满足，他想考上海中学。这当然因为上海中学是最有名望的一流中学，可是阿明自己的学校也很有渊源。人称是这城市校史最长的中学。在这个区域里，有的是历史。虽不是秦砖汉瓦，执意要追，也可追到南宋末年设置上海镇。然而，这也许就是阿明想考到外区去的一个原因。这个区域，有些令他恹气呢！他的家，也有些令他恹气。上海中学却是住读的。在这个老旧的城区里，似乎什么东西都变得易朽了。两条辫子环在脑后，系一对蝴蝶结的母亲，一夜之间头发剪到耳根，眼角长了细纹，热情与活跃演变成一种喜怒无常。妹妹阿援被中学的学业压得沉默了，母亲的情绪波动再雪上加霜，她甚至有些抑郁。母女俩的声色都黯然了，当年在台上演出失散后重逢的喜剧场面，已变得不可追及。父亲更不用说了，他几乎比祖父还显老，祖父尚有威仪，父亲由于在家中的地位则是畏缩的。还有老师，应该说，老师变年轻了，原先乱蓬蓬的头发如今梳成整齐的分发，毛料的裤缝笔直，皮鞋擦得铮亮，手里拎一个人造革的手提包，发福的脸面上不见一丝皱纹，可就是这安居乐业的表情，将他归进了中年男人。阿明有几次路过天灯路，抬头看见烽火墙上有几道裂纹正悄悄延伸开去。江边码头的防波墙也在皲裂和颓圮。汽笛声是喑哑的，连江上的水鸟都在老去。
母亲不同意他放弃直升，为了机会渺茫的上海中学。在人们眼里，上海中学是高不可及的，即便是同一分数线，那也是特殊阶层的孩子优先：高于，高知，名流，统战对象。出身一般家庭的孩子不是说进不去，而是必须有格外优异的成绩，方可问鼎。阿明是家中最寄托希望的孩子，阿大已进入一家中专技校，阿二学业平平，阿援是个女孩子，宝贝归宝贝，却是靠不住指望的，惟有阿明，从小真是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好。所以，这一家的感情结构渐渐产生变化，重心从阿援移向阿明。而如今他们都不是小孩子。小孩子的受重视仅只是受偏爱，成年的儿女则不同了，是有了责任。因此，阿明的选择就不止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负了家庭的重望。
阿明原本就是内向的性格，此时他都变得孤僻了。这是一个少年心理长成必经过的危险时期，外界的不利因素会无限夸大压力。母亲在家中惯有的专权，任何人都无法反对她的意志，在她刚烈的性子，又通常是以暴戾的方式来表达。在此情形下，阿明只有越加沉默。但是，如同俗话说的：什么最凶，不理睬最凶！阿明的沉默就有了一种抵抗的意味。甚至于，在他的沉默面前，暴怒反显得虚张声势。这不免更刺激了母亲。其实呢，这只是表面，内里，阿明是软弱的。母亲的叫喊让他害怕，而父亲无从措手足的样子尤其叫他辛酸。这一段，可是难为了父亲，他是连儿子都要讨好的。他晓得儿子的反抗无济于事，只会挫败自己的志气，但要是女人对儿子让步，他也会难过，她怎能受了这般委屈啊！看上去，他成了这家最低下的人，奉承女人，奉承儿子。多亏有了阿援，她在母亲和哥哥之间传递一些话，无非是哥哥向母亲要学杂费，或是母亲让哥哥加减衣服，就是这些闲账调和了气氛，使关系不至紧张到崩裂。于是，这段日子，阿明和阿援有了些真正的兄妹问的亲密，这亲密也是叫他难过的。可是，反抗的欲望是那么强烈，似乎超出了事情的本身，尽管有这许多的伤痛，他还是不能屈服。阿明实在是个温存的少年，倘若在一个惯于交流亲情的家庭里，他会生活得轻松。不凑巧的是，他的家人们都是那种不自觉的人，感情是木讷的，他这样的敏感，到头来就伤了自己。
初三的上学期，在僵持的空气中过去。一放寒假，阿明就到露香同路祖父母家去住。以往的假期，他们兄弟也有去祖父母家过的先例，但在此时，却有了些含意。是不应战，也是不妥协。而寒假过去，直升高中的名单就要定夺。形势就是这样急迫。母亲咬牙等了几日，终于按捺不住，去露香园路看他。正临年前，祖父母家一片杀鸡宰鹅，烹猪烹羊的节日气象。几家共用的灶披间里，换了盏一百支光雪亮的灯泡，壅塞了他们堂兄弟姐妹还有邻居家的一大群孩子。这边一盘石磨霍霍地推水磨粉做汤圆，那边煤炉上滋滋地熬着猪油，准备汤圆的馅，热汤热水中间，还挤了一张小方桌在打四十分。阿明挨在桌边观战。多日来的焦虑心情此时似也放松下来。当母亲踏进门，一眼看见阿明悠闲的样子，不由地勃然大怒，上前就来拉阿明。已经是那么大的儿子了，怎么能不顾他的面子，阿明本能地不服，他只轻轻地一拨，母亲就被拨到一边。就在这一刹那，阿明发现母亲只及他的耳畔，极弱小的一个，气恼里就加进了怜悯，更加痛楚。结果是夺门而出，推上表兄的自行车，跑得没影了。
阿援和两个大的跑了阿明的最要好的同学家，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这年冬天特别冷，弄堂里水管都爆裂了，阿明出走时，身上只穿了毛线衣，口袋里也没有钱。眼看着两天两夜过去，一点消息没有。母亲这种烈性的人，其实是易折的，很快就躺倒了。到第三天晚上，一家人正坐着发愁，忽听门响，阿援出去，看见阿明已推进东厢房，一个人低头坐在床沿。阿援又惊又喜，问他这几日去了哪里？停了一会儿，阿明才告诉，其实当天晚上他就回到祖父母家，但祖父母却让表哥陪他去了老家南浔。祖父母向看不惯母亲压抑父亲，继而又压抑孙辈，又气父亲没出息，制服不了女人。正好趁此机会给媳妇点颜色，替儿孙两代出气。人上了岁数就有些像孩子，行动做事不大考虑后果。但你也不能不佩服他们有洞察力，捏得人的软肋。倒是阿明这几日过得颇不安，头脑也渐渐冷静下来。其实事态到此，已和直升不直升，上哪一所中学无甚关系，在阿明这边，多就是一股子意气，冲着什么来的，是母亲，又不尽是。那几日，阿明和表哥住在南浔的堂叔家，堂叔家也是忙碌着准备过年。乡镇里将年节看得更重，仪式也更多。过年的同时还是祭祖的日子，各家都买了猪头，肥大的全鹅在笼上蒸，炭画店里忙着接活，替人画祖先的像。沿河几里都是集市，岸上是菜肉，岸下船里是鱼蟹。这繁荣的景象让阿明更感寂寞了。他一个人去了一趟小莲庄，小莲庄里几乎没人，塘里浮着残荷的梗叶，草木凋零，疏离的几幢楼在冬日单薄的阳光里显出了旧敝。这一番萧条倒合乎阿明的心情，因是像一面镜子照出阿明的苦闷。可是，有那么严重吗？他不自禁地感到疑惑。这就是救他出危境的助力了，是理性？亦不全是，还是宽容，来自于年轻的有希望的心。这样，他就想回家了。到家的晚上，他不肯去见母亲，母亲知道他回来，也已安静下来。就这样，母子俩都已准备让步，但谁也不先提。在母亲，是强硬，在阿明则是软弱，气氛却已经松缓下来。春节过去了，寒假也过去了，新学期来临。开始时还好，渐渐地就不那么正常了。怎么说呢？这应是最紧张的一学期，可相反，竟比以往更松弛，似乎，内部有一种秩序在涣散。果不期然，五月中旬，中央通过“五一六通知”；五月底北大教师聂元梓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六月中旬下达“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文化革命发端，大学中学停课，升学亦暂停。阿明和母亲的分歧就此消除，他们也不必再向对方表示自己的妥协了。
最初时，阿明感到一身轻松，他既不必服从母亲——在经过这么坚决的反抗之后，再趋于服从总是难堪的，现在不会有这难堪了；而且，他也不必冒险了。其实，真让他考上海中学，他也是打怵的。他将自己逼进了一个什么样的绝境啊！现在好了，他解放了。他真没想到，他的困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解决的。这是一次未完成的革命，又是一次大革命的小小预演。阿明参加了红卫兵，其时，红卫兵是以有组织的方式形成，就好比少先队和共青团的组织。阿明不是那种进步意识彰显的学生，他多少是随大流，但决不是甘于落后的。而很快，他就成了重要人物，因为他的绘画才能。历来的革命，都是需要艺术的。艺术有一种夸张的本质，可以强调革命的意义。革命呢，亦同样有一种夸张的性格，可供艺术发挥它的专长。所以，这两件东西往往不谋而合。阿明就这样投入到革命中去了。原先只是在壁报上题图，或是画板上速写，如今则需将画幅开得极大，撑足一整个宣传栏，有时是将白报纸连起来，从楼顶悬到楼底，等到他名声渐渐走出校外，就到了电影院上方的海报版块。真是豪迈！他特别热衷于描绘盛大的场面，人物众多，有造型感。比如“破四旧”，人们将店招牌当街砸烂，点火燃烧；黄浦江边游行队伍，红旗海洋；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他是从新闻照片上看见这场面。他喜欢城楼上方高广的天空，底下汹涌的人潮，还有那些脸庞上激动的表情——他总是向往外在的形态，就像他小时候羡慕阿援能够生动地表达感情，现在他也有了表现的方式，略微曲折的，就是绘画。这些图画的奔放格调，与他这个人的气质似是不相符的，可惟是它们，才能够寄存他阿明的心胸。他自小生活在逼仄的街巷，头上的天空，都切成一条一条的，他屈抑得够久的了。现在，终于奔突出来。
和所有的学生一样，阿明也一直筹备着去北京串联，可这边，活计堆成了山。他一周推一周，“八？一八”第一次接见错过了，“八？三一”第二次也过了，“九？一五”又过去了，十月一日，十月十八日都相继过去，他还是脱不开身，而革命则呈现出无政府状态。红卫兵开始分裂成一个个战斗队，大致可划为保皇派和造反派，其间再分为各种小派，名目就多了，有的是同意造反却不愿属于造反派，亦有的是同意保皇也不愿归属保皇派。林林总总，都来拉阿明。甚至还有几个所谓“逍遥派”的同学来与阿明商议，自立山头，也建一个什么战斗队。革命的神圣性逐渐瓦解，阿明的热情也冷却了。他本来没有什么政治主张，对这场革命的要旨更说不上了解，他只是一个社会性挺强的人，自觉地遵循社会准则。到这时节，社会全面性地无组织无纪律，他便落入茫然。好在，无论哪一派别，拉他无非都是画宣传画，所绘制的，也都是宏大的革命场面，充斥着战斗的激情。从这一点来看，革命又是有着共同的性质，而阿明呢，就此保持了朴素的革命观念。他奔走于各个敌对的派别之间，完全不明白他们的分歧是在何处，有时他也试图去了解，却被一堆激烈的言辞吓退回来。他们用同一本毛主席语录，甚而同一种马克思列宁的言论，结论却是决不能调和的。阿明很快就放弃了要搞明白的企图，只专心在绘制图画。要求绘制的画面越来越大，似乎表示着宣言的力量。阿明立在梯架上，颜料装在铅桶里，操着排笔大小的画笔，他忽觉得自己就像个油漆工，继而想到英文“PAINtItING”这个词，确是有绘画与油漆双重解释的。再又想起老师讲的意大利那个叫提香的人，给教堂画穹顶画。他这不是接近艺术的起源了吗？他这么想着，并没觉察到潜意识里的讥诮，如果他认真地追问，会发现自己其实并不相信，不相信什么？不相信这些革命的名义。但他没有追问。这里有没有一点逃避的意思？逃避危险的答案，他依然不觉察。所有的意识都在懵懂之中，可时代的复杂性却来临了。
有一日他回家拿东西，父亲和母亲都在家，这才想起这是星期天。厨房里家家都在烹煮假日的菜肴，一股猪肚的肥腴香味弥漫四处，大人在喊小孩子拷油打醋，小孩子则百般逃脱。他想起了以往的和平的日子，离他已经退远了，不料想，这日子还在继续着。母亲没对他说什么，自从那场风波，她对这儿子有些畏惧。也正因为这畏惧，她发现儿子长大了，而自己则不由地孱弱下来。父亲看着他找到要找的东西，又跟他出门，背着手站在一边，看他弯腰开自行车锁，忽然说道：古人有言，一仆不事二主，从一而终。阿明抬头看看父亲，父亲也看他。阿明说：这是什么意思？父亲哈哈一笑：不足为训！阿明发现了父亲的油滑，油滑里是世故。就像前面说过的，在这老城厢里，街头坊问，走着的都是这样的男人，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阿明又一次地想：生活还在继续。他骑上车离开家，耳边却重复着父亲的话：一仆不事二主，从一而终。什么话！何其陈旧，可是不幸的是，它恰恰针对着阿明的处境。一时上，这场崭新的运动变成了旧戏文。阿明不禁有些生气，发狠地踩着自行车踏脚。然而，四下里都是新气象，旧招牌换成新招牌，旧街名也换成新的了，那旧屋瓦上覆盖了新红旗。他箭似地驶到地方，下车登上高梯。这是一幅长卷式的宣传画，在昔日的广告墙上，干活的人已经到了几个，在各自负责的板块上工作。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共同占领了这一块宣传阵地。底下围了许多行人，仰头看他们作画，转身之间，阿明看见人群里有几张熟悉的面孔，就涌上来一些虚荣心。画上的人和物都要超出常态大小的数倍，如他们近距离的，视野里只容下局部，便是一片片色彩热烈的斑块。阿明的心，昂扬起来。他登高几级，画上端的一名红卫兵的脸庞，不自觉地将她画得有些像阿援。他稍抬眼睛，就越过了宣传栏，那后面是一片矮屋，千家万户的样子，有鸽群贴了屋顶飞翔。他有些鼻酸，似乎，一股悲悯在渐渐升起。他感谢这场革命，虽然他参不透革命的用意，可他充满感激之情，感激它将他拯救出平庸的生活。
这一天，阿明从画图的地方回自己学校。这一回，他出了本区，在外区的宣传栏上工作。山头林立的红卫兵组织，跨过校际区际，纵横联合，分裂的形势依然，却是在更大范围内，分与合的规模都扩展了。天已向晚，自行车磕磕楞楞地压过石卵路。为抄近道，阿明有意从这条巷子里穿行。不到上灯的时间，巷子里已很暗，前方有一眼老虎灶，灶口里的火光更加深了夜色。忽然间，他的自行车轮被什么卡住了，没容他低头看，人也被钳制住了。瞬息之间，有七八个人围上来，将他拉下车，一拥而走。脚步声在卵石路面上激起纷沓的回声，有人从对面走来，将身体贴在墙上，让他们通过。在这非常的年月里，随时都会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人们都已经习惯了。那几个人将阿明紧紧夹在当中，脚上的鞋被踩掉。却不允他弯腰提起，结果，鞋就彻底脱落。他赤着一只脚走在巷道里，鹅卵石圆润地硌着脚心。可是很快就转上水泥街道，路面变得粗糙了，中途还踩到一个锐利的金属物，划破了脚掌。在此同时，他的衣袖也被拉扯得绽线，衣襟前的扣子崩掉两粒。他就这么着被推上一段楼梯，在一道门槛上绊了一下，进了房间，然后门砰一声关上了。天已经完全黑了，阿明又处在极度的惊惧中，半天回不过神。但等喘息稍定，四下里微明起来，他看见自己立在巴掌大的一块空地上。这是一间极小的屋子，一半堆了杂物，轮廓模糊。有一扇窗户，横一根木条钉死了，透过半扇窗玻璃，看得见一侧伸过来的屋檐，檐下有落水铁管。他看清这小屋其实是一间厕所，杂物所堆之处正是便池，他的脚边则是一具水斗。他先在水斗上坐下，努力去想他的处境，可思路被尿急打断了。他起身将那堆杂物从便池上撤下，都是折了腿的课桌椅，所以他断定这是一所学校。他拆出可容一个人弯腰的空间，挤身进去解决了问题，试着扯一下水箱拉线，只听一阵汹涌的水声，竟然还管用。水流声激荡了很久，在空荡荡的楼房里穿行。阿明身上轻松，头脑也清明了许多。他想，他一定是被哪一派的组织劫持了，因他为许多派组织服务，所以也就无从确定劫他的究竟是哪一派，又为什么要劫持他。他，只是一个画匠，一个油漆匠。这一晚上，没有人来理会他，他坐在一张瘸腿的课椅上，凭这张课椅的高矮，他进一步推测这是一个小学校。此时，小学也停课了。他坐在课椅上，看着窗玻璃外的那块天空，由深蓝到墨蓝，再到黑，然后又一点一点变浅。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