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问是旧社会过来的人。”
“前几天我给小将们写过一封信。”
“少啰唆，你！”
“谁不知道你住这院儿！”
“我们知道你那封信！”
形势立刻紧张起来。人们剑拔弩张，大有要从南屋门口揪下司猗纹之势。
“可那不是一封普普通通的信，也不是专为交几件东西而写的信。那是一封请罪信。”司猗纹说。
眼前这剑拔弩张的阵势，使司猗纹想到也许她的一切计划就要破灭，也许他们还是要把她从台阶上揪下来推上一张方桌，再摘下随便一个柜门儿作牌子给她挂上脖子，她就要扮演起她应该扮演的角色了。谁知她这两句以解释那信为开始的开场白，却使人稳住了阵脚。那么现在她应该不失时机地、按部就班地把这场戏（真实的戏）演下去。要演，她准备了数日的那个长篇演说当然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她不顾一小股一小股的骚乱，她坚持下去了。
她说，她万万没想到就这么一封微不足道的认识尚浅薄的请罪信，真惊动了革命小将，还有革命干部革命的大婶儿大妈。她从灵魂深处感到他们不是来造她的反的，是来帮她造封资修的反，帮她摆脱封资修的束缚，帮她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因为谁也没有把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她说，她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也是一个旧社会的受害者。
她说，她恨透了旧社会，连旧社会遗留给她的家具都恨。就说那张桌子吧，那不是一张普通的桌子，那是一张麻将桌。她恨诱了那些坐在桌旁的夜晚，恨透了坐在桌子四周的那些人——当然，她也在那里坐过，所以她连自己都恨。再看那边那张大长桌子吧，那是一张紫檀的写字台。谁造的？是能工巧匠，能工巧匠就是工人阶级；再看看上面的云母片（现在眉眉才知道那“彩蝶”叫云母），好看吗？好看。是谁把它镶上去的？能工巧匠，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造的桌子怎么进了他们庄家呢？那是剥削。剥削就是丑的，是不劳而获是白拿，是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自己的原来是人家的。再看那架钟，那是架外国钟。哪国的？德国的。德国的东西为什么挂在中国人家里？那是外国侵略的缘故。外国入侵略了你，你还挂人家的钟，那叫什么？叫洋奴。洋奴就是她的公公她的丈夫。她也挂了听了，所以也不能说和洋奴思想无关。可她是个妇女，妇女从来都是在最底层，在最底层就得盼解放。她打过麻将听过德国钟响，可她是个妇女，也在最底层，也盼解放。新中国解放了她，可解放得并不彻底。为什么？就因为她和家庭划不清界限，因此她参加社会工作才朝三暮四没有长性，没有长性才使她没有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干部，因而她不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眼前这几间北屋这一堆家具就整整拖累了她一辈子，一个人整天在这些旧家具堆里出来进去，那界限没个划清。所以她就得把它们交出去。她感谢这个红彤彤的时代给了她一个交家具的机会，不然她往哪儿交？没地方交就得卖，卖，就又变成了钱，钱就又成了剥削钱是万恶之源。那么她得再次感谢这个红彤彤的时代给了她一个上缴的机会。还有，这房她也得交，要交就捡好的交，交好房。这四间北房是少了点，少得有点拿不出手。才够几户住？顶多一户。她欢迎觉悟最高的、最大公无私、最具有革命精神的、最关心群众、最有利于她思想改造的家庭搬进来，让这个院子也改换一下这死气沉沉的空气，让这死气沉沉变成生动活泼、天天向上、意气风发。她早就等待着这一天，从今天起她会更加等待着这一天……
再过一会儿司猗纹的讲话就要结束了，可惜还是有人打断了她。几个小将跨到她跟前，横眉直目地对她说：“行了行了，滚开吧，我们要搬东西了。”
司猗纹这才眼睛潮湿着住了嘴闪在一边。她对她那演讲的被打断虽然感到些许遗憾，但她确信那感情是达到了一个高潮。
他们开始行动起来，一面按司猗纹的清单清点数目一面往外抬。家具们被抬出大门抬上几辆平板车。
司猗纹也在人群中忙乱着，她不时将那些零碎递到他们手里。虽然他们不跟她说话，她却一直激动着，因为她已经感觉出他们对她那演讲的默认了。她所以激动还因为她那连自己也没料想到的滔滔不绝，那是什么？那只能说是她感情的自然流露，她压抑了许多年的感情的自然流露。她不相信那演讲是不真实的，那的确是她面对这个红彤彤的时代的真情实言。尽管她也不可避免地收到了一声“滚开”，但那也仅是一句“滚开”而已——一句最最客气最具人情味儿的“滚开”。
东西很快就被搬光了，一位小将在依次清点了数目之后给司猗纹开了一张收条。最后街道主任罗大妈拿出一只大黑锁锁住了北屋门，又有人在门上贴了两张十字交叉的大封条。人们正要离去，司猗纹却又叫住了他们。
一院子人都愣住了。
她对他们说还有一件事，这件事她本想隐瞒起来，但是革命群众对她的友好态度使她受到了教育，她决心要彻底革命。她宣布的事情使就要散去的众人又聚了过来。
司猗纹当众宣布说她的公公临死前在北屋房后埋过东西，是什么东西她不知道，她曾经去房后找过，但什么也没找着。现在她只能提供给大家一个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