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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有多远(一)

作品:永远有多远 作者:铁凝 字数: 下载本书  举报本章节错误/更新太慢

    白大省在70年代初期,当她七八岁的时候,就被胡同里的老人评价为“仁义”。在70年代初期,这其实是一个陌生的、有点可疑的词,一个陈腐的、散发着被雨水洇黄的顶棚和老樟木箱子气息的词,一个不宜公开传播的词,一个激发不起我太多兴奋和感受力的词,它完全不像另外一些词汇给我的印象深刻。有一次我们去赵奶奶家串门,我读了她的孙女、一个沉默寡言的初中生的日记。当时她的日记就放在一个黑漆弓腿茶几上,仿佛欢迎人看似的。她在日记中有这样几句话:“虽然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但我的革命意志不能消沉……”是的,就是那“消沉”二字震撼了我,在我还根本不懂消沉是什么意思时,我就断定这是一个奇妙不凡的词,没有相当的学问,又怎能把这样的词运用在自己的日记里呢。我是如此珍视这个我并不理解的词,珍视到不敢去问大人它的含义。我要将它深埋在心,让时光帮助我靠近它明白它。白大省仁义,就让她仁义去吧。

    白大省也确实是仁义的。她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曾经把昏倒在公厕里的赵奶奶背回过家(确切地说,应该是搀扶)。小学二年级,她就担负起每日给姥姥倒便盆的责任了。我们的姥姥不能用公厕的蹲坑,她每天坐在屋里出恭。我们的父母当时也都不在北京,那几年我们与姥姥相依为命。白大省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中国很多城市都在放映一部名叫《卖花姑娘》的朝鲜电影,这部电影使每一座电影院都在抽泣。我和白大省看《卖花姑娘》时也哭了,只是我不如她哭得那么专注。因为我前排的一个大人一边哭,一边痛苦地用自己的脊梁猛打椅子背,一副歇斯底里的样子。他弄出的响动很大,可是没有人抱怨他,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忙着自己的哭。我左边那个大人,他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银幕,任凭泪水哗哗地洗着脸,一条清鼻涕拖了一尺长他也不擦。我的右边就是白大省,她好像让哭给呛着了,一个劲儿打嗝儿。就是从看《卖花姑娘》开始,我才发现我的表妹有这么一个爱打嗝儿的毛病。单听她打嗝儿的声音,简直就像一个游手好闲的老爷们儿。特别当她在冬天吃了被我们称为“心里美”的水萝卜之后,她打的那些嗝儿呀,粗声大气的,又臭又畅快。“老爷们儿”这个比喻使我感到难过,因为白大省不是一个老爷们儿,她也不游手好闲。可是,就在《卖花姑娘》放映之后,白大省的同学开始管她叫“白地主”了,只因为她姓白,和《卖花姑娘》里那个凶狠的地主一个姓。有时候一些男生在胡同里看见白大省,会故意大声地说:“白地主过来喽,白地主过来喽!”

    这绰号让白大省十分自卑,这自卑几乎将她的精神压垮。胡同里经常游走着一些灰色的大人,那是一些被管制的“四类分子”。他们擦着墙根扫街,哈着腰扫厕所。自从看过《卖花姑娘》,白大省每次在胡同里碰见这些人,都故意昂头挺胸地走过,仿佛在告诉所有的人:我不是白地主,我和他们不一样!她还老是问我:哎,除了和白地主一个姓,你说我还有哪儿像地主啊?白大省哪儿也不像地主,不过她也从未被人比喻成出色的人物比如《卖花姑娘》里的花妮,那个善良美丽的少女。我相信电影《卖花姑娘》曾使许多年轻的女观众产生幻想,幻想着自己与花妮相像。这里有对善良、正义的追求,也有使自己成为美女的渴望。当我看完一部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屈》之后,我曾幻想我和影片中那个宁死不屈的女游击队员米拉长得一样,我惟一的根据是米拉被捕时身穿一件小格子衬衣,而我也有一件蓝白小格衬衣。我幻想着我就是米拉,并渴望我的同学里有人站出来说我长得像米拉。在那些日子里我天天穿那件小方格衬衣,矫揉造作地陶醉着自己。我还记住了那电影里的一句台词,纳粹军官审问米拉的女领导、那个唇边有个大黑痦子的游击队长时,递给她一杯水,她拒绝并冷笑着说:“谢谢啦,法西斯的人道主义我了解!”我觉得这真是一句了不起的台词,那么高傲,那么一句顶一万句。我开始对着镜子学习冷笑,并经常引逗白大省与我配合。我让她给我倒一杯水来,当她把水杯端到我眼前时,我就冷笑着说:“谢谢啦,法西斯的人道主义我了解!”

    白大省吃吃地笑着,评论说“特像特像”。她欣赏我的表演,一点儿也没有因无意之中她变成了“法西斯”就生我的气,虽然那时她头上还顶着“白地主”的“恶名”。她对我几乎有一种天然生成的服从感,即使在我把她当成“法西斯”的时刻她也不跟我翻脸。“法西斯”和“白地主”应当是相差不远的,可是白大省不恼我。为此我常作些暗想:因为她被男生称作了“白地主”,日久天长她简直就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地主了吧?地主难道不该服从人民么?那时的我就是白大省的“人民”。并且我比她长得好看,也不像她那么笨。姥姥就经常骂白大省笨:剥不干净蒜,反倒把蒜汁沤进自己指甲缝里哼哼唧唧地哭;明明举着苍蝇拍子却永远也打不死苍蝇;还有,丢钱丢油票。那时候吃食用油是要凭油票购买的,每人每月才半斤花生油。丢了油票就要买议价油,议价花生油一块五毛钱一斤,比平价油贵一倍。有一次白大省去北口买花生油,还没进店门就把油票和钱都丢了。姥姥骂了她一天神不守舍,“笨,就更得学着精神集中,你怎么反倒比别人更神不守舍呢你!”姥姥说。

    在我看来,其实神不守舍和精神集中是一码事。为什么白大省会丢钱和油票呢,因为九号院赵奶奶家来了一位赵叔叔。那阵子白大省的精神都集中在赵叔叔身上了,所以她也就神不守舍起来。这位姓赵的青年,是赵奶奶的侄子,外省一家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在他们歌舞团上演的舞剧《白毛女》里饰演大春的。他脖颈上长了一个小瘤子,来北京做手术,就住在了赵奶奶家。“大春”是这胡同里前所未有的美男子,二十来岁吧,有一头自然弯曲的卷发,乌眉大眼,嘴唇饱满,身材瘦削却不显单薄。他穿一身没有领章和帽徽的军便服,那本是“样板团”才有资格配置的服装。他不系风纪扣,领口露出白得耀眼的衬衫,洋溢着一种让人亲近的散漫之气。女人不能不为之倾倒,可与他见面最多的,还是我们这些尚不能被称作女人的小女孩。那时候女人都到哪儿去了呢,女人实在不像我们,只知道整日聚在赵奶奶的院子里,围绕着“大春”疯闹。那“大春”对我们也有着足够的耐心,他教我们跳舞,排演《白毛女》里大春将喜儿救出山洞那场戏。他在院子正中摆上一张方桌,桌旁靠一只略矮的机凳,机凳旁边再摆一只更矮的小板凳,这样,山洞里的三层台阶就形成了。这场戏的高潮是大春手拉喜儿,引她一步高似一步地走完三层“台阶”,走到“洞口”,使喜儿见到了洞口的阳光,惊喜之中,二人挺胸踢腿,做一美好造型。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设计,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是我们的心中的美梦。胡同里很多女孩子都渴望着当一回此情此景中的喜儿。洞口的阳光对我们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在于我们将与这卷发的“大春”一道迎接那阳光,我们将与他手拉着手。我们躁动不安地坐在院中的小板凳上等待着轮到我们的时刻,彼此妒忌着又互相鼓励着。这位“大春”,他对我们不偏不倚,他邀请我们每人至少都当过一次喜儿。惟有白大省,惟有她拒绝与“大春”合作,虽然她去九号院的次数比谁都多。

    为了每天晚饭后能够尽快到九号院去,白大省几次差点和姥姥发火。因为每天这时候,正是姥姥出恭的时刻。白大省必得为姥姥倒完便盆才能出去。而这时,九号院里《白毛女》的“布景”已经搭好了。啊,这真是一个折磨人的时刻,姥姥的屎拉得是如此漫长,她抽着烟坐在那儿,有时候还戴着花镜读大32开本的《毛主席语录》。这使她显得是那么残忍,为什么她一点儿也不理会白大省的心呢?站在一边的我,一边庆幸着倒便盆的任务不属于我,又同情着我的表妹白大省。“我可先走了”——每当我对白大省说出这句话,白大省便开始低声下气而又勇气非常地央求姥姥:“您拉完了吗?您能不能拉快点儿?”她隔着门帘冲着里屋。她的央求注定要起反作用,就因为她是白大省,白大省应当是仁义的。果然门帘里姥姥就发了话,她说这孩子今天是怎么啦,有这么跟大人说话的吗?怎么养你这么个白眼儿狼啊,拉屎都不得消停……

    白大省只好坐在外屋静等着姥姥,而姥姥仿佛就为了惩罚白大省,她会加倍延长那出恭的时间。那时我早就一溜烟似的跑进了九号院,我内疚着我的不够仗义,又盼望着白大省早点过来。白大省总会到来的,她永远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虽然她是那么盼望“大春”会注意到她。只有我知道她这盼望是多么强烈。有一天她对我说,赵叔叔不是北京户口,手术做完了他就该走了吧?我说是啊,很可惜。这时白大省眼神发直,死盯着我,却又像根本没看见我。我碰碰她的手说,哎哎,你怎么啦?她的手竟是冰凉的,使我想起了冰镇杨梅汽水,她的手就像刚从冰柜里捞出来的。那年她才十岁,她的手的温度,实在不该是一个十岁的温度,那是一种不能自己的激情吧,那是一种无以言说的热望。此时此刻我望着坐在角落里的白大省,突然很想让“大春”注意一下我的表妹。我大声说,赵叔叔,白大省还没演过喜儿呢,白大省应该演一次喜儿!赵叔叔——那卷发的“大春”就向白大省走来。他是那么友好那么开朗,他向她伸出了一只手,他在邀请她。白大省却一迭声地拒绝着,她小声地嘟囔:“我不,我不行,我不会,我不演,我不当,我就是不行……”这个一向随和的人,在这时却表现出了让人诧异的不大随和。她摇着头,咬着嘴唇,把双手背到身后。她的拒绝让我意外,我不明白她是怎么了,为什么她会拒绝这久已盼望的时刻。我最知道她的盼望,因为我摸过她的冰凉的手。我想她一定是不好意思了,我于是鼓动似的大声说你行你就行,其他几个女孩子也附和着我。我们似乎在共同鼓励这懦弱的白大省,又共同怜悯这不如我们的白大省。“大春”仍然向白大省伸着手,这反而使白大省有点要恼的意思,她开始大声拒绝,并向后缩着身子。她的脑门沁出了汗,她的脸上是一种孤立无援的顽强。她僵硬地向后仰着身子,像要用这种姿态证明打死也不服从的决心。这时“大春”将另一只手也伸了出来,他双臂伸向白大省,分明是要将她从小板凳上抱起来,分明是要用抱起她来鼓励她上场。我们都看见了赵叔叔这个姿态,这是多么不同凡响的一个姿态,白大省啊你还没有傻到要拒绝这样一个姿态的程度吧。白大省果然不再大声说“不”了,因为她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咕咚”一声她倒在地上,她昏了过去,她休克了。

    很多年之后白大省告诉我,十岁的那次昏倒就是她的初恋。她分析说当时她恨透了自己,却没有办法对付自己。直到今天,三十多岁的白大省还坚持说,那位赵叔叔是她见过的最好看的中国男人。长大成人的我不再同意白大省的说法,因为我本能地不喜欢大眼睛双眼皮的男人。但我没有反驳白大省,只是感叹着白大省这拙笨之至又强烈之至的“初恋”。那个以后我们再也未曾谋面的赵叔叔,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当年驸马胡同那个十岁的女孩子白大省,就是为了他才昏倒。他也永远不会相信,一个十岁的女孩子,当真能为她心中的美男子昏死过去。他们那个年纪的男人,是不会探究一个十岁的女人的心思的,在他眼里她们只是一群孩子,他会像抱一个孩子一样去抱起她们,他却永远不会知道,当他向她们伸出双臂时,会掀起她们心中怎样的风暴。他在无意之中就伤了胡同里那么多女孩子的心,当他和三号院西单小六的事情发生后,那些与他“同台”饰演喜儿的小女孩才知道,他其实从来就没有注意过她们,他倾心的是胡同里远近闻名的那个西单小六。为什么一个十岁的小女孩能为一个大男人昏过去呢,而西单小六,却几乎连正眼都不看一下那“大春”,就能弄得他神魂颠倒。